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读王凯的小说，我想到了米兰·昆德拉，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凯的小说像昆德拉。因描写的时代、政治背景以及语言、风格的迥异，它们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可比性。之所以想到了昆德拉，是由于我发现王凯对小说的理解或认识在某些层面与捷克文学大师很相似。比如，昆德拉说：“小说是对存在的探索和发现”，“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性的场所，是一切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1）换言之，小说家是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去发现、思考“存在”的复杂意味。小说是对确定性的怀疑，是对可能性的发现，而“存在”恰恰存在于小说家的发现之中。
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2）的代表，王凯有着扎实完整的部队任职履历，基层与机关生活体验丰厚而深切。他善于挖掘、描摹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的生命情态和驳杂的心灵世界，对社会转型期青年军人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进行了富于生命痛感和思辨意味的追问与省察。王凯对英雄精神的叙写夹杂了复杂幽微的人生况味——主人公在坚守和妥协间逡巡——在英雄理想、伦理道德和庸常现实的缠绕纠结中，传达出昆德拉式的“存在”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对现实的回应，更内蕴着形而上的思辨。
“读王凯的小说，我还会时常感觉到疼痛。那是一种从青年时代绵延而来的成长的痛感，夹杂着生命的青涩和稚拙，裹挟着大漠的荒凉与粗粝，挽歌般刻录着军人的理想与执著。从军校到沙漠，从机关到连队，王凯小说的生活幅面相对固定，人物大都似曾相识，故事也谈不上有多复杂，反复书写的就是部队基层或机关的日常生活以及青年军人的生命情态”。（3）看似单纯的故事题材与单一的小说面相，令我心生疑窦——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空旷却又逼仄的军营里，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挖掘的文学资源？王凯的叙事极限会在何时到来？焦虑中更有期待，恍若沙漠中一口越挖越深的井，我们终要面对的是灵感的枯竭还是喷薄而出的新生？
王凯却依旧淡定从容，一篇接一篇、不紧不慢地写着。直到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又安静地摊开在我面前。读着读着，心生痛感，没错，又是那种熟悉的痛感叙事。不得不说，叶春风、钟军、车红旗、白雪歌等这些青年军人的成长故事又一次击中了我。
现实生活磨炼、砥砺着年轻的生命，虽谈不上苦难，却充斥着无奈与压抑、欲望和沉沦。任凭你如何奋斗挣扎，绕不开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适者生存的潜规则。眼看着青春的激情、锋芒乃至生命本身一点点遁入大漠深处，消弭无形，你不得不服膺命运的逻辑，为富于痛感的生存经验喟叹、感伤。疼痛，是生命最为敏锐的触觉，也是王凯小说最有魅力的美学质素。这疼痛关乎世俗、欲望，关乎爱情、成长，最终指向的是理想和信仰。
……
然而，王凯并没有沉溺于生活的疼痛本身，而是将尖锐的痛感转化为宽广、坚韧、通透的人生态度；他的文字充盈着厚重的现实经验和超拔的哲学思辨，似歌者般吟唱着军旅生活宏阔辽远、高蹈正大之气象。（4）
《导弹和向日葵》堪称王凯痛感叙事的集大成之作。读完小说的最后一页，我不禁悲从中来。从上大学起，就看王凯的小说，我的军旅青春和他小说中的人物一起成长、成熟，又最终消逝隐匿于变革前行的时代洪流。我突然想回望一下王凯这十余年来的小说写作，那一篇篇毛茸茸、沉甸甸、嬉笑怒骂间已经令人泪水涌流的小说背后，当真也折射出了我的军旅、我的疼痛、我的青春……
贰
小说的终极关怀当是关乎生活和生命，是对人的心灵世界和生命情状的考量与描摹，它依赖着作家丰沛的生活经验与积淀，以及对生活本身的真切体察与精深研究。但在这个主观倾向占上风的文学时代，我们通常很难读到像生活一样真实、鲜活、饱满的客观性作品。于是，精确和真实也便成为一种稀缺的叙事能力。某种意义上，客观性、形象性和真实性也是优秀小说的显著特征之一。
