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晓声是一位始终高扬着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这在他的知青文学创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俄苏文学经典是梁晓声理想主义的重要精神源头，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精英化的悲剧精神。在物欲膨胀的现实面前，如何延伸理想主义，梁晓声找到了平民精神的途径，创造出平民化的理想和理想化的平民。2018年创作的《人世间》是梁晓声对理想主义的全面表白和反省，其强化的人道主义，对人民性作出了最准确的理解。

关键词：知青文学 理想主义 人民性

作者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授（沈阳11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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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最重要的文学身份是知青作家。三十多年前，知青文学曾经造就了一段新时期文学的辉煌，其中梁晓声的贡献非常大，当年他所创作的《今夜有暴风雪》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已经成为了知青文学的经典作品。后来文学的潮流一拨接一拨，知青文学不再风光，很多知青作家也调整了自己的文学思维，转向其他领域了。为什么会转向，因为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重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转向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选择，很好；但梁晓声不放弃，也很好。这不是守旧保守的问题，不是不能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珍惜，他珍惜他在知青经历中铸造下的理想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精神一直是他写作中点亮的一盏灯。哪怕理想主义在文坛已经毫无市场了，被人嫌弃了，他仍高扬着理想主义精神进行写作。因此可以说梁晓声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执着得几近“顽固不化”。

知青文学从整体上说具有理想主义特征。因为知青一代是在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教育环境中完成自己的世界观建构的，理想主义已经铸进了知青一代的灵魂之中。当然，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会认为其中包含着很多狂热和虚妄的成分。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编《知青小说选》时，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弥漫在知青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知青文学最初也属于参与批判“四人帮”的伤痕文学，其中包含的理想主义是一种比较虚幻的理想主义，我将其称为理想的现实主义，好像是写现实，但又用一种虚幻的理想将现实装饰起来，这是伤痕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我发现在梁晓声的小说中，尽管也有政治话语留下的痕迹，但小说人物所承载的理想主义精神却是充满了文学感染力的。显然，不能简单地将梁晓声最初的理想主义精神建构看成是对当时狂热政治的复制。我们可以寻找到梁晓声理想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精神源头，这就是俄苏文学。俄苏文学具有浓烈的社会忧患意识，传递出俄苏作家强烈的人文理想。赫尔岑曾说过，我们的全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殉道者的史册，放逐者的列传。自现代文学以来，俄苏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一直很大，梁晓声的少年时期能够公开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作品几乎只有俄苏文学。梁晓声对俄苏文学则有一种偏爱。他曾记述自己当年热爱俄苏文学的情景：“我对俄罗斯文学怀有敬意。一大批俄国诗人和小说家是我崇拜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等。……高尔基之后或与高尔基同时代的作家，如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马雅科夫斯基等，同样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更不要说奥斯特罗夫斯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就是当年我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教书啊！”他曾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不少段落抄录下来，奉为自己进行创作的范例。梁晓声在北大荒当知青时曾仿俄罗斯风格写过一篇小说，故事框架是中国古代著名短篇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但他将背景换成了俄罗斯的村庄，小说人物的名字也用的是俄罗斯名字。在他早期的知青文学作品中，刻下了明显的俄苏文学印记。

