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我对于刘荣书的创作并未特别关注，然而一旦开始关注，就发现他的存在非比寻常。仅自然抵达我的视野的阅读而言，最近就有他的中篇小说《雪人》（《江南》2019年第4期）和《虚拟爱情》（《福建文学》2019年第7期），这算不算是一种当红的佐证？当然，我重点关注的还是他这个中篇小说《扯票》。
扯票，在冀东方言里是撒谎的意思，文学化一点表达，也可以说是：虚构。其实从广义上来说，写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扯票。小说中这个颇具扯票才华的聪明的小丫头，就基本具备了一个非专业的生活小说家的雏形。然而生活终究不是小说，小说可以任由小说家去创作，正如刘荣书在创作谈《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中所言：“我自由地建构我的世界，我的王国。修筑我的城堡，我的家园。我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我有改变他人命运的权力，也能让一个人深陷绝望时，让他看到前路的光明……”生活本身却由不得人去创作，在现实既定的限制之中，人对生活自由创作的可能性很小，而人终其一生顽强地活着，不过就是在争取那一点点可能性。
虽然现在有一个说法：作家太多的才华用在了写创作谈上，但我还是要把刘荣书的这篇创作谈《写作曾让我感到羞愧》所给予我的触动，不折不扣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对于我理解《扯票》这篇小说很重要。我曾经不明白，刘荣书为什么一定要用“扯票”这种有局限的方言？读了这篇创作谈，我明白了，因为他一直“蜗居在村子里”，做着一个从隐秘到无法隐秘的写作者。“扯票”这一词汇所传达出来的，就是他的文学肌理本身，就是他的文学地气，他很难把来自村里的小丫头的“扯票”命名为“撒谎”，那会让他感到陌生和异样，会隔绝他与小丫头之间的心气相通。刘荣书甚至没有给小丫头一个名字，我想这是有意为之，她已经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女孩，而是已然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而又进入不了城市的所有女孩的缩影。
小女孩有点可笑又有点可爱的扯票，是为了满足一个孩子“得到一颗糖吃”的愿望，这天真幼稚的试炼，如同她向生活的索取，之所以总能够得到满足，是因为有一个“爷爷”在托底。然而，“爷爷”并不总是存在的，并非“四海之内皆爷爷”。其实，小姑娘和爷爷这样的一对存在，本身就是令人揪心的，即便温暖，也带有脆弱的暂时性。如果说“爷爷”是一个古老的黄天厚土血肉亲情的隐喻性存在，“父亲”和“继母”则是离开土地的农民被城市冲刷洗牌后的隐喻性存在，“母亲”则直接不存在了。爷爷逝去之后，接管小丫头的是住在城中村的父亲和继母。城中村是一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符号，它是一个既非城又非村的蝙蝠一样的存在，是一个“奈何桥”般的无奈的过渡，向上向下皆难兼容，无法定义也无法定性，只能尴尬地存在于模糊地带。
这个机灵的小丫头既然已经来到城中村，触摸到“城”的边界，就必然要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城”；她凭着自己良好的记忆和自学识得的几个字，一点点走出城中村，走进“城”。小丫头对于“城”的隐秘探索，让我想到刘荣书的写作行为本身。写作既是他向外面的世界伸出的触须，也是他与虚构世界之间的一条暗道，他由此而确认自我的存在。打通了“彼岸”的“此在”，才是真正的存在。然而，他在村子里写作的行为，如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在村子里刷牙，毫无疑问地遭到群嘲。任何超越村庄层面的追求，都会被视为村庄的异端，作为异端的个体的自尊，必然要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围剿。他的写作成了一种“暗疾”，一种对自身的“间接的伤害”，只能为他带来“隐秘的羞愧”。写作本身就够沉重的了，还要额外地去突围那些裹挟着自身的庸常与狭隘，这样的存在定然不会轻松。