在王凯的小说中，“我们不仅能读到对沙漠天气、风物及环境的精确、优美的描写，还能清楚地看到人物的外貌、行动、言谈和性格，连同他们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同样精确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说，小说家在作品中成功地表现深刻的主题内容和博大的思想情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那么，追求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效果，就难上加难。因为，要写出客观性的作品，需要作者花费更多的心力，需要足够的耐心进行认真的观察、冷静的分析和慎重的判断。小说虚构性的想象不管多么诡异、奇特，最后都必须服从生活经验逻辑和内心情感逻辑的制约。……小说家若想更逼真地还原生活，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就必须对鲜活真实的世界充满敬意，就必须具有朴素诚恳的情感态度。王凯对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军营、对自己同代人的军旅青春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浓厚的兴趣。他秉持一种理性而扎实的客观态度，因而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现实生活，更细致、更真实地把握外部世界。他笔下的军旅生活，具象而沉实、细腻且绵密”。（5）
短篇小说《一日生活》以基层连队普通一天的日常生活为线索，将基层连队从早起床出操到晚熄灯查哨，中间经由整理内务和洗漱、早饭到晚上的点名、就寝等，各个环节写得清晰而通透，表现了在军营的严格限制下指导员“我”和战士马涛各自苦闷而濒临幻灭的爱情。短篇小说《残骸》把一种无聊的生活状态书写得摇曳多姿。茫茫大漠，一辆卡车载着三名官兵，风驰电掣数十公里，赶在老百姓之前发现并回收导弹残骸。对各种导弹型号、发射方式所形成的残骸的形状、材质、颜色、气味、老百姓回收的价格等等，小说都给予了巨细无靡的呈现。
短篇小说《卡车上的伽利略》从一件非常小的事——为了去哪家吃羊肉而发生冲突入手，一个小横截面，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在王凯的笔下被叙写得富于生活的情趣，足见王凯对生活的谙熟与深切的体察。短篇小说《正午》则将部队机关的日常工作和机关干部的生存状态描写得入木三分。“正午”，原本是休息时间，是机关的真空状态，没有故事发生的时间段。王凯则敏锐地捕捉到正午这一既短暂又漫长的时段对年轻军官上尉齐的特殊意义，将一种感觉、心境和情绪进行富于诗意的延伸和放大。
王凯小说的切口往往很小，是一种深井式写作，而非大江大河的汪洋恣肆。中篇小说《终将远去》描述了一位连长在老兵转退中面对现实的挣扎、退让和无奈，由此牵引出老指导员张安定宽阔而伟岸的军人胸怀。一盘炸馒头片承载着指导员“我”对过往的回忆，对老指导员的追思，以挽歌的形式表达了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怀疑和思考——“反正早晚都要走，军队要的就是一个人一辈子质量最好的那几年”。纠结的情感、残酷的现实，军队在这里被刻画成一部机器，精准、强大、冷酷而又高效，而年轻士兵的单纯质朴、血肉丰满、细腻敏感与之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从上述作品中不难看出，王凯对部队基层生活的熟稔可以说渗透进连队的每一个细胞、每一寸光阴、每一个角落。
在长篇小说《全金属青春》中，寻常的军校生活被机智和妙味的叙述激活，居然也跌宕有致，扣人心弦。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令人拍案叫绝：肖明因被同宿舍的同学孤立而痛苦难抑，在极端心理状态下与哨兵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被退学处理。在肖明离校当晚，同宿舍每一个自觉不自觉讨厌过这个室友的人都辗转难眠，陷入了莫名的不安之中。肖明一入学就以“积极追求上进”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他的种种表现，在成熟得略有些冷漠世故的各位室友看来似乎有点平庸与可笑，但当这位只不过按照一般社会逻辑寻求自我塑造之路的孤独个体遭遇惨败时，本该幸灾乐祸的室友们却无法不承受自责，他们自以为是的“看透”，被证明是另一种更可怕的平庸与可笑。这部小说始终在冷峻与温暖之间、沉稳与俏皮之间、荒诞与有趣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游走，延宕出巨大的情感张力。“王凯的小说整体上看是静态、滞重、非线性的，动作性不强，好像是一幅幅厚重的油画，笔触是粗粝的，线条是棱角分明的，调子永远是深灰色的。他擅长记叙一个生命的截面、一个静态的特写、一种氤氲着复杂情绪的场景。小说的叙事速度很慢，甚至人物的面目也都比较模糊，但是读后那一种或灿烂或黯淡或悲壮的生命情状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玩味良久，宛若寓言般带有某种哲学思辨的意味”。（6）
叁
王凯很少刻意编织传奇好看的故事。在他的小说里，步枪的烤蓝、导弹的味道、军装的触觉纤毫毕露；沙漠特性、自然景观、风物人情极富质感；生活本身的气息、肌理、脉络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情感世界，官兵之间细腻幽微的关系，都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似乎也不着力于人物形象，写的是富于生命痛感的生活本身，是某种氛围、状态、场景、情绪，抑或一种感同身受却又无法言明的心境。这对于当前整体上湮没于故事中不能自拔的小说叙事而言尤为可贵，也构成了王凯对当下小说过度依赖故事性的一种叛逆性意义。“在王凯看来，故事只是小说之‘用’，发现、疑难、追问、辩驳、判断，个体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故事与现实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才是小说之‘体’。王凯的小说具有一种挽歌气质，逝去的青春岁月在尘封的记忆里发酵，但味道依然熟悉，让人想起那些缓慢而笨拙的时光。在故事的外壳之下，看似不疾不徐的叙述却蕴含着强大的情感张力，不动声色中积蓄着撼人心魄的力量。王凯小说的焦虑在于，要么通过强大的写实能力使生存自身产生复杂的“存在”意味来，要么在新的、现代的意识和视角下，对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做出独特别致的考量”。（7）
