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阿来一向通过“亲生命性”表达文字的情感深度，其新作《云中记》通过抒写祭师阿巴对生命的尊崇、敬畏和记恋，表达蕴藏和激荡在阿来心底的“大事”和“要义”，以及在死亡的废墟上歌唱生命的伟力和无限可能。阿来也通过创作这部小说完成了“自我应激创伤心理治疗”，其冲淡平和的讲述姿态和方式具有别样的启蒙意义，使小说成为一部绝处逢生的杰作。

关键词：《云中记》；“亲生命性”；情感深度；绝处逢生

阿来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还是电影，如果可以概括出一个特征的话，在我看来，那就是“亲生命性”。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爱德华·威尔森把这种温暖又朦胧的感觉称为“亲生命性”，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其他生物间的情感纽带”。这种“亲生命性”，首先是对人——也就是对同类的亲善，同时包括人与自然的联系，这一观念深深扎根于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中。威尔森从两个基本原理出发，推演出社会生物学的大部分理论：第一，动物的进化不仅是结构的进化，而且也包括行为方面的进化。因此，动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百万年来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通过遗传、变异、演化而来的。换言之，动物行为也是进化的产物，也具有自己的进化历史。第二，一切生物进化过程的主角都是复制基因，生物机体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在生物进化的长河中，每个个体都不过昙花一现，唯有基因可以长存不朽。而“亲生命性”，就是人类通过演化的社会基因。

阿来对人类的社会基因——“亲生命性”，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情感深度。我曾经引用过阿来在《机村史诗》读书会上的话：“什么是小说的深度？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中国的评论家都把小说的深度说成是思想的深度，绝对不是。你有哲学家深刻吗？你有历史学家深刻吗？我说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我是一个干涸的湖底，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吗？不可能。”阿来对情感深度的认知和表达，有着深厚的社会生物学基础，有着他对自然万物的深刻了解与体察。2018年11月17日在北师大召开的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会标就是“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其中的“博物志”，从一个方面提炼出了阿来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博物，不止是指阿来自然知识的渊博，更是指他对所有生命、一草一木、一花一鸟的热爱、敬畏与尊崇。我们发现，在阿来的文学世界，生命是大于和高于人性的概念。人的生命是指人的血肉之躯，是人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受到人类理性的指导与规定，他人的自然权利不容侵犯。当然，生命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人性，是指人类普遍具有的心理属性，是人类的天性，人性蕴含于生命之中，无论性善性恶，生命首先是前提。因此，阿来小说中的“亲生命性”，不只是对人类生命的相亲相爱，同时包括自然界所有的生命。

《云中记》的写作起始于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小说的题记是——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5·12”地震中消失的城镇与村庄。这不是“应景之作”，是蕴藏和激荡在阿来心底的“大事”和“要义”。阿来说：“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这种“与人为善”“与事为善”的情感态度，是《云中记》的基调。汶川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但阿来从讲述开始就不是怨天尤人的情绪，因为怨天尤人于事无补。小说通过阿巴回归云中村，在重现当年大灾难场景的同时，在描摹抢险救灾社会全员行动的同时，更着意书写了祭师阿巴对生命的尊崇、敬畏和记恋。回归云中村的决绝、坚忍，无可阻挡——“阿巴离开那天，整个移民村都出动了。一共十二辆小面包车坐得满满当当。他们一直把他送到汽车站。那天，阿巴表情严肃，气度威严。他脱下家具厂的蓝色工装，穿上了藏袍。哔叽呢的灰面料，闪闪发光的云龙纹的锦缎镶边，软皮靴子叽咕作响。有人要流泪，阿巴说：不许悲伤。有人想说惜别的话，阿巴说：不许舍不得。那我们用什么送阿巴回家？用歌唱，用祈祷。用祈祷歌唱。让道路笔直，让灵魂清静。”

村民们用自己的方式，用他们的歌声，用祈祷。所有的人在汽车站唱起歌来。鸟停在树上，鹿站在山岗。阿巴开启了归乡之旅。阿巴回乡的仪式庄重又深沉。搬到新村的村民又想起了他们的过去，他们曾经的生活。地震将云中村夷为平地，但云中村并没有、也不可能在村民的记忆中消失，一如历史不可能消逝。记忆就是历史，就是曾经的生活。阿巴的眼前——云中村出现了，离开四年的云中村残垣断壁参差错落，景象惨不忍睹。

