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范围为2015年至2018年间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书出版的长篇小说。2019年年初，中国作家协会修订了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要求，对评奖标准等作了修订和补充，并汲取以往评奖经验，对评奖规则和程序作了进一步完善，为本届评奖的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提供了思想和机制上的保证。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于3月15日正式启动。经过征集作品、初步审核、报网公示，计有234部作品参评。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聘请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由来自全国的62位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5月15日起，评委进入阅读阶段。7月30日，评委会集中进入对参评作品的讨论、投票阶段。经过认真阅读和深入讨论，历经六轮投票，于8月16日最终产生了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5部获奖作品，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核批准，向社会发布。
梁晓声的《人世间》讲述东北城市平民家庭半个世纪的生活变迁，展示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革间的密切关联，彰显出现实主义写作的不衰魅力。徐怀中的《牵风记》以千里挺进大别山为背景，刻画了革命者为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和牺牲，洋溢着解放战争中英雄们的精神之美和人性光辉。徐则臣的《北上》以大运河为主题，在百年历史源流中书写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在世界视野中重新勘探、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品质和现代意识。陈彦的《主角》以秦腔艺术家忆秦娥的人生际遇与成长心路，反映了改革开放巨变中人的解放与革新，显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品格。李洱的《应物兄》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况的考察与透视，显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转化中的繁难，呈示出对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个性求索与深入思考。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发布后，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群的广泛好评。获奖作品体现了中国长篇小说近五年来创作发展的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平，体现了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其鲜明的现实主义和史诗化导向对今后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引导。
平常生活中的非凡力量
平凡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书写最为不易，因为从内容上看，它不讨好也不取巧，而在对日常人人可见的生活细节点滴的深挖中仍能掘出深意，这对作家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考验。人人可见，人人可知，若能写出可见与可知中的不可见与不可知，或是司空见惯、平静无奇中含蕴的非凡能量，而又能在叙事中将这一奇崛能量写得平实动人，可感可触，以致每位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这几乎是对一个作家的极度挑战。虽然很少，但不是没有人通过这样的考验与挑战。当然这种应战者的非凡完成度必得以一颗结实、平实、踏实的心为条件。40年前的路遥是这样的完成者，他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不朽，即在于在孙少安、孙少平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活跃于平凡世界中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奋斗，同时更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我们生活成长的环境以及我们成长中的人性的丰满。对于《平凡的世界》的阅读，使我们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找到了对于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阅读时的感受，虽然这是一部地地道道发生在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成长与社会变革的故事，但从文学的感觉上，它与和它具有着相似品质的文学有着深度的共鸣。它激起了我们的畅想和欢悦，那是经艰难而来，经磨砺而来的，而那经了艰难与磨砺的一切，总会放射出非凡的光芒。梁晓声的《人世间》同样是具有这种光芒的文学。
