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虽有几起几落和阶段性的演变，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也屡有变动，但制约其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处理，涉及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题材的拓展和主题的开掘等方面。围绕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层面展开考察，可以清晰地呈现70年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发展的大致轨迹及其症候。
“代言”与“立言”
20世纪50-70年代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伴随着“代言”与“立言”的问题演变，而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身份认同、自我认知与自我表达，与人物背后的知识谱系的崇高性及其抽象性质的确定密切相关。
关于知识分子，萨义德有一个经典的定义。在萨义德看来，尽管“知识分子的风姿或形象可能消失于一大堆细枝末节中，而沦为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士或人物”，但他仍然坚持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萨义德的话，最为典型地表明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代言”情结，即“向”和“为”的关系问题。知识阶层的这种“向”和“为”的热情，在中国古代也有相关表达。其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情结同样影响着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主人公们。
“代言”的热情，反映在小说中是启蒙者角色和“大我”意识的形塑。这在鲁迅等人的小说中有最为明显的表现。但这一知识分子所自造的启蒙者角色，在1949年后遭到质疑。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背景下，知识分子从启蒙者转向被启蒙者，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随之发生了逆转。曾有过这样一种形象的表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种语境下，困扰着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问题，就转变为“立言”，即知识分子首先面对的是如何表达自身和能不能表达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代言”的问题。他们只有解决了“我是谁”的问题，才能回答如何或能不能“代言”等相关问题。杨绛的《洗澡》对这一社会进程有鲜明生动的表现。
关于“代言”和“立言”的关系问题，落实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就是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主人公和“他者”的关系。上世纪50-7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但对其形象的塑造却必须做到“自我他者化”。即是说，知识分子的身边必须有一个代表某种意志的引导者角色，否则知识分子的成长或发挥作用就变得可疑了。这一经典症候的文本是50年代初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一小说创造了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新模式，即知识分子和“他者”（在小说中是作为农民的妻子）互相学习的模式，而此前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启蒙他人。但这一模式在当时被认为有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精神，因而遭到批判。同时，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中还涉及“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一般倾向于认为“代言”总是与“大我”相对应，“立言”必然指向“小我”。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当时知识分子形象塑造虽然遭遇到“代言”的危机，但仍以“大我”作为塑造的目标。即是说，“立言”的现实选择使得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必须以对个人性或“小我”的克服为前提。“小我”的表现和被克服，往往被限定在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一定阶段或某些时候。任何个人性的过多流露或表征过少，都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对两者间的度的把握，使得50-70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如履薄冰，稍有偏离便会遭致批判。这样的例子有白刃的《战斗到明天》、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宗璞的《红豆》等。彼时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丰富性，某种程度上也正体现在对这种“度”的把握和表现上。
“代言”议题重新提上日程，是在70年代末。其首倡者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在这一小说中，班主任张俊石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的地位，是以谢惠敏和宋宝琦两个问题少年，即“他者”为前提的。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地位的确立，通过启蒙这两个问题少年而得以建立。这一小说之所以重要，某种程度上还在于知识的合法性被重构。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身份，是与知识的合法性获得密不可分的。这一倾向构成了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认识论基础”，即知识分子“代言”地位的获得和启蒙角色的构建基于其背后知识形象的矗立，及其抽象性质的确定。小说中知识的功能只在于表明知识拥有者的象征身份的获得和理想主义特质的体现，至于其具体面目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感兴趣的并不是其中高深的数学知识，而是知识本身的崇高性：是知识的崇高性赋予陈景润格外的魅力。但这也预示了知识分子形象的某种演变，即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是与知识的崇高性联系一起，一旦崇高理想贬值或宏大叙事坍塌，知识分子就会变得无所适从、茫然四顾。比如王刚的《月亮背面》、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以及池莉的《你以为你是谁》。“代言”的热情之下，知识分子主人公很少关心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身份及其限度。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真正直面自己和反思自身的并不多见（相比之下，散文在这方面倒是颇有建树）。这也使得“立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限制了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进一步展开；他们未及充分展开“立言”的建设，一旦遭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沦为市场的奴隶和附庸就是势所必然。
“干预现实”与“深入现实”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大都采取远距离俯视态度，表现出“干预现实”的写作倾向。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著作相比，部分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多呈现出介入或批判现实的勇气，而深入现实的热情则明显不足，阎真的《沧浪之水》在“深入现实”的实践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对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写作而言，“代言”情结下，另一个问题常常被忽视，那就是现实表象的问题。可以说，“代言”的实现或挫败，使得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处理同现实的关系时，大都采取远距离的俯视旁观或者自我放逐态度。俯视的态度最鲜明地体现在所谓“干预现实”的写作上。王蒙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所以被不断提及，某种程度上正源于其表现出知识分子批判现实和介入现实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断激励着作家，激励他们写出敢于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一传统在80年代被格外高扬，至今不曾断绝。在这当中，批判现实往往又是同反思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通过反思历史以进入到对现实的批判中去的。在这方面，张炜的小说最具代表性。他的小说始终都有一个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的对照结构，这样一种结构决定了他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们深入现实的程度，他们对历史的介入很深，对现实则采取一种冷静观望姿态，他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们总是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生活在现实的边缘。
