“追随”三部曲（《追随他的旅程》《少年巴比伦》《天使坠落在哪里》）的营造旷日持久。早在2008年，30岁的叙述者路小路便对着女诗人张小尹，开始回忆90年代初那个20岁的路小路。紧接着，路小路把故事时间追及到1991年前后。叙述者由莫镇出发，故作深沉地讲述着关于“寻找”的故事。一直到2013年，作为终章的《天使坠落在哪里》才终于诞生。中断的几年中，路内告别路小路，要去调试别样的语气和综合。路内对终章始终念兹在兹：毕竟90年代的情绪弥漫不去，些微人生况味就要征用起回忆的药剂。而《天使》要如何使人物定型、三部曲要怎样才能闭合，也就使《天使》成为我重读“追随”三部曲的起点。

《天使》中的路小路沉浸在对厂医姐姐（白蓝）的怀念中。他无比厌倦自我，而又没有离开戴城的机会。路小路眼中的路小路，是在儿童乐园开飞碟的路小路是在炸鸡店做钟点工的路小路是倒卖毛片被报复去婚纱店打工又被坑的路小路，如此委顿不堪。路小路讲述的90年代，起自油滑、戏谑的喜剧，而终于庄严、净化的悲剧。

文学作品的结尾都是定型的。路小路谢幕的时刻，也正是三部曲终结与解谜的瞬间。阅读《天使》，从小说的结尾开始。我们的主人公路小路为寄身的婚纱店讨债失败，又一次途穷，从上海返回戴城。他跳下站台捡烟，俯身伸出手的老情人宝珠在日光灯前恍若天使。路小路好像不用再坠落下去了，他感到接近了天堂。他对自己说：“我亲爱的宝珠，傻矬傻矬的宝珠，从童年时代姗姗而来长着胡子的宝珠，此时此刻，终于化身为神。”他热泪滚滚，呆立不动。黑夜无比庄严，这是路小路的弥赛亚时刻，时间停止了。

这个结局如此善感抒情，甚至改变了前两部结尾的追忆动作。在《少年巴比伦》的结尾，30岁的路小路坐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回望戴城，故事结束于过去时态。“我”安静地看着一个20岁的少年哭泣，“仿佛把我20岁那年的伤感也一起滴落在了路途上”。而《追随她的旅程》也是叙述者的回忆视角。《追随》在《尾声》一章重回《引子》中的叙述时刻。欧阳慧和杨一的故事俱已结束，“我”停止了回忆，陪着小蓓（于小齐的女儿）看莫镇风景。前两部的叙述莫不在结尾时回到了前一个叙述层。

如路内坦承的，《天使》的结构略显错乱。在《天使》的序章中，路小路直陈不再只讲述自己的故事。情节的配比也向杨迟、小苏、戴黛和宝珠们倾斜。然而小说的结尾定格在了主人公路小路与宝珠的重逢场景，而不再靠叙述者的回忆收束起叙述。《天使》为什么要在一个过去的时刻封闭起故事，为什么一切故事又回到了路小路身上，使《天使》的结尾成了一个值得分析的症候。

张定浩、康凌等人的评论触及了同一个问题：叙述者与人物的“真诚”问题。张定浩认为《追随她的旅程》与《天使坠落在哪里》，是那些有缺陷的圣徒以滑稽天使的面目降临于我们自身的故事，对卑微者的体贴显示了作者道德的温柔与诚实。他认为三部曲的叙述者与人物都是诚实的。康凌则在路内式的叙述者身上发现了90年代的“真诚”话语背后的体制性困境。实际上康凌细读《十七岁的轻骑兵》时发现的这一文本症候早已横亘于“追随”三部曲之中。在整个三部曲之中，被讲述的路小路总是被讲故事的路小路跳出来打断。这当然是被隐含作者设计出来的叙述者不断进行自反的结果。当新世纪的路小路回望90年代的戴城时，他必须装上一副油滑语调，才能疗愈小城少年们的残酷青春。路小路们所坚持的“真诚”，是指向90年代体制性困境的自我疗愈。回到戴城重逢宝珠，是真诚的路小路在最后一次挫折之后，被叙述者强制置入了和解之中。

第一人称叙事其实是“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象征。叙述者和主人公同一的文本形式，非常容易使叙述沦为当下流行的小我故事。这时必须有另一个路小路的声音才能使叙述挣脱青春小说的自恋、怀旧腔调。作为现代的高文体，小说需要展示自我的起源、定型和社会化构造。小说中的“自我”是否足够具体，能否自我反省，也意味着文本阅读能否召唤出个体感。在此意义上，三部曲首先是路小路的自我诞生、发展的历史。其次，三部曲不仅是路小路个人的精神史，还收入了90年代大框架下其他小人物们的歌声。前两部中，一个不断自反的叙述者竭力担保着叙述的真诚，但这种连续的真诚却在《天使》的结尾中断了。小说的最后一章中，杨迟去了上海，苏力去了北京，戴黛被一对美国夫妇收留，路小路置身其中的情感共同体终于消亡。在《少巴》的第一章，30岁的路小路想到90年代的戴城，忍不住喟叹道：“这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追随》的《引子》中，叙述者路小路故作深沉道：“爱和死，都是浓缩的结果，寻找则是一种稀释。”不妨将叙述者路小路的陈述视作事后性的自我认识。在《天使》的结尾到来之前，路小路每个自我认识的时刻，迎来的都是一种失望的个体感。

所有的人物中，只有路小路的结局勉强而难于定型。当伙伴们纷纷离开之际，路小路只有再一次回到戴城，十分侥幸地遇到宝珠（也是作为复数的“她们”之一），通过将宝珠想象为天使，安顿自己本该又一次失望的心灵。此时的路小路虽然不再失望，但仍然悬而未决。兼叙述者与人物于一身的路小路，刚刚坠落下站台，仰望着光芒万丈的宝珠。比照《天使》与《少巴》《追随》两部，小说的结构稍显混乱。但不妨重回《少巴》和《追随》结尾时的叙述者心态，我们发现那些伤感心绪到了《天使》的结尾被扭转成了一种庄严态度。正是这样的反转显示出《天使》作为终章的意义：“我”曾经对世界无比厌倦与绝望，但也始终在试图与它和解，即使只是想象性的和解。

《少巴》是在少年往事中重建信仰的巴比伦城。《追随》将《西游记》重构为一个通过寻找稀释爱与死的故事，“追随”的动作则是以追忆来寻找。《天使》也有着类似的寓言性：叙述者“我”怀抱诗意的热望，“讲所有人的故事”。在前两部的叙述中不断跳入的评论和讽刺，到了《天使》之中已经被逐渐稀释。遗憾的是，叙述者路小路如此真诚如此武断，而受述者路小路却如此虚无如此失败。一旦人物的虚无感不再被后置的叙述所体贴，“追随”的动作也就无法延续下去。

小说家阿城曾经以青春小说的类型，高标王朔的名作《动物凶猛》。如果说《动物凶猛》用街区少年的形象为60年代存照，那么路内的三部曲则通过那些真诚的小城少年，赋形了一个更加具体的90年代。面对浩浩荡荡的90年代，年轻的路小路们显得过于真诚而孱弱。他们的自我刚刚诞生，却难于发展。他们在体制性困境下成长、反抗与失败，坚持骄傲地展示着弱者的真诚。这一次，是内容的强度压倒了形式，使本应“讲述所有人的故事”的《天使》，还是如一个不知所终的长镜头一般，回到了路小路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