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有一种结结实实的艺术结构作支撑一样，一部以真实性（请一定注意，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真实，并不仅仅指事件的真实，更是指一种建立在人性的深度勘探之上的人性真实）为最高追求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同样也需要建构一种合理的艺术结构。具体到这部《你和我》，我们发现，万方所特别设定的，是三条故事线索以相互交叉的方式不断向前推进的艺术结构方式。借助这三条线索，万方为我们勾勒出以曹禺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际，让人不由感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首先，是以“我”的父母为核心的1949年之前，也即那些发生在所谓民国年间的故事。这一部分，除了“我”父母之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恐怕是“我”母系家族的那些人物和故事。与“我”的父亲曹禺出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有所不同，“我”母亲方瑞的家庭，乃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不过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通过这个家庭，以及这一家庭的交游圈，万方所真切再现的，正是那个既往时代一众高级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状态，以及彼此间的高情厚谊。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围绕在公公最亲的弟弟，那位一直被好姨她们亲切地称之为“三脑脑”的邓以蛰（请注意，邓以蛰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美学家和教育家。为公众所熟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他的儿子）身边的那一些好朋友：
“三脑脑邓以蛰有许多朋友，用今天的话：一票朋友。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事，同乡，诗友加酒友，一帮气味相投的伙伴，名单列出来有梁实秋、胡适、蔡元培、杨振声（今甫）、闻一多、赵太侔、徐志摩、冯友兰、丁西林、朱自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他们正当年，真性情，食欲旺盛，好酒量，谈天说地不舍昼夜，一起参加活动，一起发起活动，彼此写很长的信，互相帮忙，一个个独立鲜活的生命情不自禁地互相碰撞、连接，那真是人生的大好时光。”
只要是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稍有了解的朋友，就都知道，这样一些闪光的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用万方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都年轻，心怀大志，正在满腔热情地成就自己，后来个个成为各自领域的大人物，教育家，诗人，大学者，文化名人，一切都不简单。”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何以一个个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我所见，除了个人的天然禀赋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遭逢了一个允许自我的个性充分张扬的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若非如此，他们是断不会那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
接下来，是以“我”的父母为核心的那些发生在1949年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人生故事。当年那些围绕在“三脑脑”邓以蛰身边的曾经特别意气风发的一众高级知识分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早已风流云散不说，其中的一些人竟然在劫难逃，惨遭厄运。自然，与其他人相比较，作为书写重心的，依然是“我”的父母。
首先是父亲曹禺。五十年代末，“我”父亲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曹禺的病症，应该与话剧写作上的内心焦虑脱不开干系。一方面，那个时候的曹禺不断地有诸如《明朗的天》《胆剑篇》等剧作问世，仿佛倒也无愧于作家的名号，但在另一方面，包括曹禺自己在内，其实也都非常清楚，这些作品其实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与他巅峰时期的创作相比较，简直就是不能望其项背。因此，对于曹禺这样一位向以真诚著称的写作者来说，其内心深处沉潜一种强烈的创作焦虑，并由于此种精神焦虑而进一步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作，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一种结果。
然后，是母亲方瑞。当“文革”打碎了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一切都变得颠倒混乱之后，为了获得一份短暂的精神安宁，她形成了严重的药物依赖：“吃起药来，吃得比爸爸还凶。”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类似于方瑞这样的人，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实际上都无法保持。事实上，正是在自身的人格尊严遭受严重挑衅的情况下，“我”的母亲方瑞最终因为服药过量而意外去世。毋庸讳言，如果不是“文革”的发生从根本上粉碎了曹禺一家人曾经一度的幸福生活，那方瑞就没有什么理由打破长期的禁忌去重新吃药。如果方瑞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药物依赖者，那自然也就不会发生吃药过量致死的意外事件。
第三，是以“我”父亲曹禺为核心的对他话剧创作的一种深入检视与探讨。不管怎么说，万方所面对的，除了那位差不多处于“与世隔绝”状态的母亲之外，就是被称之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曾经先后创作过很多部话剧作品，一直到现在都仍然没有被后来者超越的伟大剧作家，自己的父亲曹禺。
要想深度解读把握曹禺的复杂精神世界，肯定不可能离开对他那些代表性剧作的细致分析。这样一来，对曹禺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这四大悲剧的理解分析，也就成为了贯穿于这部《你和我》的第三条结构线索了。