《人世间》的光芒，绝不在于它115万字的体量，虽然这样的三卷大部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首先是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量。《人世间》的价值在于它以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书写，以20世纪中叶至今半个多世纪为时间半径，呈现了中国北方变革中的城市，尤其是城市中普通百姓的生活日常以及人间烟火的冷暖人情。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到1985年中国城乡交叉带社会与人的变化，它忠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约十年的乡村与城镇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那一阶段的辅助教科书来读。与路遥致力于写中国农民在新时期之初的觉醒与奋斗不同，梁晓声的《人世间》写的是中国北方普通工人家庭三代人的生活，其时间跨度也远远超过十年，其主体部分从1972年开始写起，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的2016年，其间跨度有50年，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文革”末期、改革开放初期以至新世纪，当代中国的风云、风情和风貌，透过周家三代人的生活命运而尽收眼底，其间城市的变迁、人格的养成、生活的林林总总都获得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呈现。尤其是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三个主人公——周秉义、周蓉、周秉昆三兄妹的不同生活道路与情感选择，构成了一曲激情澎湃而又富于深情的交响诗，三位从工人家庭走出来的后代，经历了迷茫冲动的青年期、理想奋斗的中年期而步入了人生的暮年，一个成为国家干部鞠躬尽粹，一个留学归来成为一位知名作家，一个留守A城从工厂退休。然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和各异的人生轨迹中，他们都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所教会他们的做人本分与处事原则，在艰难困苦与人生窘迫之时，他们都没有放弃这种深厚的文化所给予他们的人生准则与道德标准。在他人需要他们时，他们会及时地伸出手来，无私地贡献着自己；在他人困窘之时，他们提供帮助同时也悉心保护着他人的自尊。他们的同情心、爱心和乐于助人之心，他们的恻隐和体恤之情，都源于中华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润，源于对于人类生活会变得更好的信念。我想，正是这种悠久的文化与坚定的信念，决定了他们深处困难甚至绝境时，也能昂起头来，不被困难所打败，而在低谷时集聚着非凡的力量，向不公伸出拳头，从而使命运在这样坚强的意志面前得到逆转。这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她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她就有这样一口气，面对任何艰难，都能凭着这口气找到前行的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啊！正如小说的封面上所写——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
所以，我们迷恋于周家兄妹在知识相对匮乏的时代里在家中针对《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书的热烈讨论，青年期的他们在汲取精神滋养上从来抱有这一代人的博大胸襟；我们陶醉于周秉昆与郑娟的相濡以沫的爱情以及在贫困岁月中他们的深情对话与相互搀扶；我们见识了周蓉为了追寻自己的爱人而不计功利的付出，而当认识到所爱之人人性局限时又义无反顾离开的高傲个性；我们感动于普通工人平民之家亲人之间的相互提携以及他们与邻里之间的无私帮衬；我们震惊于退休老建筑工人也是一家之长的父亲周志刚感慨与呐喊出的“不能打我这一辈起儿女一代有出息了，孙儿女一代又崴泥了”的牵念、焦虑与自尊；我们深思于周秉昆看到姐姐长篇小说《我们这代儿女》中对于婚姻关系的深度认知和“如果我的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成了别人的妻子，我不但不会感到遗憾，反而会在内心里经常祝福她——好女人不可长期寡居……”的善解人意与宽厚豁达。是呵，这一门周姓人家精彩的历史，这一些寻常百姓的好故事，经过120万字的“熬煮”，不但完成了时代的缩影，而且完成了“立人”的使命，让我这个读者在终卷结尾不仅会意一笑，而且读出了热泪：
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然而春天终究又来了。……他怕自己突然失去了她，或她突然失去了自己。所谓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真可谓姗姗来迟啊！……他不由地将郑娟的手攥紧，仿佛这样他俩就不可分开了。
她那只手，经过几十年的劳作，指甲劈裂粗糙有茧。
他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义，做不成他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义。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
