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散文在今天是一种繁荣的文体。写作者众多，发表、出版的数量也惊人，整体的面貌却并不令人满意。尤其在散文的语言上，讲究、节制、有个性的文字，其实不是很多。我以为，散文的语言，在本质上应是优雅而富有美感的，粗糙和夸饰是散文的大敌。因此，散文要写得好，不仅要面对一个有意味的实感世界，还要面对一个优雅的语言世界。
散文当然也可用粗砺或炽热的语言来写，但更多的时候，它的面貌应是平实的，朴素的——作为一种简单、自由的文体，话语的喧嚣总是和散文无缘，散文更像是一种日常的说话，或者与邻人间的交谈，实在，隐忍，质地清晰，带着作者的身体气息，也呈现一个人的性格和学识。因此，散文写到一个地步，读者很容易就在这个人的文字中，读出一种情怀和雅兴来，文风上的，以及生活上的。这似乎成了辨识一个人散文品质高下的精神路标之一。
散文确实是一种文雅的艺术。俞平伯出版散文集《燕知草》时，是周作人作的跋，他在这篇跋里称赞俞平伯的散文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他把这种文学意味就概括为“雅”：“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1]自然、大方的风度，不仅指语言，它更是一种精神气度，一种松弛、宽广的心境。雅致的语言，必然是从一种文雅的心灵里来，所谓文心和人心的合一，并非一句虚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的“雅”，关乎心灵的密度和广度，也关乎语言如何塑造心的形状。正基于此，王统照才有“纯散文”一说，他认为，“纯散文没有诗歌那样的神趣，没有短篇小说那样的风格与事实，又缺少戏剧的结构”，但能够“使人阅之自生美感”。[2]
“美感”一词，和“雅致”大约是相通的，它既是一种话语风格，也是一种心灵修辞。
在我看来，“美感”和“雅致”，一直是散文写作的核心品质——这样的看法，或许是陈旧的，但散文写作本身在当代就像一个活着的古典神话，与其说它的革命方式是前进的，还不如说是后退的。后退到“美感”和“雅致”中，这对于日益粗糙、浮泛的当代散文现状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纠正。
二
南帆的散文令我颇感兴趣，正是因为我对散文的这种观察——他的散文，多为优雅而有美感的文字。他既重历史疑难的探询，也重现实人心的解析，正如他的笔墨，既有批评家的睿智，又有散文家的自得，这使得他在历史与现实、理性与感性之间，穿梭自如，有着一个学者不多见的优雅和沉实。
我喜欢读这样的文字。清晰而准确，隐忍而节制，没有怒气，拒绝夸张，不人云亦云，也不斤斤计较。他写作视阈的宽广，见证的正是他生命的厚度，这一点，在他的散文写作中表现尤为明显。有论者把南帆的散文称为是“审智”散文，这大约跟南帆的学者身份有关，对照南帆的散文，确实不乏“直接从感觉进入智性的思索”的妙笔，“他最为精彩的发现是从现象出发进行直接抽象，而不是从文献出发作间接演绎”[3]，说他的散文“审智”，显然不失为一个精准的概括。
然而，智性的下面，并非没有感情和体温。比起批评文字的冷峻来，南帆的散文更近人情，更见个体生命的真实刻度。“他的冷峻和理性，来自于他对生活真相和思想疑难的不懈追问，如同他隐忍、深微的生命体验，往往通过智慧的细节解读和符号分析，走向清晰、透彻和宽广。他活跃的探索精神，拓展了散文的文体边界；他沉静的语言，既有思索的欢乐痕迹，也有洞悉事物本来之后的感伤。他出版于2004年度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通过描述一段正在消失的父辈的人生，有力地呈现出渺小人群与巨型历史之间的裂缝和错位，并对个人的创伤记忆、时代的内在迷乱给予了真切的意义关怀。他所揭示的时代对人的微妙影响，以及人与历史互相改写的复杂境遇，既是对亲人的沉痛追思，也是理解当代现实的重要参照。”[4]现在看来，个人在时间和历史面前的无奈、沧桑和沉痛，一直是南帆散文写作的重要母题，他的文字，许多时候正是探查人被历史磨碾之后所留下的碎片和叹息，并由此返照出人在现实面前的隐秘困境。
三
《辛亥年的枪声》是南帆的一本散文集，在其主要篇章，如《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中，历史依然是他难以释怀的主题。此外，书中的许多篇章，还洋溢着南帆对日常事物的浓厚兴趣——围棋，乒乓球，摄影，书，金鱼，甚至数字。因此，《辛亥年的枪声》一书，不仅关涉南帆对历史、故土和先贤的追思，它也书写日常生活和渺小事物背后的散淡心事。无论事大事小，情深情浅，背后潜藏的都是南帆那智慧的面影——他不会因为介入重大问题的思索，而忽视对细节的发现；也不会因为流露出对小事的警觉，而遗忘生活背后那条长长的历史阴影。他也犹疑，那是因为真相的消隐，正如他偶尔的幽默，往往是为了缓解内心的迷茫。