阿巴执意要回到云中村，他安抚鬼魂，就是安抚人心，就是为了不让村里人再顾影自怜。云中村要灾后重建，首先要凝聚人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巴和政府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安抚人心，重聚心志。阿巴似乎也不大相信人有亡魂，他和仁钦曾有这样一段对话：“仁钦说：‘舅舅，这世界上真的有亡灵吗？’阿巴摇摇头：‘我不知道。但你们让我当了祭师不是吗？……孩子，我不能天天问自己这个问题，天天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不行动，一个人会疯掉的。’”

阿巴多次谈到亡魂有无的问题，他也不能断定。但是，他对亡灵的记挂、对职守发自肺腑的认真履行，感人至深。不放弃亡灵，是对生命敬畏和尊重的另一种方式。作为乡干部的外甥仁钦，同样履行着自己的职守。他领导救灾，日夜操劳几乎面目皆非，甚至舅舅和乡亲们都没有认出他来。而舅舅阿巴为了执意回村不惜违反纪律，他也因此丢了领导的职位。仁钦和舅舅阿巴的观念不同，但他们的初心都是仁爱之心。这是“亲生命性”的另一种表达。这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没有价值观的截然对立，而是他们处理同一个问题的方式的差异。后来我们也看到，村长主动提出要祭山神，过“山神节”，一定要把“山神节”搞得像模像样。这是对藏族地域文化的尊重，是对地方性知识、习俗的尊重，也是对亡者的一种合乎情义的伦理。另一方面，阿来对地方性知识的书写，同时还来自于他对这样一种边缘经验的理性认知。地方性，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小说就是对这一具体条件最生动和形象的书写。

当然，小说中对生命的亲近，不止是对人类生命的亲近，同时也反映在对其他生物的情感关系。阿巴回到云中村后，他看到了一头鹿：“那是一头雄鹿，近年新生的一对鹿角刚刚开始分叉。阳光从鹿的背后照过来，还没有骨质化的鹿角被照得晶莹剔透。鹿角里充溢的新血使得那对角像是海中的红珊瑚。阳光正像海水一样汹涌而来。”然后，阿来用耐心细微也充满了欣喜的笔触，写了阿巴的深情和雄鹿走进院子挑选食物的场景。云中村已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除了阿巴冥想中不散的鬼魂，几乎一无所有。但是，云中村还有生命，还有新生鹿角的雄鹿。对生命的敏感和亲和，在《云中记》中俯拾皆是——“两匹马沉思般伫立不动，四野一片寂静，只有微风吹动草，吹动着树，吹动着云。马吃草，走动，铃声就叮叮当当想起来。杜鹃树在开花，刺玫果在成熟。阿巴甚至幻想，村后干涸的泉眼又涌出了地表。要是这样，那就是有奇迹发生，村后那个裂缝因为某种神秘的力量又悄然合上了。”

《云中记》就是要绝处逢生，就是要在死亡的废墟上歌唱生命的伟力和无限可能。我发现，小说中到处有声音响起，到处有不同的气味扑面而来，到处有斑斓的颜色布满天空和大地。比如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飞起的惊鸟、溪水飞溅声，阿巴和亡灵的对话声，还有他听到的一点声音：“像是蝴蝶起飞时煽了一下翅膀，像是一只小鸟从里向外啄破了蛋壳。一朵鸢尾突然绽放。”在阿巴那里，是有如神助，妹妹的亡灵听到了阿巴的声音，阿巴热泪盈眶，他哭了；在阿来那里，是生命无处不在，有生命就有诗篇。还有各种味道，如野菜、蘑菇、牦牛肉、藏香猪肉、酸模草茎、酥油、干酪、茶、丁香花等等。这些声音和味道的书写，使小说充满了人间性，声音和味道是有感知主体的，这主体就是人类的生命。因此，《云中村》的人物、情节、细节和场景，无不与生命有关。小说的情感深度，也源自小说书写了对生命的尊重、敬畏和“亲生命性”。阿来说：“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读《云中记》，很容易联想到汉文化中的志怪灵异，比如韩少功《爸爸爸》中鸡头寨的巫楚文化，《白鹿原》中被灵异化的白鹿意象，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中的诡异环境，以及莫言小说《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六道轮回等，其荒诞性强化了小说的表现力。最有代表性的是贾平凹的小说。贾平凹的小说比如《太白山记》《土门》《高老庄》《白夜》等，多有灵异鬼神的讲述。特别是他新近的长篇小说《山本》。小说是以秦岭涡镇为中心，以秦岭为依托，以井宗秀、陆菊人为主要人物构建一部关于秦岭的乱世图谱，将乱世的诸家蜂起、血流成河、杀人如麻、自然永在、生命无常的沧海桑田以及鬼怪神灵逛山刀客等，集结在秦岭的巨大空间中，将那一时代的风起云涌以传奇和原生态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风水文化、鬼魂文化以及神秘文化等，是贾平凹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而小说历史讲述的废墟化、情节的碎片化和叙事推进的细节化，又使《山本》呈现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是，从人物的塑造和场景、景物描写的真实性而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是它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贾平凹的小说与汉文化中的“志怪小说”有谱系关系。志怪小说的来源和实际情况比较复杂。贾平凹在很多作品中都曾写到这些文化，这与贾平凹对传统小说的吸纳有关，通过“现代”的转换，也因此形成了贾氏独特的小说风格。