这是周秉昆。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的事。他如我们一样，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中的一个。天地之间，做人第一。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古训。好人终会得到生活的护佑，好人必将能够一生平安！仁者爱人，我们从梁晓声的《人世间》中聆听到了祖先传承下来真实不朽的关于生活的信念。
卓绝战争中的人格礼赞
战争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占有辉煌的一页，长篇小说的战争书写更为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起到了重要开拓作用。战争书写中，作家对于战争与人的思考一直是文学作品的焦点，也是文学区别于新闻报道、回忆录等文本的魅力所在。今年90高龄的作家徐怀中是亲历过解放战争的人，这使得他对于战争与战争中的人的观察具有亲历者与作家的双重角度，这种角度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早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西线轶事》，曾给我们带来深切的感动，这部《牵风记》更是如此。小说篇幅虽不算长，却写得极为生动和深入，较之战争发生的历史长卷而言，它只选取了战争中一个相对具体的地点，集中于几位从不同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战士，他们为了理想，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流尽热血，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于此，它的取镜与深探，为我们带来了肃穆而特别的阅读体验。
常常，我们在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中看到场面的宏大，而这历史进程中的人民的伟大恰恰是文学更需着重关注的。《牵风记》为我们展现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多少英雄儿女，虽然出身不同，但投奔革命，以一腔热血换取中国人民的独立与解放，他们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他们在历史的伟大进程中，不负时代的使命，不惜自己的生命，以一己之生命成就祖国之大业，从而成为民族的英雄。他们虽然性格各异，各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弱点，但在大义面前，他们勇敢而决绝，丝毫没有个人私利与踟蹰犹豫，这是怎样的英雄儿女。能够写出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人民的伟大，是作家的神圣责任。当我们这些后来人只能从历史的记述中读到历史事件的发生、进程与结果时，我们还能同时在文学的记述中读到谁是这历史事件的推动者，他们如何推动，他们是具有怎样情怀的人，他们在身处的历史大转折中，又是怎样做的。这是我们想通过文学了解的，也是文学应该告诉我们的。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怎样反映这个“动力”，怎样书写人民的英雄，怎样呈现英雄的人民性？《牵风记》给出了答案，很好地完成了一个有历史责任心的作家同时也是一名战争亲历者的使命。
小说共二十八章，前有“序曲”，后有“尾声”，序曲与尾声在同一个时空，而二十八章则是对于战争年代的“还原”与“回忆”。虽则二十八章，但每一章都不长，支撑这不长的章节的不是宏大的场面，而是大量的细节，这些关于革命人的细节如一个个骨节，支撑着作品的“脊梁”。汪可逾，这位生于北平诗书之家的进步女性，16岁入伍，不足19岁牺牲，不但弹得一手好琴，而且信念坚定，为人又如一缕春风，正如作家借小说中另一主人公齐竞写的碑文“与她相识的人，无不希望以她为蓝本，重新来塑造自己。”的确，凡与她相处的人，无不以她为做人的坐标，能够不自觉地检视自己的缺点。她的品质使个性暴躁的人温和，又使龌龊的想法能够克服，而唤醒人的本质的善，使人变得纯粹。这种对于人的魅力、人的品质的刻画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即使在战争年代，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革命者仍然保持着作为人的纯粹，这种纯粹是信仰的根基，是做人的本质，也是影响和感染着人、指引着人的一种革命者的必备素质。齐竞、曹水儿无不为她的高洁与纯粹而深深打动，从而在战争的磨砺中完成人格的成长。徐怀中在小说的题记中写道：“献给我的妻子于增湘”。我想正是因有千千万万个如汪可逾这样品质高尚、为人宽厚的纯粹的人，这样真正的人民英雄，革命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掩卷慨叹，《牵风记》不独是一部新儿女英雄传，更是作家徐怀中作为一个中国革命的参与者亲历者而在90高龄奏响的一曲“高山流水”，那对于人的信仰信念、人格理想的礼赞，是如此动人心魄，铸人灵魂。
历史书写中的现代意识