这个迷茫，常常出现在他面对历史时的那个瞬间。“历史”二字，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大词，是材料、事实和铁证如山的现场，因此，写作历史大散文的人，一般都会显露出一种独断的文化自信。南帆笔下的历史，却呈现着完全不同的面貌。他承认历史比绯闻更伟大，但并不简单地把历史等同于客观的事实、严密的考证，相比之下，他更关心人与历史的微妙关系，以及人在历史的缝隙中依然还残存的个人气息。他说，“许多著名的先辈冻结在历史著作之中，庄严肃穆，矜持而古板；只有在传说之中，他们才真正活起来。”为此，即便在诉说正大的历史，南帆也对传说保持着浓厚的热情，比如他在讲述“有些温情的林纾”时，就坦言“没有必要用呆板的考据求证传说”，“传说不是证明细节，而是证明这些先辈没有退出生活。传说也是历史——这是盘旋在人们心中的另一种历史。” [5]
正是对“另一种历史”的持续关注，南帆一系列谈论历史人事的散文篇章，才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情世界。
在《辛亥年的枪声》一文中，南帆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广州起义这一事件的影响和意义上，而是突然对林觉民的内心轨迹有了兴趣。他称林觉民为“乡亲”，这个人，有血有肉，豪气干云，慷慨悲歌，一剑封喉，既是铮铮铁汉，又有一副旷世柔肠——他的《与妻书》写得情意绵绵且正气凛然，比起这颗浩大的悲心，历史反而显得渺小起来。生离死别，轻吟低诉，天井的腊梅，窗外的月影，“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这样的林觉民，使庄重的历史变得生动、真切，带着体温，挂着泪痕，个人开始在历史的裂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的出现，其实就是对传统历史描述的补充。
四
补充就是发现。和历史考证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散文写作面对历史时所匮乏的正是发现和理解。
一个散文家笔下的历史，如果体积过于庞大，他必然会取一种“去纠正”的写作态度，相反，如果他从一条细小的缝隙进入，就会取“去理解”的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这样的散文，视角是小的，但由于作者所选择的点可以准确地将自身的力量集中起来，反而有可能通达一个广大的世界。因此，我尊敬那些谦卑地“去理解”历史的人，这表明，他们在历史面前的感觉不仅没有板结，而且还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卡尔·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一书中说：“好的历史学家会增强这种好奇心，他会使我们想去理解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人们和情境。”[6]
好的散文家也是如此。
清醒的史识，个人的理解力，发现者的情怀，这些永远是散文在历史面前必须具备的话语姿态。“历史是由无数段落草草地堆砌起来的，没有人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填塞在哪一个角落。古往今来，多少胸怀大志的人一事无成。如果不是历史凑巧提供一个高度，即使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燃成一把火炬，照亮的可能仅仅是鼻子底下的一个极其微小的旮旯”[7]——这样的历史表述，使历史开始向文学转化，或者说，历史获得了一种文学般的动人面貌。
历史需要的是求证，而文学则允许假设和想象。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是个青年才俊，素来喜好吟诗作赋，后来听从梁启超的规劝弃诗从政，不幸殉难。说到这里，南帆不禁假设：“如果说，林旭专攻词章之学，哪怕成为游历边塞、出入青楼的浪荡文人，是不是反而有机会尽享天年？”林觉民不负天下，但负了一人，这人就是他的爱妻陈意映。面对他长笑而去的身影，南帆问道：“他挥挥手将陈意映抛在彼岸——他有这个权利吗？”南帆总是通过假设和追问，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疑难和不安。面对历史时如此，面对现实时，他同样无法打消自己对于很多貌似合理的事物的疑虑。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一切僵化的观念史失去了信任，他的写作才会有意无意地去留心生活细节和现实可能性。
五
对细节的在意和警觉，以及关注细节背后那意味深长的思想玄机，这是南帆散文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正如他习惯把“枪”、“墙”、“麻将”、“躯体”当作文化符号进行“寓意分析”[8]，他在描述一种日常人事的时候，也重视用细节作为精神表达的通孔。比如，当他说到外婆的死时，会联想起“一张床从此空了”，“家门外面的社会如同疾驰的列车轰然作响，但外婆已经无力搭乘”，“她的八十几年默默地流失在几个院落和几个厨房里面”[9]——床、院落和厨房是现实情境中的细节，而列车则是一段人生旅程的隐喻；当他说到“消失的巷子”时，会联想到旷野，“置身于无边的空旷，一个人和一丛草或者一个石块没有什么差别”[10]——巷子使人亲切，旷野则令人产生孤独感，而在一种广大的孤独中，人与草木、石头都因为渺小而变得平等。此外，南帆在散文中还说钱，论吃，思考数字和摄影对于现代生活的微妙影响，涉猎广泛，但他从不抽象地谈论和思考，而是善于在经验的丛林和细节的描写中发现曲折的小径，使读者在会心一笑或若有所思中获得智性的愉悦。
