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宏大叙事的追求在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越来越普遍。恰如莫言所言：“重建宏大叙事确实是每个作家内心深处的情结。所有的作家都梦想写一部史诗性的皇皇巨著。”

何谓宏大叙事？利奥塔认为，用一个元话语来统合整个世界，这个元话语就是宏大叙事。洪子诚说得更具体，其目的为“把握时代精神”、揭示“历史本质”，特点是“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以及“英雄典型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周新民认为，还要“沟通意识形态话语与现代人本精神”。质言之，追求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往往试图对社会历史作出某种总体性概括，并且努力穿透芜杂的生活表象去把握社会发展趋势，进而揭示历史本质和时代精神。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宏大叙事显得多姿多彩，大体可以归纳出几种模式：（1）社会分析模式。注重从阶级、阶层角度观照生活，以正面强攻的方式介入社会问题，试图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如曹征路的《问苍茫》、刘继明的《人境》、孙惠芬的《后上塘书》、余一鸣的《江入大荒流》等。（2）家族叙事模式。通过讲述一个家族或多个家族的命运变迁来折射一个长时段的社会变化图景，对历史作出某种总体性概括。如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莫言的《生死疲劳》、关仁山的《日头》、李凤群的《大风》、梁晓声的《人世间》、徐则臣的《北上》等。（3）方志叙事模式。往往聚焦一个地域，以“地方志”的方式多侧面立体展现社会发展状况，隐喻一个时代的整体情境。如孙惠芬的《上塘书》、阎连科的《炸裂志》、付秀莹的《陌上》、赵德发的《人类世》、刘醒龙的《黄冈密卷》等。（4）双重成长模式。通过记录个人与集体（家庭、村庄或企业）的共同成长历程来表现时代的变迁，并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如蒋子龙的《农民帝国》、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刘诗伟的《南方的秘密》等。（5）漫游寻找模式。通过记录个人的漫游与寻找经历，侧重从精神层面切入时代重大问题，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为私人生活找出历史的侧面”。如李佩甫的《生命册》、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余华的《第七天》、张炜的《你在高原》《艾约堡秘史》等。

这些长篇小说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纷纭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作出了某种程度的总体性概括。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发现”以及对时代“新人”的塑造，力图穿透历史表象进而把握其发展趋势，于时代精神的深入开掘和价值理想的自觉建构中开辟出新的美学境界。与传统宏大叙事相比较，这些长篇小说凸显了时代观念与审美风尚的新变化。

一是思想资源的多重征用。五四以降到新中国“十七年”，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基本思想资源为阶级斗争理论。进入新时期以后，启蒙主义一度成为主流，但随着西方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中国作家的思想资源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在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启蒙主义的中心地位亦被逐渐打破，新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领风骚，阶级（阶层）分析方法也得到重新征用。譬如《圣天门口》迥异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它对历史的消解与重构已然摆脱了单一的意识形态规约，作家的思想资源表现出多元性——基本立场为人道主义，雪家集中体现的仁爱精神源自中国传统文化，而梅外婆身上寄寓的则是基督教精神，“圣”指向天道，显然是一种自然神性精神。《人境》赓续了《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但是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理想主义等观念通过人物的思想交锋亦得到充分呈现，所以该书被称为“当代思想录”。《艾约堡秘史》继续高扬理想主义精神，“二姑娘”象征的是民间文化——时代道德理想的坚守者。《我是我的神》则彻底拆解了新历史主义，建构了一种开放的英雄精神，对消费时代的理想主义作出了全新阐释。对思想资源的多重征用，使得作家们拥有多维视域和鲜活的精神能量，“概况”与“穿透”社会历史也有了更加丰富、有效的角度与路径。