徐则臣《北上》所跨越的历史长过百年，从1901年直至2014年，从20世纪起始到21世纪开端，这段历史不可谓不长。如何处理历史书写中的往事缠绕，是其首先面对的一大难题。而在一部30万字的篇幅中，铺排开110年的历史演进、生活长卷，之于一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青年作家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如何迎向这种挑战并最终将一条盛放着民族兴衰、人民喜怒哀乐的大运河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所需除了故事讲什么，更重要是如何讲好故事，或者说，如何将好的故事讲好。显然，怎样讲故事是对作家艺术才能的考验。而面对一条活起来的河，徐则臣的方法是逆流而上。取材的功夫、剪辑的功力、语言的腾挪、气息的把捉，他追求的是沉入水底的人声，跃出河面的涛声，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船只晃动时木头榫枘挤压摩擦的细碎吱嘎声。这些声响，通过1901年的“北上”、1900年至1934年的“沉默者说”以及2014年的“大河谭”而交响在一起，凝结成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水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在看不见的历史里，很多东西沉入了运河支流。水退去，时间和土掩上来，它们被长埋在地下。”徐则臣的深入“挖掘”的功夫不亚于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故道的考古大发现所花费的功夫，不同的是，后者是将一件件器物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上来，而《北上》要打捞的不只是这些物质器皿，还有凝结于物质之上的一些看不见、道不明然而又确实存在的气息。
怀着一种对自然和自然的改造者——人的双重敬畏，《北上》做到了把一条大河写得多姿婀娜。其间，无论是一路随船北上的旅行者，还是不意卷入战争而又脱离战场融入中国民间的异族人，或是世代以河为生的船工，还有立意记述和拍摄大运河变迁的后来者，他们居于不同的时空中，感受着运河带给他们的种种不同以及种种相似，还有那亘古不变的人与自然生死相依的纠葛。
在这一场场的人与自然的生死之恋面前，一条历史的大河如画卷一般铺展开来，大河之上，千帆竞发，小波罗、谢平遥、邵常来也好，邵秉义、邵星池也好，或者是孙过程、孙过路，还有马福德、如玉，抑或是作为后人的胡念之、孙宴临，还有谢家后人的“我”，都不过是这条长河的过客，他们都被同一条血脉似的河流牵连着，成为一种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在各自不同的生命时段里完成和接续着一项项寻找的使命。或者冥冥之中，这使命就是他们在无尽的时间里要完成的命运。小说结尾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个历史的节点也是对于一种生命再出发的唤醒。正如作者所言：“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题记所引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也许它的指向在于一种更为开阔的河道，把人类的一切联通起来，这种感觉如河中沉埋深入而又重见天日的汝瓷瑰宝——止水镜天之色，苍穹入水，翠青交映。
舞台生涯中的不倦求索
现实题材的小说之所以难写，难就难在人物的塑造。作家如何从时代的深处、从时代中人的成长轨迹中，提炼和铸造一个让读者记之念之、为之迷恋、为之倾情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带有时代中种种人物的成长印迹，而且有“这一个”之特别，“这一个”之不朽，这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交上的答卷。同样，作家为了他的“人物”，押上去的不仅有他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还必定押上他的总体的艺术观与全部的思想储备。陈彦在《主角》的后记中引用他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长篇小说的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难的了”，表明了他对这一“人物法则”的清醒认知。他说：“写忆秦娥时，我也常常想到陀氏《白痴》里的年轻公爵梅诗金。陀氏说‘良心本身就包括了悲剧的因素。’梅诗金最大的特点，就是能理解和宽恕他人，以至让很多人以为他真是白痴。我的忆秦娥……有时她也是真憨痴，有时却不能不憨痴。她没有过多的时间精明，也精明不起，更精明不得。太精明，也就没有忆秦娥了。因而，陷害、攻讦、阻挠，反倒成为一种动力，而把一个逆来顺受者推向了高峰。我十分景仰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周遭给的破坏越多，用心越苦，挤压越强，甚至有恨其不亡者，才可能成长得更有生命密度与质量。”
书中1976年的忆秦娥也就十一二岁，而从一个“烧火丫头”成长为一代秦腔大师的过程，不仅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提供给人的解放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华的大的社会环境造就的，而且也呈现了人在时代巨变中紧紧握住命运的缆绳，在艺术生涯中苦炼苦修、不折不屈的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从易招弟到易青娥到忆秦娥，一个女性舞台艺术家所经历的，不仅是前辈的帮扶培养，也有同行的怨怼嫉妒，甚至竞争者的诋毁与破坏，还有来自传统戏班子中某些不良习气的干扰，来自男性为中心的某种文化不平衡造成的排挤和否定，有来自同仁的鼓励，来自观众的欢呼，也有独自一人面对困窘的无依与寂寥，当然还有来自爱情的温润、婚姻的不谐、亲人的不解，总之鲜花掌声有之，荣誉赞美有之，当然同时嘲笑阻碍有之，攻讦陷害也有之。忆秦娥对这一切照单全收，她从一个甘于被命运掷来扔去任人摆布的弱女子，成长为一个敢于扼住命运的咽喉而奋起成就自己艺术的有独立人格的主人公。陈彦以他厚积薄发的文笔与力道，也以他深怀的正义与道德，书写出了一个艺术家的真正诞生，不仅是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也同时也成为其生活中的主宰者。