“干预现实”的写作之核心问题是审视现实的角度问题，即从哪里获得俯视或批判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张贤亮的部分小说提供了一种思路，比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其知识分子主人公们通过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的深入研读，获得现实思考的勇气和能量，但这种思路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更多的作家，比如刘心武、从维熙、张炜等人，只是建立起了知识的崇高形象。这一崇高形象的特征表现在对知识的掌握和通过知识所建立起来的笃定与自信上，而至于这一知识的具体形态，则是他们所不关心的。这种知识的“崇高”性，虽然使得他们的主人公们获得批判现实的勇气，但同时也使得他们同现实格格不入：现实在这些小说中，某种程度上是以隐喻或预设的形态存在着的。这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们更多的是介入现实或批判现实的勇气，而深入现实的热情则明显不足。真正具有研究现实的热情的，是那些社会学著作。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热向社会学热的转移某种程度上正说明了这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及热销。
事实上，知识分子仅有“干预现实”的勇气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和阐释现实，只有这样，其“干预现实”才具有现实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这方面，阎真的《沧浪之水》可谓具有症候性。小说的主人公池大为以俯视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周遭世界。这种批判的激情来源于其背后强大的由众多先贤所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这种批判的精神阻碍了他对现实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他很快就被现实生活所代表的惯性和惰性击败，溃不成军。但这并没有引起他对自己的反思和对现实的重新打量，而是断然否定了自己。此后他虽很快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其实是被现实完全淹没并被改写。小说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在面对现实的强大时，仅仅有批判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分子需要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不会在与现实接触时迷失自己。而要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仅仅依靠知识分子传统是不够的，还需要研究现实和阐释现实，而不是高高在上，就像刘心武的《飘窗》所显示的那样。小说的主人公以“飘窗”的角度观察审视现实，其结果只能是被现实所吞没。第二，要保持同现实的合理距离，既不能过远，也不能过近。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对现实持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能先入为主，也不能完全认同。
《沧浪之水》中池大为人生经历的戏剧性反差，象征了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中的两级现象：要么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理想姿态，要么是同现实毫无距离，两者之间缺少有效的过渡。这样一种两级现象的出现，可以放在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及市场化进程的背景下加以“互文性”地把握。即是说，理想主义在80年代中后期遭遇危机，恰逢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两者之间的转换其实是很自然地发生着。这在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有最集中的体现。理想的虚妄和现实的窘迫，使得以小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们迅速沦为现实的奴隶。池莉的小说则把这一转换的背景略去，直接凸显现实困境中知识分子的窘态和猥琐。与这样一种倾向相类似的，是90年代欲望化写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韩东的小说，如《中国情人》《我的柏拉图》《我和你》《美元硬过人民币》是其中的代表，他的知识分子们被欲望裹挟和推动，浑浑噩噩而茫然无措。
主体性重建的可能与限制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和题材拓展的内源性动因在于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重建，传统文化的重建则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同时，知识分子主体性的重建也受制于知识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性进程本身。
在这种倾向下，“重建知识分子自身的主体性”作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重要命题被提出。当作家们回过劲来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时，他们更多想到的是知识分子反思批判精神的重建问题。他们通过反思历史和对话，着手展开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以及张炜的《你在高原》系列，在“代言”的情结之下，知识分子形象的主体性始终处于一种内在的不稳定状态：知识分子主人公缺少面对真实自己或反思自身的魄力和勇气。全球化时代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和焦虑感使得知识分子主人公们处于一种永远的“寻根”（找寻）状态，比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王宏图的《迷阳》，以及李陀的《无名指》。对这些小说来说，知识分子主体性的重构（或建构）始终处于坍塌的危险之中，重构与坍塌的张力构成这些小说无法摆脱的隐形结构。
这一逻辑下，传统作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的资源这一命题被提出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陈忠实、刘醒龙和李洱是这方面的代表。《白鹿原》中朱先生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对传统儒家精神的现代转换这一问题的思考息息相关；但因受制于小说中解构思想的影响，这一思考最终未能完全展开。刘醒龙的小说多以知识分子作为表现对象，在经过一系列的思考和努力后，刘醒龙在《蟠虺》中，尝试把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放在传统文化重建的角度展开，即是说，传统文化的重建被赋予了知识分子主体性重建的象征意义，这也使得小说别具隐喻色彩。李洱的《应物兄》则提出了传统同现实的另一重关系，即儒家传统在资本逻辑的运作法则之下有无再生的可能。沿着这一思路，他尝试从现实的角度重新解释传统，其策略是从“应物”说的角度解释儒家传统，把它视为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精神形态，因而可以为变动的现实所用，但他最终痛苦地发现，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儒家传统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则之间有着无法弥合的内在鸿沟。小说中主人公应物兄的意外死亡正表明了李洱的这一无奈而清醒的认识。
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通过对晚期现代性的诊断，指出其重要特征体现在以“专家体系”为重要表征的“抽象体系”上。即是说，现代社会中随着知识的分化和分工而来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靠于各个领域的“专家”，而不是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然而反讽的是，“专家”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是矛盾重重、争议不断，知识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更不用说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消亡了。这其实是告诉我们，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而言，知识分子自身所面对的问题才真正是束缚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和题材拓展的核心命题。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某种程度上是受制于知识的现代生产本身并被其所内在地决定和限制的。在这方面，晓风的小说《回归》极具症候性。他以知识分子群体深陷知识分工和专业化的困境告诉我们，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构成其批判现实或阐释现实的最大挑战的，是现实的丰富庞杂与知识分子专业分工的局限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能解决，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及其同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无法很好地把握。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知识分子对自身的主体性和知识的限度展开反思，然后才是现实表现的问题。他们要有一种限度意识。没有限度意识，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把握现实或反映现实，更不用说塑造好知识分子形象。在这方面，李洱的《应物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小说中，应物兄对自己始终心存怀疑且信心不足。他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拥抱现实，一方面却又对自己、他人和社会投之以清醒的审视和嘲讽；他试图说服自己，同时又不断地加以否定；如此种种，使得小说别具张力而意蕴丰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