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绿原的生命气质及其诗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根深蒂固的。
“一切脱离时代重大活动的艺术，缺乏某种历史的中心感，就会把自己降到次要位置”（《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鲁迅先生有着强烈的历史中心感，做重大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时代需求，所以他站到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制高点上。绿原私淑鲁迅，热切关注“时代重大活动”，这使他的诗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绿原诗歌的呐喊期，其政治抒情诗，是振聋发聩的“霹雳的诗”，主要收集在《集合》《终点，又是一个起点》等诗集中。绿原心灵深处流淌出的诗折射出时代脉搏的颤动，产生过很大反响。走在国统区反压迫、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列的青年学生，曾把绿原的政治抒情诗作为激励自己斗志、鼓舞队伍士气的有力工具。绿原的诗摄下了一个声情并茂的中国，一个摆脱了老调束缚弹起了新调的中国，一个由忍耐而咆哮了的中国，她在受难，然而她很可爱。
绿原的政治抒情诗写于泥沙俱下的时代，呐喊是绿原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特点之一。绿原用像“刺刀一样的诗句”发出喊声：“诗人们呵，/在革命的/沸水里/必须用/烫得起泡的思想斗争/养育/你们的诗！”（《诗人们》）绿原努力要用诗写一部革命史，既不“恐怖自己的影子”，也不“羞耻于接近阳光”。鲁迅在《影的告别》中的信念在这里延伸：“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面对受难的同胞，鲁迅用短篇小说拉开呐喊的序幕，而绿原选择了诗歌，在艺术宗旨的追求上，都希望能唤醒沉睡的民众，激怒他们，让他们集合起来自救。
在“复仇”这个母题中，绿原和鲁迅在艺术探寻的途中再度相遇。鲁迅的《复仇》表达了对中国人“看客”行为的极度厌恶和对怀着崇高精神从容赴死的耶稣的敬意，并悲悯着暴君统治下的臣民们的前途。那时，地火还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尚未喷出，同胞们的生命尚可在沉闷中延续。“复仇”这个接力棒传到绿原手里的时候，举国上下已经被战争的暴风雨折磨得痛苦难当。“复仇”在绿原诗《复仇的哲学》中“升级”了，因为“我们连一滴唾沫/都没有了，/然而，/这种生活/就是教育”。除了咆哮着的复仇情愫，诗中还不乏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展示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度和豪情：“烈日象征着/我们的生命；/珐琅质的海洋/在我们面前/豪迈地展览着/它的壮波！”绿原的政治抒情诗，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们仿佛一块块镜子的碎片折射出已逝的历史烟云。
为什么绿原能以从容、宽容的姿态用诗写史呢？这与他对祖国、对诗的虔诚是分不开的。绿原说：“最早、最久、最深刻地感染过、震撼过我的，是鲁迅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散文和散文式的诗《野草》，它们奠定了我对文学的终生虔诚。”在通往诗国的路上，绿原始终是一个挺直了胸膛的朝圣者，支撑他的正是从鲁迅那里汲取来的“虔诚”。这条贯穿绿原诗歌生命的情感主线，决定了绿原诗的情感穿透力，是对其历史感的有益补充。他用激情将历史重组，将诗中的情感具象化。内心的虔诚在历史的影像中幻化出精神的力量，绿原的诗是心灵的史。走出诗集《童话》中短暂的浪漫漂流后，绿原很快转入政治抒情诗的写作，在残酷的战争中，逐渐懂得“一个诗人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从而把诗当成“在苦难和斗争中探索人类精神美的途径和桥梁”，尝试通过“艺术至上”的追求达到“人生至上”的终极理想。如绿原所言，时代、环境和个人性格注定了他不可能钟情于唯美主义，不可能为纯诗而写作，时代、环境和个人性格允许他的是，和鲁迅一样深切关注人生，对祖国、对文学保持一如既往的虔诚。
