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比寿花园广场》里面，主要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一个中国籍女人“我”，一个在日朝鲜族男人韩子煊。两个在日本生活的人，在去北京的飞机上相识，吃过一顿晚饭，摸了一下屁股，回到东京，在“我”渴望的惠比寿花园广场租了个房子住到了一起。

没有说过“我爱你”，好像因为爱的对象一些羞于启齿的事情，作者没有让人物互相讲过“爱”字。但知道可能是爱，可能不是最好的爱，但应该是爱。不仅仅是因为在飞机餐时，韩子煊向“我”推过来的奶酪，不仅仅是因为第二次见面韩子煊就要求摸一摸“我”的屁股是凉是热，而是韩子煊做这些举动的时候，他对待“我”的态度，是非常自然的。这种自然，就好像是他痛彻过某个道理而明白一言一行的来龙去脉后产生的自然，一种既是原始的，又是雕琢的自然，一种让道德也会倾斜的自然，仿佛人们说“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这种话时，所具有的天经地义。

所以韩子煊这种自然的态度，是可以对任何一个人的。到家里来吃饭的“我”的女朋友美月，也被韩子煊摸了屁股；为了拖欠房租，韩子煊经常给年迈的房东太太做“按摩”。以至于后来，当行骗为生的韩子煊向“我”要钱还债，“我”死活不肯，他把“我”的护照存折藏到车站储物柜时，也依旧非常自然，甚至还可以如常挽住“我”的胳膊。作者写到这里，尤其是“我”拿着水果刀对着韩子煊时，明明有点惊险了，甚至“我”都已经想到了自己满手鲜血的细节了，但由于这次“事故”后，“我”只是买了个印着韩子煊头像的特制沙袋解气，“我”依然跟韩子煊住在一起，所以整个前因后果连起来一看，都反而是有点幽默的事情了。

如果这是爱，为什么爱呢？

既然有那么多自然的“道德瑕疵”，为什么爱呢？

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追问过。是因为惠比寿花园广场作为城市中心的魔力，还是一些和梦想有关的欲望驱使，哪怕是再正常不过的生存层面的压力——哪怕这些驱动已经摆出在眼前的时候，“我”好像也很难判断那究竟是不是“我”和韩子煊保持着关系的原因。当“我”把所有的力气都只用来原谅自己，假定所有理智的推测被推翻后，那，究竟为什么要爱？

因为韩子煊的孩子气比“我”更像“我”自己？韩子煊带我去参加一个在日朝鲜人的聚会，从头到尾兴致索然漫长的等待后，他就为了和主讲者讲一句骂他的话：

我问韩子煊：“你跟白慧教说什么了？”

韩子煊说：“我说他一点儿都不了解北朝鲜，却在电视上胡说八道。我让他以后要住嘴。我骂他是日本的一条狗。”……

我又问韩子煊：“你今天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来的吗？”韩子煊哈哈大笑地说：“就是为了骂这个姓白的才来的。”

虽然“我”气得难以置信，但“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韩子煊的同谋，“我”会在明知韩子煊来路不明的生意时，也愿意配合他，策划骗钱的企画案、陪有钱人出国游玩，好像“我”只要真切地去感受惠比寿花园广场的魔力，“我”只要管住自己的钱财，“我”就好像也能跟韩子煊一样，保住那一份“天真”，而一切体验便就只是一种“纯粹的体验”吗？小孩子都是经验派——而一个成年人具备着“孩子气”的好处，有时候就在这里，让人觉得，“理性”和“经验”可以不那么二元对立，一切没什么不可理解，以至于难以接受的。