中篇小说《楼顶上的下士》以军营日常生活为线索，聚焦人性真实与职业伦理的矛盾中基层连队官兵的精神与心理。小与大、个人与集体、微观与宏观，多重辩证关系拓展了小说的生活幅面和主题。“小说的结构呈发散性，题目与故事的关联更是值得玩味。小说的前半部分，楼顶上的下士——姜仆射，并不是叙事的核心。他若隐若现、形象模糊地出现在连队管理、任职分工以及军营内外的现实生活中。在王凯自然而然的铺叙中，读者率先通过李金贵、王军等人物，并围绕战士复员的现实逻辑建立起对指导员的信任感和同理心。及至小说的后半段，姜仆射作为故事里的‘小’，形象逐渐凸显，与以‘大’为重的指导员互为各自转变的线索，‘大’‘小’之辩将有关自我价值、个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权衡和盘托出”。（8）
中篇小说《迷彩》是一篇颇富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佳作。军官唐多令因为意外得知女朋友于盈盈曾经与她的上司有染，愤而与之争吵，导致女友与他断绝联系；而唐多令无法摆脱对她的思念，一次次地去于盈盈新的工作单位寻找她，一天天地等待她的消息。小说描述了唐多令既爱恋又无法释怀、既痛苦又无法解脱的矛盾状态，用大量笔墨表现他备受煎熬的寻找与等待。有点类似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等待意味着希望；等待也意味着机会的丧失。等待或是放弃，并无明确的答案，但它们都是那么地贴近生命的本质。
中篇小说《沉默的中士》刻画了一名内向懂事、甘于寂寞、尽职尽责的战士形象，他不多言语，自愿到远离众人的车场值班，勤勤恳恳又遵守纪律，但结局却是他被发现曾在入伍前参与过一起抢劫杀人的罪案，由“我”出面亲自逮捕了他。小说之前的情节铺垫，在结尾处瞬间土崩瓦解：人心灵的秘密，需要沉默来坚守，更需要喧嚣来遮蔽，车场的冷清环境恰恰凸显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波澜；而人与人心灵间的距离之遥远，是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的思维和想象的，人的“存在”本质上是隔离而孤独的；但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自我的认知又是可以通过交流与沟通来达成理解的，而交流与沟通的过程是永无止境，永不停歇的。
中篇小说《换防》叙述了一位连长与指导员在面对部队离开大城市换防到偏远地方的变故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人生命运。小说直面和审视“我”人性中软弱与黑暗的盲区，从而衬托出另一个不曾出场却又无处不在的人物在困境中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以及人性中的善良、高贵甚至伟大。短篇小说《魏登科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叙述结构上别具特色，作者采用了类似影片《罗生门》的结构方式，以“我”受命整理资料无意中发现一本调查笔录为线索，把一场意外事故当作故事起因，列举了若干谈话人对魏登科同志的评价，并把这些评价作为笔录原封不动地“誊写”到小说里。作品有如一面多棱镜，读者在每一个棱面上会见到未曾谋面的主人公魏登科的不同侧面。作者想表达的是时代强加给人的政治性符号最终对人性造成的扭曲，以及小人物对境遇的无奈与无力。
世俗化的关系与军营战友情的冲突、错位，欲望失落与无奈忧伤是王凯小说的常见主题。当所有人都无力自拔的时候，人的灵魂、命运和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悖论，这悖论里堆积出荒诞感，于是小说便开始接近寓言。王凯的叙述看似漫不经心，内在气质里却有着深重黏稠的质疑和悲悯，是那种深植于大漠的粗犷和苍凉。荒芜恶劣的自然环境，体制内部的现实压力，对那些年轻军人的宝贵青春而言，无疑构成了压迫性的“存在”。面对那些硕大无朋而又坚硬无比的“存在”，青春、理想、欲望、爱情的柔软肉身遵从着心灵的召唤，在狭窄逼仄的空间里横冲直撞，遍体鳞伤。
对于笔下的人物，不管地位高低，无论正面反面，王凯都怀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悲悯与诚挚的爱。正是这种悲悯的情怀和感同身受的理解，使得小说中那些远非英雄甚至不那么正面的人物，虽然有着道德、性格、或行为上的缺陷和瑕疵，依然会在某一时刻流露出质朴、善意与诚挚的一面。在王凯看来，单纯地揭露、批判与嘲讽并不难。尤其是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批判过往军旅生活的阴暗面，甚至将某种现实存在彻底抹去，都是相对容易的。正是基于对现实经验的熟悉，王凯没有拘泥于表浅的日常事象，更不愿做出廉价而浅薄的价值判断。他选择沉潜入现实生活的深层肌理，再反身而出，试图以一种跳脱和超越的视角赋予现实生活以一种整体性的观感，对人物的现实遭际和精神困境抱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9）