二是人物形象的新变化。与传统宏大叙事中的“新人”相比较，新世纪长篇小说中不再是单一的革命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者形象，既有改革英雄、资本英雄，也有平民英雄，更多的是处在时代夹缝中的普通人。他们参与当代社会变革，人生经历更为丰富，思想性格更加复杂，主体性更为鲜明，往往具有精神化的特点。《问苍茫》中的唐源是一个具有历史主体与阶级意识的工人，也是作者寄望改变现实处境的理想化人物。《南方的秘密》中的顺哥醉心于π学研究，渴盼着人生价值的全面实现。《艾约堡秘史》中的淳于宝册堪称富豪阶层中有一定觉悟的“当代英雄”，他意识到自己身心分离，依然要“改造现实”；尽管“荒凉病”难以治愈，但他仍然渴望自我救赎。《我是我的神》中的乌力天赫不断质疑家庭、社会和世界秩序，最终成长为一个精神上自由且独立的强大主体。这些具有强烈反思意识的“新英雄”，往往充满了孤独感。他们质疑自我、反思人类，超越了具体的意识形态而更接近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长篇小说中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人物的大量涌现，显示了作家对于社会变迁与人物心灵结构变化的准确把握，立足现代人本意识基础之上的审美观照也变得更为宽阔和深邃。

三是叙事方式的新探索。传统的宏大叙事主要为线性叙事结构，背后隐含着进化论史观，而新世纪宏大叙事作品的叙事结构更加多样，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解更为开放多元。如《生死疲劳》打破了线性叙事结构而采用“六道轮回”的结构模式，以动物视角展开多重叙事，形成圆融的复调效果，对人类历史和人与土地的关系进行了陌生化呈现。《秦腔》在散点透视的基础上融入焦点透视，“以生活流的方式和现象学的具象呈现方式以及意象的营构等方式来还原乡村世界”（宋柠銮语）。《陌上》采用散点透视结构，每章虽重点书写一个人物，但人物彼此之间存在关联，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汇聚成一个完整有机的乡村世界。《秦腔》《陌上》等借助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呈现抵达宏大叙事的总体性，既避免了传统宏大叙事思想僵化的弊病，又避免了日常生活叙事对意义的消解。

四是多种艺术手法的有机混融。传统宏大叙事采用的都是现实主义手法，而新世纪长篇小说则融入了许多现代派、后现代派技巧。譬如《生死疲劳》的动物叙事，被认为是“东方式超现实主义写法”。亡灵叙事也被作家们较多地使用，如余华的《第七天》、陈应松的《还魂记》，在文本中创造出“乌托邦”或“敌托邦”。《秦腔》的主体故事中穿插了大量的对联、秦腔戏文、讽刺诗、大字报以及卜卦文、地方志、论文等，堪称典型的“跨文体”文本。新世纪宏大叙事长篇对多种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不仅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力，而且提升了长篇小说的美学品质。

毋庸置疑，新世纪长篇小说宏大叙事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思想力不足。苏格拉底说过，“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强调了思想力的重要性。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只有具备了思想力，才会拥有总体性的视野和清晰的方向感，才会自觉地质疑生活、辨析生活、提炼生活，从而穿透纷纭芜杂的表象抵达本质，以审美的方式实现对于生活的超越性表达。有些宏大叙事的长篇过度追求故事性，价值立场含混，思想内涵苍白；还有的艺术形象脱离历史逻辑和生活逻辑，传达的观念显得虚假。思想力的欠缺还会使得作家在价值理念上臣服于流行观念，最终丧失超越性文化视野以及精神境界和艺术个性。只有当一个作家拥有了较强的思想力，他才可能将个体经验、生命感知与民族经验、人类经验有效融通，实现对于社会生活的准确把握和穿透性表达。

其次是异质性经验匮乏。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必然饱含着丰富而新颖的故事和细节，但是不少宏大叙事的长篇所提供的故事和经验极为相似，缺乏新鲜感和感染力。孟繁华曾指出，张炜足迹遍布《你在高原》的每个角落，这使得他的写作“更有内容”。打开书斋走向大地和人民，在“行动”中体验、思考，不仅会激发作家的情感，还会修正固有思维，甚至更新话语方式，这是早已被证明的文学正道。在一个现实生活超出了想象的时代，作家只有在“行动”中去打开生活的褶皱和探寻人性的秘密，他的思想才有可能站到时代前列，才有可能发掘出更多的异质性经验，从而弥补想象力的不足。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想象与书写中，长篇小说宏大叙事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是，如何艺术地“概况”和有力地“穿透”时代生活，仍是需要直面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