只有“泯然众人矣”，才能活得轻松，为此，刘荣书一度放弃写作，过上了一个正常的乡下青年的生活，结婚、生子、喝酒、赌博、滋事，“活得比周围任何一个人都要正常”。然而，“时不时地，某种孤独与颓废的情绪会像幽灵一样控制了我。”他终究是要宿命一般地回到文学。如果脱卸压力使人更加沉重，那就不如勇敢承受。刘荣书的写作是可敬的。再次回到写作的刘荣书，“始终处在一种封闭游离的状态中”。作为一个唯恐被嘲弄的写作者，在幽闭中穿行于小说世界的心态与状态，与小丫头由城中村向外探索的身影是重合的，俨然往返于暗道的路径也是一致的，小心翼翼又野心勃勃，好奇的试探与迷途的恐惧杂糅。刘荣书在书写小丫头的越走越远时，有着极大的耐心与张力，既抑制又放任，那是他的某种生命体验的间接代入。
哪怕是一棵野草，也有向着世界伸展的欲望，小丫头那一点点延长的对“城”的探索，是再自然不过的共通人性，算不上贪婪。然而，一次被继母责打的委屈，既偶然又必然地把她的欲望膨大起来，使她扯了大大的一票，使她的离家出走变成了变相的被拐。这一次，她不仅没有逃离“城中村”而进入“城”，反而进入了连“城中村”都不如的垃圾村。这时候，小丫头不光想起乡下温暖的爷爷如契诃夫笔下的凡卡对爷爷的思念，就连父亲甚至继母和弟弟，在她心里也是温暖的了，但她的信息已经无法抵达他们，如同凡卡的信无法寄达“乡下爷爷”。
走出这个垃圾村，回到原来的城中村，她用了三年的时间，而这两处的距离不过六公里。刘荣书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一个猝不及防的逆转，往往令人瞠目结舌。荒诞的背后，呈现的是深刻的本质。小丫头倏忽之间被好人带走，这意味着什么？相信每个人读到这里，都会为她命运的擢升过于容易而有所怀疑。此处，我们来自生活的经验论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命运的推进终将证明，小丫头并没有拔出自己的根。她不仅没有追上城市，反而又落到了城中村的后面。
看起来，是小姑娘的扯票使她陷入了困境，然而，城市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它诱惑你跳起来，以为会抓住它，结果却使你跌到了更低处。它给你生活在它怀抱里的假象，然而，城中村的真相却是：在城中，属性依然是村；失去了村的自然属性，又无能上升为城。城与村，近在咫尺，甚至看起来融为一体，却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鸿沟远比看上去巨大，大到令人绝望，而且，渴望越深，绝望越深。那貌似不存在而又有霄壤之别的落差，比显而易见的落差给人更大的伤害和悲凉感。她在城市的迷宫里绕来绕去，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归属。城与村之间，尚有可能构成一个“围城效应”：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小丫头就是如此，渴望城市，但有一天来到城市，又怀念起村子的人情与美。但城与“城中村”之间，却连“围城效应”都不可能，她并未真正进入“城”（围城），更谈不到想出来了。她甚至未曾穿越城市，只是从边缘堕入更边缘，从底层堕入更底层。
走不出去的命运魔圈又把小丫头送回了原地，人好像磨道里的驴，怎么走都是在原地打转。安殿荣在《刘荣书的小说王国》（《时代文学》2017年第11期）一文中写，刘荣书小说一个比较突出的叙事策略是原点式书写，即在经历了波折的故事之后，主人公们重新回到生活出发的某个原点……确实，《扯票》就是刘荣书的又一次原点式书写。不过，这一次，连原地都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因为她的失踪，继母带着弟弟离去了，家不存在了，父亲也老了。此刻只感到团聚就好的父女二人，选择了离开城中村。台湾电影《鲁冰花》中，一只小小的茶虫，在茶农的儿子古阿明眼里，却是那么巨大！他画出来的茶虫，有着邪恶的眼神，恶魔一般的摧毁力跃然纸上。因为，茶虫可以吃掉他家赖以为生的茶叶，那就意味着吃掉了他的书本、画笔，乃至吞噬了他整个的生活。画中的茶虫，就是他内心感受的放大性呈现。城中村与城之间，似乎无缝对接，然而那看不见的鸿沟之巨，在小丫头这三年、六公里的感受中，想必亦如不寒而栗的深渊，所以，她和父亲选择离开。可是，他们将去往哪里？何处是他们的家？小说没有指明去路，只说可能回到了老家，但那“从此过上了幸福而稳定的生活”的童话故事的反讽，显然又是在否定“回到老家就找到幸福”的可能性。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小丫头——作家也只能徒然一问。