但是，《云中记》不在这个谱系之中。祭师阿巴不信奉灵异鬼怪，他要安抚的是亡灵。在他看来，云中村的村民已经住进了新村，而他这个祭师就是要管亡灵的。当然，亡灵不能听到来自人间祭师的声音或抚慰。这个声音或抚慰是通过阿来转述的，听到这个声音和抚慰的是活着的人们。因此，归根结底祭师要抚慰的还是活着的人们。大地震动，虽然并非与人为敌，但结果给人带来的就是致命创伤。创伤，加于人体的任何外来因素所造成的结构或功能方面的破坏，然后延展到人的精神层面。弗洛伊德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通过临床研究，弗洛伊德还发现创伤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延迟了的效果，或曰潜伏期。在弗洛伊德那里，解决创伤的主要途径是心理治疗，而谈话疗法是重要的手段。当病人在有效认知的指导下，开始复述曾经的创伤遭遇，会在创伤重现过程中，逐渐克服心理障碍和问题康复起来。祭师阿巴不懂弗洛伊德，但作家阿来耳熟能详。在灾难中饱受创伤的人们，在生活恢复之后，仍然会有无端恐惧或惊吓反应，以噩梦、闪回的方式集中于创伤事件，或者创伤事件侵入到日常生活中；一般的烦躁不安和麻木感使他们觉得生活无意义，很难亲近他人。美国精神病学会将此现象界定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PTSD），它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当然，《云中记》没有书写云中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这个创痛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隐含在祭师阿巴的行为之后罢了。因此，无论祭师阿巴的主观意图怎样，客观上他是在医治活着的人们的心理创痛。

于是，当阿巴回到云中村后，阿巴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记忆的细节，一家一户，每一个亡灵，他都拜访探望。他要看望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要和他们说几句话。他的讲述耐心、舒缓，使哀思与怀念真挚而绵长，这是对生命敬畏的诚恳透彻的倾述。一天又一天，思念如故，亡灵在阿巴的讲述和回忆中逐一复活，那空无一人的云中村，在阿巴的想象中被重新复制：生活如此祥和，生命如此美好。当然，阿巴当然也要想起活着的人在云中村曾经的生活，而最美好、最动人的，就是阿巴与亲人的交往：“醒来的时候，仁钦的头还扎在阿巴胸前。仁钦对舅舅说：‘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抱着外婆和妈妈？’阿巴流泪了，他说：‘孩子，那时候我们都不会相亲相爱。’”

学会相亲相爱，这是人类的至善至爱，也是小说情感深度的最高表达。阿巴用他的行为践行了他的信念一如对他的信仰。阿巴至死也不曾记得自己“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全称。但是，一如契诃夫《凡卡》中爷爷不可能收到凡卡寄出的信，全世界的读者都收到了这封信一样，我们都记住了祭师阿巴，记住了他对生命的尊崇、敬畏和相亲相爱。相亲相爱，这个朴实无华的形容词，我们习焉不察。然而，一旦经由阿巴对生命的态度的表达，对亲人关系的演绎，竟是如此的感人至深。因此，在我看来，《云中记》是一部杰作，是阿来对生命、对人性、对情感深度不断深入思考的一部杰作。

阿来说，他写《云中记》的时候，一直在播放莫扎特的《安魂曲》。有批评家说祭师阿巴就是阿来，我同意这个说法。不同的是，阿来或祭师阿巴不仅是在安抚亡灵，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安抚亡灵，唱响的是生命的颂歌，他用诵诗的方式写了一个陨灭的故事。阿巴与亡灵的关系——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放射着人性的光辉。另一方面，《云中记》也可以看做是作家阿来的自我心理疗治——他写完了这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同时，我深切地感到，《云中记》是一部褪去了知识分子腔调的小说。百年中国的小说，一直贯穿着知识分子的气息和腔调。启蒙没有错，但在启蒙思想昭示下的知识分子几乎无所不知，他们的导师角色扮演了百年。但是，《云中记》冲淡平和的讲述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姿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这也只有在今天写作方式无限开放的语境下，阿来的姿态和方式才有“合法性”，但它的启示意义仍然巨大无比——这是一部绝处逢生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