梁晓声的知青文学基本上是以北大荒的知青生活为书写对象的。小说真实、动人地展示了知青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表现了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热情讴歌了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梁晓声的成名作，作品描写知青小分队在东北“满盖荒原”垦荒的图景。作品中的主人公、小分队指导员李晓燕是一个具有革命气质、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物。作品为凸显一代人的青春价值，淡漠了“文革”的时代背景。读者会在作品中一个个理想的化身面前，慨叹知青一代以生命和青春为代价所留下的“墓碑”：“垦荒者李晓燕和她的战友王志刚、梁珊珊长眠于此。”在这部作品中那种原有“知青文学”中充满的带有“伤痕”意味的倾诉，转换成一种悲壮、愤懑与不平。紧随其后，梁晓声又发表了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今夜有暴风雪》被视为“知青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作品在粗犷、浓烈、严峻的气氛里，刻画了曹铁强、刘迈克、裴晓云等令人肃然起敬的知青形象。整个作品气势雄浑、沉郁悲壮，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浓郁。这也是梁晓声“知青文学”的整体艺术风格。作品一方面描写1979年知青返城的潮流势不可挡，八百名知青因团长马崇汉无理扣押知青返城文件到团部集体抗议；另一方面描写工程连连长曹铁强、裴晓云和刘迈克等知识青年在大返城的声浪中坚守岗位，裴晓云和刘迈克都壮烈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如果我们将梁晓声的这两篇知青文学代表作与俄苏文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风格上有着相似之处，梁晓声笔下的李晓燕、裴晓云、刘迈克、曹铁强等人物似乎也是参照着俄苏文学中的殉道者和放逐者形象来塑造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梁晓声之所以在知青文学潮流中脱颖而出，他能从俄苏文学中获取理想主义和悲剧精神的资源可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俄苏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和悲剧精神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里，支持他在后来不断变化和分化的文学境遇中能够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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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当代文学突飞猛进的时期，文学更新瞬息万变，用当时韩少功的话说，就是被创新的狗追着往前跑。在这种状态下，许多知青作家都去开辟新的空间了。唯有梁晓声还执着于知青题材不放。他接下来完成了一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雪城》，小说主要是写知青回城后的故事，梁晓声跟随着知青们回到了城市，告别了那个被扭曲的时代,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对于理想主义者梁晓声来说，他在新时代体会到的首先是精神上的痛苦，因为这个新时代不接纳知青的理想。这是一个物欲得到极度扩大膨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崇高被亵渎,理想遭调侃,更何况曾经被扭曲过的知青理想呢？但梁晓声由于对理想的执着,他不仅对以往的理想岁月充满眷恋,而且还希图让理想能够在今天这个新的时代得到延伸。这应该是梁晓声写作《雪城》的更深层的动机。《雪城》的上部在说,知青一代的理想终于随着一个时代的过去而失落了,于是上部悲怆地结束在“返城待业知青们的旗帜倒了,被踏在他们自己的脚下”这句话上。但《雪城》的下部则是在说,知青一代要在新的时代寻回自己的理想,于是下部的结尾出现了大学生高呼“振兴中华”的慷慨激昂的场景以及主人公之一姚守义的“倒退和前进都不那么容易”的壮语。那么他是否找到了延伸理想的途径了呢？他找到了。他将平民精神引入到理想之中，并且抨击了精英、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从《雪城》的人物设置就明显体现出梁晓声关于理想的重新思考。凡是被赋予崇高精神、理想色彩的人物基本上出身于平民,而出身于高贵家庭的子女则总有一个背叛高贵血统的悲剧经历。前者的人物角色有严晓东、郭立强、徐淑芳等，后者的人物角色则有姚玉慧、刘大文等。姚玉慧的知青情结使她始终与家庭的感情格格不入；至于刘大文,他总是割断不了内心的小布尔乔亚,作者在展现他的悲剧的同时带着明显的叹息。这种强烈的平民意识一方面是作者不满于社会不公的主观愿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变化。《雪城》的理想是平民的理想,它所抨击的是精英、贵族对文化的垄断。徐淑芳是作者在《雪城》里精心塑造的一位英雄，体现了作者的英雄观。首先她是平民化的,其次她的行为充满了崇高。在《雪城》的上部,当徐淑芳主动地以自己的爱去抚慰郭立强时,梁晓声情不自禁地赞美她“就像古希腊的圣徒向心目中的神明奉献祭品”。因此,理所当然地梁晓声应该在下部让这位英雄代表知青们最终寻回他们的理想。于是我们就读到,徐淑芳尽管也经历了许多坎坷,但也一次又一次地成功了。在《雪城》所描写的知青人物中,徐淑芳的结局大概是最完美的。她几乎是白手起家,办起了一个百花玩具厂,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她的工厂却充满生机,事业辉煌,而就在她将遭人暗算之际,一位慈爱的救星从彼岸飞来,她不仅事业将更加辉煌,而且还获得了真诚的爱情。爱情往往是理想最神圣的表现形态,作者的确毫不吝啬地给予了徐淑芳一切。平民意识和理想色彩,应该说也是当年那一代青年的两个精神支柱。梁晓声敏锐地抓住了这两个精神支柱，力图在他的作品中把二者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一个平民化的理想,以及理想化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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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梁晓声写出了更厚重的作品《人世间》，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全面表白，也是他对自己的理想主义追求进行的全面反省。反省首先从平民化的理想开始。他认为把理想完全寄托在平民身上也是不靠谱的，尽管这部小说是以平民为主角的。周家三兄妹中，老大周秉义成为了高级领导干部，老二周蓉成为了作家，只有老三周秉昆仍是普通工人。他们一个代表政治权力，一个代表知识分子，一个代表底层平民，但梁晓声选择了代表底层平民的周秉昆作为第一主人公，并以其作为叙述的主视角。虽然周秉昆没有当领导干部的哥哥那样有赫赫政绩，也没有当作家的姐姐那样能以自己的作品影响广大读者，但他善良，讲情义，踏实本分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梁晓声在道德上美化周秉昆，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底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在一次兄妹与好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时，大家历数贪官污吏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却是周秉昆愣愣地问了一句：“贪官污吏和刁民，哪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底层既有好人，也有刁民，怎么解决刁民的问题呢？梁晓声又回到了“五四”的启蒙精神，回到启蒙精神也就是回到文学，因为“五四”先驱们是以文学来进行启蒙的。在这里，梁晓声也“交待”了自己被文学启蒙的经历。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主人公们是如何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开启心智的。他们常常聚在周家，互相朗读“《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红与黑》等名著”，也互相讨论他们对作品的看法和体会。梁晓声几乎在一个章节中详细写了他们讨论文学作品的情景。这一情景的描述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对俄苏文学的强调，这也印证了我在前面所述的俄苏文学对梁晓声的深远影响。其二是对人道主义的强调。比如蔡晓光认为应该把《战争与和平》理解为一部反映战争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著作，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周秉昆则在大家讨论《叶尔绍夫兄弟》时为书中的有过被俘经历的士兵谢尔盖辩护。这也正是梁晓声反思理想的又一成果，因为只有坚定地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我们的理想才会真正代表正义和未来。因而梁晓声在《人世间》中突出了人道主义的主题，他面对人世间的普通百姓，看到了普通百姓的情和义。他反复书写的也是情和义,不少关于情和义的细节非常感动人。人道主义也使梁晓声对人民性有了更准确的理解。在人民性问题上，有的作家滑向民粹主义，有的作家则完全把人民性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话语对待。但梁晓声对这两种观念都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的《人世间》可以说是一部形象阐释人民性的作品。