小丫头及其家庭的问题，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城乡之别，贫富之差，比族群与地域差别更加触目惊心。阶层固化的当下，底层如何突围？这是一个用小说回答不了的问题。小说只是带着悲悯去体察和揭示，寻求关切的目光，吁请探讨解决之道。与其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来虚假抚慰，不如像梁漱溟那样去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托尔斯泰那一代巨匠之批判现实主义，往往亦未指出方向，未解决往何处去的问题，他们有时将宗教奉为精神上的去路，那仍然不是现实去路。
小丫头的谎言太小，世界的谎言太大，谁在对谁扯票？小丫头的谎言是感性而柔软的，世界的谎言却是客观而坚硬的。面对坚硬的现实，文学何为？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闭上眼睛写作也很容易，闭上眼睛沉溺于歌舞升平更容易，然而，如果没有摸黑前行的勇气，作家何以称为社会的良心？鲁迅曾经提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同样，批判现实主义不能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是的，心灵鸡汤灌溉不了现实的贫瘠，批判现实主义理应成为对“岁月静好”型创作的合理补充。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罗曼·罗兰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以理想为出发点，所以充满激情。而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是肩着黑暗闸门的悲壮担当，注定不可能飞扬。刘荣书属于后者。经不起世俗价值评判的写作不能“给边缘写作者带来尊严”，就连“作家”的称谓都相当于一个笑柄和绰号，这种体验使刘荣书“在生活中潜伏下来，以一种悲观的、怀疑和逼视的态度，揣测并窥伺着我周遭的世界”，换言之，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刘荣书导向了批判现实主义之途。对于自己文学尊严的卫护，使刘荣书更在意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与文学的尊严在他是一体的，而批判正是为了使尊严成为可能。刘荣书的小说经常渗透着一种压抑感，那不是感同身受，而是直接源于自身的压抑感。他是以一种防御性的自尊守卫着自己的写作，守卫着文学的尊严，所以，他对文学没有任何玩味之态，也无意于炫技。
在压抑与羞辱感之中对文学的坚守，“让我与外部世界有了间接的沟通与联系，从而具备了审视的目光，敌对的情绪，以及怀疑的能力”——这就是刘荣书批判现实主义的发生和内核。宿命亦是使命，注定要走在文学的路上，刘荣书就无法放弃批判的使命。“写作换不来局外人对你的尊重”，然而，你还是要为那些“局外人”发声，就是这样悖谬。鲁迅那些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启蒙作品，绝大多数需要被启蒙的“国民”恰恰是不会去看的。文学的处境从来如此。
小说不能代替生活，然而小说又确乎是生活。作家在现实面前没有装聋作哑的权利，文学必须担起负重前行的责任。刘荣书批判的力度也是柔中带刚的，那是一种谨慎绵柔、悲悯体恤的看似无力的贴地飞行。刘荣书的批判又是彻底的，《扯票》中，他写城乡结合部困窘的底层生存，并不试图去打捞，而是任其沉沦到底，这是一种批判的完成。未必只有纵横开阖大气磅礴才是道义担当，以作家的个体之力承担起自己那一份，面对时代的庞大身躯，直视凋残，不避卑微，这就是勇力。
把生命自由的空间拓宽一点点，都像蚍蜉撼树一样艰难，都需要付出被生活“扯票”的代价，但人终究还是要去尝试，要往前走。我们还是愿意以慈悲，以爱意，去祝福那个爱扯票的小丫头。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