肆
一部伟大的小说之所以不朽，首先是因为它塑造出了不朽的人物形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小说最严重的病象正是经典人物形象的缺失。以至于我们再难以像说出《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羊脂球》《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文学经典那样，如数家珍般随口说出我们这个时代优秀小说的名字。我们的作家甚至早已丧失了将小说人物的名字作为标题的自信和勇气。问题在于，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是否真正了解、熟悉，是否充满理解、悲悯和爱意。
在《导弹和向日葵》中，叶春风、罗慕、白雪歌、车红旗、兰甘、钟军等人物形象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就在于王凯循着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于生活的流态中写出了上一个时代军队的重重积弊，道出了和平年代青年军人心中的无奈与苦涩。叶春风这个人物就是千千万万基层带兵人的代表，他们有文化、有理想，也有拼搏奋斗的志向。然而，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崩坏的政治生态中，叶春风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拼尽全力、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却依然难以实现自身的抱负与理想。
青年军人的爱情构成了《导弹和向日葵》的主要故事线索，日常生活的烟火味儿里甚至氤氲着浓重的欲望气息。性与爱在王凯的叙事中是置于前景的符码，勾连着身体与灵魂，也对抗消解着人际关系的残酷和生活的困窘艰辛。叶春风那种骨子里透出的清高和孤傲，显示出在残酷的世俗存在中，个体生命所能保存的选择生活道路和命运归宿的最终权利。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悲剧性的审美氛围。人性的深度、生活的可能、命运的波折、人物的形象，都在悲剧性的故事中次第浮现。从欲望的密室中逃脱，闯向自由精神的旷野，其中的无奈、欢愉、解脱既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也传递出疑难和反抗带来的生命痛感，更构成了对历史谬误和时代症候的隐喻。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站定了省察和批判的立场，小说的审美气质也因之变得深沉而开阔起来。
在中篇小说《沙漠里的叶绿素》里，类似的故事同样在上演。对于性资源的追逐，使得“僧多粥少”的大漠军营成为爱情与人性的试验场。这里的沙漠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这个情感上“过于粗粝也过于干燥”的时代的隐喻。“在沙漠酷烈的生存环境下，‘逐水草而居’的动物本能占据上风，生存的需求压倒了爱情的渴望，理想再一次溃败于现实。于王凯的创作中，我们一次次感觉到理想与现实的错位。这种错位被美学化为一种堂吉诃德似的‘不合时宜’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对于理想的爱情是迷恋和执著，如此的不可思议，几成偏执；他怀抱理想却脱离现实、耽于幻想，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这使他的行动看上去滑稽而夸张；然而，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他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相对于灵活多变的动物性生存法则，这个固守不变的人物身上无疑具有着某种‘植物性’，一如‘爱情’……他选择了‘我’——陈宇——那个‘本我’作为叙事人，以他的眼光来呈现彭小伟的种种‘可笑’，以一种滑稽戏谑的叙事语调，写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写出了‘理想主义’在‘现实主义’时代所遭遇到的种种尴尬。这使得小说具有某种戏剧性和喜剧性。然而，小说结尾，当彭小伟举起他为了向丰亦柔证明其爱情忠贞而自伤的手指头，反问‘我’：‘你能说，这不算爱情吗？’这凛然的发问，却真让我们无言以对，悲从中来”。（10）意蕴上如此尖利冲撞的主题，显然源于王凯对世界的冷眼和质疑，而丰厚的意蕴和存在感恰恰是小说区别于故事的最重要的标志。
王凯就像一个手工匠人，拿着放大镜捕捉着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某座军营里一群年轻官兵的喜怒哀乐。灰蓝色的沙漠，暗绿色的军营，王凯小说的背景大都是冷色调的，灰暗中闪耀着金属的光泽。王凯笔下的巴丹吉林沙漠，以其艰苦卓绝、荒无人烟的特征，作为与生命力相对立的一种自然景象而存在；但由于责任与使命的要求，军人必须驻扎于此，以鲜活的生命、强大的精神与充沛的情感去抵御沙漠的吞噬。两者之间既对抗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很容易造就观念上的荒诞感。