从一定程度上说，《人世间》是梁晓声自己的精神史，小说记录了梁晓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数十年间的思想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回顾这一过程，梁晓声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一直在追问理想的真实内涵。虽然我们的现实变化得如此剧烈，以至于理想一度被边缘化，但这并不会影响到梁晓声对于理想的执着之心，哪怕现实一时拒绝了理想，梁晓声也会把理想收藏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而且他相信文学的力量，文学不仅能够安置理想，而且也会传播理想。这也是梁晓声为什么在文学作品中对坚持理想精神如此“顽固不化”的重要原因。

结语

在今天的文学阵营里，还有一位像梁晓声这样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应该是当代文学的幸事。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和继承，同时又意味着一种新文学的诞生。从延续和继承的角度说，二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以启蒙精神为动力的。而从新文学诞生的角度说，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的产物，是以理想主义精神为动力的，当代文学就是以理想主义为主调的。70年来，理想主义精神时而高昂，时而低回；既有正声，也有变奏。在70年的岁月里，理想主义走过了一段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的U型的曲折变化。20世纪70年代，理想主义在极端政治化的诠释下，几乎失去了生命的症候。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的激荡下，理想主义不仅很快苏醒，而且将80年代创造成一个理想精神高扬的时代。但是，20世纪90年代理想主义遭遇经济大潮的激烈冲击，它陷入“衰微”、“退潮”的尴尬处境中。21世纪以来，理想主义以一种平实的姿态进入小说叙述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精神能量。说到底，梁晓声的“顽固不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坚持理想主义主调的“顽固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