有种说法讲，遗忘其实不是遗忘，遗忘是为了更记得。在《惠比寿花园广场》里，能看到爱一个人是如何让人更得到了自己的。当“我”走在惠比寿花园广场，“我”总是一个人的样子，当“我”在“我”跟韩子煊的无数场合里，“我”也是一个人的样子。“我”总是时刻处在某种强烈的“燥热”中，因而便想“一个人走一走”。甚至当“我”与韩子煊缠绵，我都是一个人的，哪怕“肉体感觉到韩子煊身体的热气”，“被他身体的热气烤得迷迷糊糊”，哪怕“此刻的世间是我跟韩子煊两个人”，“我”心里也依旧存着巨大的缺口，让人感到个体独自的存在。没有一种关系像男女之情一样，因为从一到二、从单到双，而这倍数每一次都只是推演一次，用加成的方式试图得到一个更大的“一”，反倒更见各自的唯一了。

为此，才会爱？

直到看到“我”捉猫放猫。流浪猫在惠比寿公园里，“我”花费很大的力气想把它捉回来，却让它受了巨大的惊吓，又花费了更大的力气寻求消防队来解救。可是哪怕猫前一小时刚从“我”手里被解救，但当“我”后来再去看它时，它已经忘记了把“我”手咬到鲜血淋漓的事情了。猫咪还是那样子坐在长椅上等待着“我”了。那么简单，丝毫无需费力，猫咪在惠比寿的公园里，在它出生长大的处所里，就跟从前是这样今后还会这样地等待着“我”了。

没有那么多的缘故，没有那么多的条件，没有那么多的博弈，没有那么多的事功。一切只是因为自然啊。“为什么爱”？当这样发问，问“为什么爱”，问的人是不在对方的爱里的，问的人便只是急急地要归纳总结，要找到一个理由，发问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天然的感性失去了存在的位置。那就是尝到了蜜的甜，还要绘出蜂的模样。那就是失去了答案，就是失去了甜。

夏目漱石写《文鸟》。写他养了一只鸟，勉强地半推半就地养起来，可爱的鸟倒是让主人也感到可爱，像纤弱的女子那般可爱，但也就是一只小白鸟。终于有点懈怠起来，文鸟终于死了。夏目漱石不避讳他的心情，不矫饰他的心情。他抓起死鸟向女仆扔去，因为似乎是自己任鸟死去，也便任己迁怒于女仆了。这不是最惯常具有的“悲悯与同情”，而是“羞耻及恼羞成怒”，而羞耻的呈现就是自然啊，而“自然而然”应该是天性，也是难能可贵的品质。自然、非理性经验的呈现，就像韩子煊的人生以及他的人生和“我”的人生因之产生的交集，并不需要任何解释、推断和理由。

真、善和美，“真”是第一位的，“修辞立其诚，表现求其真”。“真”不一定就是善的和美的，而要是自然的啊。从这个角度看，作者在日本居留多年，尽管行文中不时跳跃出一些对于离开了“全球经济的希望”“全球最大新兴市场”的祖国文坛的遗憾，倒也不失为因祸得福。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研读六朝文，意识到“汉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干，……文章不太是做作……思想不太是一尊”，消泯技法，渐进自然，或许跟受到夏目漱石那一派“日本气质”的影响是有关的。讲“因祸得福”，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把欲望、爱和不爱表达得如此自然，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或许就是我们当下缺少的、而且是越努力离得越远的一种“文明”。

《惠比寿花园广场》里面，主要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没有其他什么很重大的事情。唯一潜伏着“大”的背景的，似乎就是韩子煊尴尬的身份了吧，“在日朝鲜族人”解释起来是个很绕口的概念，这个闪闪烁烁身份下的韩子煊，因此偶尔就会像从纸面上“跳脱”一下。其他的看起来就仅仅是中国女人“我”和在日朝鲜族人韩子煊的“情爱关系”，这个关系，难以把它说成是“爱情关系”，这个关系最大的问题，或者说是“事实”，就是——我归我，他归他。

写下本文题目，过去好一会儿的时候，才想到这个句式——就是“尘归尘，土归土”的句式啊？尘不错，土也很好，尘归了尘或土归了土都可以，“尘”“土”究竟要合在一起，才成就一个完全的世界。有“我”难得，有“他”也很难得，不过没有“我”和“他”——没有“我们”，依然算不得最好的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