中篇小说《蓝色沙漠》充满了自我考问的意味，把军人精神与情感中最脆弱、最迷茫的部分呈现出来，让人看到生命的真实与荒诞是无法剥离的正反两面，而“陷入”与“逃离”是小说主人公所面临的现实境遇和精神困境。闻爱国是那么轻松自如，纵身一跃就能实现逃离梦想，但最后他却因为违纪而受到处理，之前的种种努力与经营毁于一旦。人物的命运轨迹直指陷入与逃离的悖论关系，当你逃离了某种环境，同时就陷入另一种境地，两者反复推动，相互转化。小说叙事细腻绵密，严格地遵循着生活本身的逻辑，可延伸到最后，往往得出的却是与世俗和现实背道而驰的结论。这正是王凯的高明之处，小说家的视角是独特的、异质性的，对现实和生命都怀揣着强烈的质疑和焦虑。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外表平静、内心执拗，执著探寻和追逐的是不同于世俗逻辑的另外一重可能性，是精神的飞升和超越，是人心的不同选择。
王凯极擅在有限的生活幅面中考察人物的内心和情感，没有对外部世界的激烈批判，有的是沉静深邃的灵魂自省。那些年轻军人的青春形象和灵魂面影就在王凯的深情回望、细腻爬梳和严苛自省间渐渐显露、坚实矗立。青春渐逝，生命丰盈，过往那个积弊累累、充满矛盾与抵牾的时代原来不过是一个饱蘸人生况味的符号。尽管自己就身处这个“命运共同体”中间，王凯描摹时代变迁和命运嬗变的笔法依然冷峻、犀利，以一种寓言化的写作伦理传递出思辨性的精神力量。
伍
巴尔加斯·略萨在谈及“文学抱负”时，将它同“反抗精神”一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重要的是，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11）反抗和怀疑的气质，是创造精神和文学抱负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疑难、反抗和救赎无疑是《导弹和向日葵》核心的精神价值。然而王凯的情绪始终是平和的，他对世俗逻辑和官场潜规则的反拨与批判，并不是通过激烈的言辞来抒发，而是隐忍中蓄力量、平和间见深刻，因为悲悯而理解，因为思辨而救赎。
《导弹和向日葵》在《当代》2015年第6期刊载时，曾题为《瀚海》。作为重要的象征意象和思想线索，章节前面引述麦尔维尔长篇小说《白鲸》的片段，贯穿全篇。《白鲸》中那种对海洋文化的崇拜、对自然伟力的向往和对强健人格力量的赞颂，实际上也提示出王凯对小说的理解和趣味。“瀚海”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不仅描述出沙漠的本质，更勾连着辽远而宽广的外部世界。沙漠如海般壮阔，而人物的命运就如同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弱水，蜿蜒流过干渴、粗粝的河床。坚韧和严酷、逼仄和辽阔，诸多反义词构成的沙漠存在与海洋的意象遭遇，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王凯说，他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都来自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诗句，小说中的人物因为名字天然地沾染了些许诗意，诗性的意象和抒情的笔调显示出作家的理性认识、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他不仅描写现实，而且解释现实，不仅传递经验，而且超越经验。瀚海和《白鲸》的意象最终指向的是存在主义式的精神超越，释放出一种打破心灵的局促与狭窄，让精神飞升的向上拔擢、向外发散的力量。王凯的痛感叙事由此获得了充分的现实感、概括力和整体性，终于跳脱了狭窄庸常的底层视角，达至开阔辽远的存在之境。
注释：
（1）〔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42页，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
（2）参见傅逸尘编著：《“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3）傅逸尘：《〈导弹和向日葵〉：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文艺报》2017年12月11日。
（4）（5）傅逸尘：《〈导弹和向日葵〉：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文艺报》2017年12月11日。
（6）傅强：《探寻军旅生活的“存在”感》，《解放军报》2013年8月13日。
（7）傅逸尘：《小说的生活质感与存在焦虑》，《文艺报》2013年8月20日。
（8）赵依：《军旅小说当有宏阔气象》，《解放军报》2018年10月10日。
（9）傅逸尘：《〈导弹和向日葵〉：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文艺报》2017年12月11日。
（10）饶翔：《如果这都不算爱》，《青年文学》2017年第7期。
（11）〔秘鲁〕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第6页，赵德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