不惧怕黑暗和孤独，始终从容而执著地前行，长诗《高速夜行车》是绿原版的《过客》。与鲁迅笔下“赤足着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的“过客”不同，《高速夜行车》中的“你”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把住方向盘踩开了油门启动了你的夜行车”，“向陌生的不可知的无人地带驶去”。相同的是“过客”和“你”其实都是人间匆匆的过客。该诗中“夜游的恶鸟飞过了”“一声冷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语言碎片，不时流露出绿原在艺术气质和精神追求上与鲁迅的暗合。诗之于绿原，犹如杂文之于鲁迅，是用热血写成的，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原自觉地以鲁迅为师，穿过时空的隧道，在文学殿堂里与鲁迅频频相遇，于是有了与鲁迅精神的契合。历史感是他们个体生存体验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虔诚感是他们为文为人品格在作品中的投影，而坚韧感则是更为可贵的精神气质，显示了鲁迅和绿原个体生命的硬度，这种硬度使鲁迅在无边的黑暗中能够作长期的、韧性的战斗；使绿原长期执著于真理，执著于诗，执著于生命的价值。
和鲁迅遭遇的命运十分相似，19世纪下半叶的歌德同样受过诸如“悲观主义者”“怀疑主义者”一类的误读，而绿原认为学习歌德精神和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是一致的。人类很多美好精神本来就是相通的，正如歌德对人文主义理想的坚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立人”事业的执著，虽然相隔一个多世纪，各自的经验教训也不尽相同，却不时在人的价值和真理的探求上产生强烈的共振。
绿原认为，歌德的《浮士德》主要表达了一种“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追求和不断的行动”的精神，浮士德通过身体力行向人类示范了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只要不断努力，即使必然会犯错误，以致遭受各种挫折，任何人都一定会走上正确的道路”，并盛赞浮士德的这种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人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奋斗的过程”——绿原这样理解《浮士德》的启示，也这样规范自己的人生，他的诗中常出现“浮士德精神”的丝缕。在争战频仍的年月，他的诗作为民族的声音被倾听和传诵：“要站出来做一名20世纪的侠客，/要服从大家的仇恨，/要为众人赴汤蹈火呀！”只因为“暴戾的苦海/用饥饿的指爪/撕裂着中国的堤岸，/中国呀，我的祖国，/在苦海的怒沫的闪射里，/我们永远记住/你用牙齿咬住头发的影子”。绿原的人生观决定了他的诗不会停滞在一种风格上，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他开始向人生诗人的迈进：“我永远学做一个新人/我永远在错误中前进/我儿时栽过一棵树/我总想和它较量青春/但诗不能有庸俗的胜利/理想和果实最后总归可能”；“人必须用诗寻找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
新时期归来的绿原在他的诗中保留了一往无前的精神，同时注入了辩证的诗思，一方面拉开了和一般读者的距离，另一方面也为部分读者的思想提升增加了砝码，他说，应该“感谢人生的绝壁悬崖”，“你忽然发现/未来的一切瞬息来临/来临的一切瞬息过去/过去的一切是永不回归的序幕/伟大的戏剧在无穷的未来——/你不能休停不能等待不能错过不能躲闪”……
绿原不同人生阶段的诗中这些浸染着浮士德气质的花絮，既有“史”的厚重感，也有“人”的亲切感。无论受浮士德形象的感召还是出于生命自发的选择，绿原走了一条浮士德般的道路。翻译《浮士德》的过程，也是绿原回顾和反思自己人生的过程。
对绿原来说，生命、翻译和写诗是三位一体的，既畛域分明又紧密相连，甚至水乳交融，深切的生命体验为他的翻译和诗歌写作提供了凝重的情感与思想，翻译和诗歌写作反过来充实和提升了他的人生感受。绿原的很多诗，都是他执著追求、艰难探索的结晶。绿原以深入而又专注的思考不断地超越自我，必然要求他的读者们从整体上体察他的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