生活中的痛苦与磨难，命运中的不公与曲折，都能通过一颗艺术家的心灵，转化为真的艺术。这可能正是艺术之为艺术的真谛。艺术的产生，即是从万般多彩的生活中，从丰富复杂的人性中，见到人的本质与真的本质，并以良善的心灵与美好的文字去完成对一切事物的爱的理解。如果有这种襟怀，其中撕裂，其中毁坏，又奈之何？如果一个人是这样将生活中的一切都经由一颗坚强的心灵而转换成为艺术的存在，那么生活又奈她何？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成为她个人命运的主角，成就她自己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这一层。
所以有“时钟的敲击”，有“理想主义的任性”，有“看似粗粝、倔强、甚至有些许的暴戾”的秦腔的之气血贲张和深沉的生命呐喊，有“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进取”，而在此间，“我的主角忆秦娥，始终在以她的血肉之躯，体验并承继着这门艺术可能接近本真的衣钵。因而，她是苦难的，也是幸运的。是柔软的，也是雄强的。”
的确，较之“虚头巴脑，投机钻营，制造轰动”与“计上心来”“讨巧卖乖”而言，“大角儿是需要一份憨痴与笨拙的”，这种“笨拙”是在生老病死、宠辱荣枯、饥饱冷暖、悲欢离合的贴地行走的戏剧艺术中见人见物、见血见泪、见仁见情、度己化人的基础。于此，陈彦才可能无愧于“我的主角忆秦娥”的自信，才可能以一个忆秦娥写出戏曲艺术内环境的建设——艺术家人格修为的亟需与重要。
方寸行止，正大天地。
仓才，仓才，仓才，仓才，仓才仓才仓才仓才，仓才才才才才才才……
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她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如飞了。
鼓点如号角。忆秦娥与她的角色，已经全然融为了一体。
智性写作中的日常表达
知识分子写作，或者是以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为主体的写作，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较为强劲的一脉。这种现象源于知识分子对自我精神的认知与探索的需要，而在这样一种认知探索过程中，包含着对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心灵发展的检视。李洱《应物兄》之意也在于此。当然，在这样的自我勘察的路上，伴随李洱的仍是那种琐碎日常之上的反讽，这种反讽时而尖锐犀利，时而又看似无动于衷，但即便是不动声色的白描里，我们也能感到作家本人的焦虑与游移。他在下笔时的娓娓道来，和他对所描绘事物的并不全然肯定，他的话语层面的流畅语言和他包裹在语言层面背后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忧郁，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多义性与艺术性。以物为兄，敬畏万物；心存敬畏，感知万物，这可能是一直以来的中国文人视物之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变得微妙。《应物兄》所反映的正是物之微妙，在不可把握不可细究中，作家倾心于附身于物的某种仿佛性和模糊性，在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叙说里，他试图发现人的测不准原理，也就是人的丰富性、可变性与复杂性。小说围绕一个研究院的建立而展开故事，但又把事件的整体性与故事的发展性不断打散，叙事上的解构主义之应用，使得事物的完整性与延续性遭到质疑或否定。小说每一小节的标题也是从这一节叙事中的前几个字随机命名，这种细节的“应物”，我想可能即是日常叙事与现实主义的区别所在，可能也是多数读者接受起来并不顺畅的原因。对于《应物兄》的阅读前提或许有一定的限定性与挑选性，比如知识性的储备、文化性的比较等等，然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李洱延续了他自己的叙事风格的那种坚定性。在看似犹豫、并不确定的叙事的发展中，作者的讲话口吻与腔调之底气却是如此坚决，这在李洱这一代作家中并不多见。读过《应物兄》后记的人，或可知道那坚定的来源。他叙述了亲人的逝去与无常，与之相伴的是他写作进行的数度中断与顽强增长，那些句子回归到了一个常人的坚实，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对这坚实日常的冷静。掩卷而思，我想也许是布莱希特式的叙事一直在成就他，虽然我深知，真正成就他的不是视角、刺点或者别的什么“物”，而是他的对于人的感激与忠诚。这部80多万言的作品献给母亲，冥冥之中，是他对于母亲的真诚的爱成就了他。
正如小说中写到的那个麻省理工学院来北京大学的访学者所译的孔子的“仁者爱人”：“仁”字是一个字，但说的却是一个世界，两个人组成的一个世界。“仁”的原初意义，说的就是主体必然嵌于世界之中，与世界和他者亲密地联系在一起。
的确如是。诚哉斯言。
总体来看，无论是如《人世间》《主角》的现实主义书写，还是如《牵风记》反映战争人性的历史书写，或者如《北上》《应物兄》这样的作者主体介入力极强的实验文本，都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阅读感知，这种丰富性当然也反映了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与把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生活的广阔，人性的复杂，艺术的境界，现实的博大，时代的进步，都在召唤着我们。“高原”路上，“高峰”在望。这个新的时代尚未得到充分表达的一切，更在激励着作家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