行文至此，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既然曹禺是一个不世出的杰出话剧天才，既然他早在1949年之前就先后创作完成了诸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这样的话剧杰作，那么，到了1949年之后，他为什么再也没有能够写出优秀的话剧作品来，再也没有能够重返自己的艺术巅峰状态。事实上，这也是作家万方在这部《你和我》中不仅关注而且也深入探讨过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我们注意到，曹禺自己，在进入1949年，尤其是“文革”结束之后，一直陷入在某种“创造的焦虑”中而难以自拔。这一点，在他晚年与老朋友巴金的书信来往中，在他写给两个女儿的信件中，曾经有过很多次自觉不自觉的流露。对此，万方也努力地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回答：“生活在当今的年轻人也许无法明白我在说什么，既不相信也不接受，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发生过什么，没人告诉他们，可我一定要说，如果不说出来就不可能理解我爸爸为什么再也写不出东西，还有沈从文，钱锺书，一长串名字。长久以来，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有时候是很极端的行动，像脑叶切除术，有时候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那是一种对自身渺小卑微的恐惧，我经历过体验过，非常严酷。我很为年轻人感到庆幸，庆幸他们活在今天，拥有全新的世界。”
具体到曹禺，万方进一步剖析到：“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他生性脆弱，极度敏感，时刻会被美好自由的感觉所吸引，内心却又悲观，是一个彻头彻尾、如假包换的艺术家。他胆小，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说过许多错话，假话，违心话，但是他的心始终真诚。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他，那就是这个词：真诚。”既然是一个真诚的人，一旦不允许他真诚的时候，他的创作也就彻底终结了：“很简单，看他的作品。他只会用一种方法写作，就是把全部真诚倾注到作品里，当不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时候他就什么也写不出了。”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身为作家的曹禺有着特别怯懦的一面，这就注定了他缺乏足够的勇气与不合理的时代政治作坚决的对抗。唯其因为如此，万方才不无吞吐地写到：“情况是……有一些人，永远的极少数，为了说真话，为了心中的信念，需要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他们就那样做了。而我，我们爱自己胜过爱自由。”
说实在话，在这里，我的确有点佩服万方的表达艺术了。一方面，她实际上已经明显意识到了父亲曹禺属于那种“爱自己胜过爱自由”的人，但在另一方面，她却只是笼统地用“我们”一词取代了父亲曹禺。貌似自我谴责，实则却把批判的矛头不动声色地指向了父亲曹禺。当然，更为严苛的批判与反思，恐怕还在后面的这段话语中：“我问过他为什么写不下去，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我能理解，但也有所怀疑，这是不是他下意识为自己找到的一种借口呢？难道他真的不能战胜内心的魔鬼？不能解放自己，重获自由？”
或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我们发现，万方在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进一步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但没有回答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回答。从这种早已暗示出答案所在的设问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充分感受到了万方一种批判与反思勇气的存在。
事实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应该重新回到民国时期，回到曹禺的青年时期，看一看年轻的曹禺是怎样走上话剧创作道路的。这里，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情，就是曹禺的中途从南开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当年我爸爸也在南开读大学，只是没有读到毕业，又考到清华大学去了。”
问题显然在于，曹禺在南开大学读书读得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中途转学到清华大学去。万方不仅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且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出了相应的深刻分析：“用他自己的话：一进清华就感觉呼吸到一股清新自由的空气。而我也想到一句话：清华高擎着自由精神的火炬。在这里，自由，不是一个词汇，是具体的生活方式、为人方式、学生在清华可以自由选修课程，可以自己挑选老师，上课不点名，想听课就去，不想去悉听尊便。图书馆是更大的课堂，把时间花在那里是一样好的。谨记，清华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学习，都能发展各自的爱好。”了解了这一切，我们也就知道曹禺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南开，进入清华了。他所真切贪恋于这里的，其实正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自由文化氛围。也因此，你也能够想像得到，进入清华之后的曹禺，并没有成为那种门门功课都很优秀的传统意义中规中矩的好学生。用他一位同学的话说，就是：“他课内功课不好，自己学好几种外语，又看许多书，顾不上功课。也许就因为他的念书习惯有点奇怪，两次留美都没有考上。”由这位同学的回忆可见，曹禺肯定不是一位应试型的只是以考试成绩取胜的那一类学生。
对此，万方同样有着格外清醒的认识：“作为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我爸爸想去美国留学，他的英文肯定没有问题，能背下整本字典，读遍莎士比亚的英文版，然而没能通过考试，他的同学张俊祥比他厉害，考上了，去了美国。”倘若按照常规的评价标准，没有考上的曹禺肯定会得到差评。然而，一个无法被否认的事实却是，中国虽然少了一名可以前往美国的留学生，但却从此以后拥有了一位后来被尊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话剧大师。两者相比较，究竟孰轻孰重，相信各位自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曹禺何以只有在进入清华大学后方才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我想，答案恐怕只能从“自由”二字得出。我们注意到，在《上学记》中，著名学者何兆武曾经指出：“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①
由此可见，如果说民国年间曹禺话剧创作的成功乃得益于清华大学那样一种难能可贵的自由文化语境的话，那么，很多年之后话剧天才曹禺再也无法写出真正足称优秀的话剧作品，也同样是因为从根本上丧失了这种非常必要的自由文化语境的缘故。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你和我》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作家万方通过三条时有交叉的艺术结构线索的精巧设计，通过对以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位为核心的一众知识分子命运历程的真切书写，在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对那一段前前后后长达百年之久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进行了足称深入独到的批判与反思，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最近一个时期内难得一见文学佳作。
注释：
①何兆武《上学记》，第97—9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