如果说理论是对思想问题的重大发言，散文更多的就是打扫生活的细节，清理思想的碎片。散文被称为是业余的文学，就在于它常常是一种生活偶得，难以制作，也拒绝虚构，如朱光潜所说，“心里怎么想，手里便怎么写”[11]。南帆的散文多为有感而发，有着强烈的现实感，不空洞，不滥情，所写文字，均在陈述人事，测度人心，因此，他的散文有着鲜明的文体意识，却又不流于形式和辞藻，他的写作底座，始终贯注着对人的关怀。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这话记在《文史通义》里，说的正是中国的散文。也就是说，以文写人事、述人心，实为散文的正统，而以文写文则迹近语言游戏。看一个人的文气，当然要检视其心气，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讲文学的方法。[12]归有光从《史记》中意会到了写文章的秘诀，曾国藩在文章上主张学《汉书》，其实看重的正是作者不同凡响的心气。
我以为，多年来坚持散文写作，也是南帆暗中积聚心气的方式之一。
南帆的理论文字细密冷静，动情之处不多，但他的散文，往往会毫无设防地泄露出他的心事和情怀——这是一个学者极为美妙的一面。梁实秋说，“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心声翻译得好的散文，往往就有“澄清澈底”的风格。[13]南帆的散文，大概是称得上“澄清澈底”的，有细节，有情怀，更重要的是，无处不在地透露出一种智慧的警觉。
这样的话语表情，所翻译出来的，是一个现代书生的理智和旷达，值得品味。或许，一些读者会觉得，南帆的散文，有时因为过于隐忍，而失去了在事物内部长驱直入的快意；有时他对事物的习惯性警觉，又使得他的一些文字显得过于工巧——他的长文气韵严正，下笔沉重，多为雅文，美感和智性并重，然这样的风格一落实到短文、小品文的写作中，有些则显得有意为之，说理有余，佳趣不足。有些人适合写长文，如余秋雨，有些人则长于写小品文，如贾平凹，这大概是写作定律，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一己之长，便不足为憾了。毕竟，像《水经注》这样，合起来是一本大书，拆开来又是一篇篇上佳小品的作品，放在一部厚厚的文学史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注释：
[1]周作人：《燕知草跋》，《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序跋文》，第123—12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王统照：《纯散文》，载《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三号，1923年6月21日。引自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3]孙绍振：《当代智性散文的局限和南帆的突破》，《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4]这是南帆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散文家”时由我撰写的授奖辞，见《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5][7][9][10]南帆：《辛亥年的枪声》，第18—19页、第27页、第81—83页、第10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
[6]参见《历史哲学的多元取向》一章，[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8]这点在南帆的《叩访感觉》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显著，该书由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
[11]朱光潜：《论小品文》，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第22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
[12]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7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3] 梁实秋：《论散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八号，1928年10月10日。引自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第3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