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及目录

青年王蒙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百花文学”时期，邓友梅、王蒙等青年作家发表了一批干预生活、反映现实的特写和小说。由于受到“反右”运动的冲击，这些作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们的作品也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帽子。到了新时期，当年的作家得到了平反，这些作品也在197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并命名为《重放的鲜花》。很明显，无论是“毒草”，还是“鲜花”，都是对文学作品的政治性判断，与其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无涉。因此，时过境迁，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逐渐被人淡忘。但是，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却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不断地被重读。甚至，不同时期对这部小说的重读本身就彰显了新中国70年文学和思想的变迁。

究其原因，这或许和王蒙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有关。早在1957年，王蒙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将标题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就说：“最初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又常在‘斗争’中碰到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从王蒙的这段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蒙非常关注“青年到何处去”的问题。20多年后，他在《〈冬雨〉后记》里再次重申了这一问题的核心意义，他说：“即使以政治反响大大超过了预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为例，在小说中，我对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的心灵的变化的描写，对他们的幻想、真诚、追求、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和解剖。”因此，王蒙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青年问题。也就是说，组织部里的青年知识分子林震的成长和出路才是作者思考的重心。而在我看来，林震这一人物形象的经典意义便在于他呈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在组织部日常生活中成长的人生形态。

上世纪80年代初，评论家李子云曾用“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来概括王蒙小说的特点。确实，从《青春万岁》开始，少年布尔什维克便成为王蒙小说书写的对象。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这部小说中林震也充满了少年布尔什维克气息。他具有单纯的理想主义，勇于反抗组织部里的官僚主义作风。显然，这些精神品质对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是非常珍贵的。既然林震是如此美好，那么为什么又说小说内在地包含着他个人成长的主题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林震与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的关系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双方构成了互相参照的关系。

显然，刘世吾身上缺少单纯的理想主义情怀。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被批评家阐释为官僚主义的典型。然而，在我看来，对刘世吾的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和林震一样，刘世吾非常爱读小说，四大本的《静静的顿河》一星期他就可以读完。并且，每当他谈起文学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深情，显得比较纯净。由此，我们可以说，刘世吾曾经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与林震共有一片纯净的精神天空。正是有了这片精神天空的存在，刘世吾才会从内心里喜欢和欣赏林震身上单纯的理想主义。同样，也是因为有了这片精神天空，刘世吾才不可能成为像韩常新那样的官僚主义者，彻底适应组织部的日常生活。同时，刘世吾还具有一种反思和自审的精神。他很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就是对自己亲手创造的新生活产生不了激动，于是对于一切都以“就那么回事”的态度来应对。用赵慧文的话来说，刘世吾的最大问题就是“冷漠”。但是，这种冷漠不是指的工作态度，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事实上，他在工作上显得非常干练和敏锐，解决问题高效有力，这一度让林震感到敬佩。所以，刘世吾的冷漠主要指的是他逐渐丧失了对于新生活的热情，而这种热情恰恰是林震所具有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精神状态的变化已经呈现出了上文提到的问题，即青年知识分子如何在组织部日常生活中保持理想主义，继续成长？很明显，从精神成长的角度看，刘世吾没有得到成长，他陷入到了一种困境中无法自拔。那么，林震又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困境，使自己成长起来呢？

文学史家在谈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一般会把这篇小说和丁玲的《在医院中》联系起来。洪子诚在《“外来者”的故事：原型的延续与变异》一文中认为，这两篇小说是对五四以后小说“孤独者与大众”的主题的延续，他如此论述到：“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决断的个体，他们对创建理想世界的革命越是热情、忠诚，对现状的观察越是具有某种洞察力，就越是走向他们的命运的悲剧，走向被他们所忠诚的力量所抛弃的结局，并转而对自身价值和意义产生无法确定的困惑。他们只能在与引为同调者那里（郑鹏、赵慧文）得到理解和慰藉，而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环境的努力，最终会发现是无济于事的。”洪子诚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重读具有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穿透力。但是，这种重读忽略了《在医院中》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两篇小说的历史语境。无论是《在医院中》还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讲述的都是发生在革命组织内部的故事，后者更是发生在组织部的故事。按照革命文化的逻辑，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有着严格的规定，即个人一定要服从组织，甚至从组织的角度来检查个人的缺失。在《在医院中》中，陆萍对自己的个人主义有所反思并最终克服了它，最后重新回到了组织内。因此，黄子平才会说这篇小说是对于“疾病的隐喻”。同样，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也会不断审视自己，从而使自己成长。

毫无疑问，林震身上所具有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使他能够特别敏锐地看到生活中非常黑暗的地方，并去改变这黑暗。但是，当他以自己的视线观察着组织部的日常生活时，别人也在观察着他。小说中在说到林震时，会用“孩子”和“小学生”来指称他，并且说他的观念都是电影和文学培育起来的。这些都说明林震的精神世界还处于孩子的状态，尚未长大成人。而对于一个人来说，成长的关键一步就是进入真正的日常生活，并在其中韧性地生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林震，组织部恰恰给了他展开自己真正生活的契机。正是在组织部中，这个青年知识分子以他的单纯敏感应对日常生活中的不完满和复杂。比如，他对刘世吾的感情无疑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看到了这位副部长身上的缺陷，这些缺陷与自己的单纯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刘世吾革命经验的丰富、解决问题的敏锐果决，这些又恰恰是自己所欠缺的。同时，刘世吾的某些观念也给他造成了重要的冲击。当刘世吾说“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进行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佳式的英雄。当知道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时，“他被打中了似的颤了一下”。林震的表现说明他对刘世吾对年轻人的看法是有所认同的。事实上，他自己确实因为年轻而犯了组织错误，鼓动魏鹤鸣越级揭发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因此，在组织部里，林震也开始反思自己作为青年的缺陷。

至此，我们可以说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的成长是在审视和自省中完成的，完成这一过程的一个中介便是刘世吾。在某种意义上，刘世吾是林震的一个镜像。作为一个曾经富有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在革命后的常态生活中，他逐渐成为一个对新生活的冷漠者。而青年知识分子林震也有可能是下一个刘世吾。不过，从小说文本看，他最终还是坚决拒绝成为刘世吾那样世故老练的人，这从小说结尾他迫不及待地敲开区委书记的门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来。然而，刘世吾给予林震的倒不仅仅是负面的影响，也有一些正面的教育。正是刘世吾使林震开始自省，从而走向成熟，同时也使他的理想主义更加富有韧性和落地感。因此，在王蒙个人的作品序列里，林震只可能是《布礼》中的钟亦成，是《恋爱的季节》中的钱文，而非其他人。林震只有成长为这样，才能不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本质。

如果把林震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放在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我们将会发现他更大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成长对于今日青年至少有两点启示。首先，林震的成长并不是以彻底弑父完成的。相反，他是在审视和自省中完成的成长。也就是说，一方面他通过审视父兄辈的刘世吾，看到了他的精神缺陷。以之为鉴，他拒绝成为刘世吾。另一方面，他又从刘世吾身上看到了年长者的优点，在反思自我中使自己避免年轻人的毛病，走向成熟，成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显然，林震的成长比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刘索拉在《你别无选择》中塑造的文艺青年，以及王朔《顽主》以弑父形式完成个人成长的顽主要理性得多。因此，他的成长模式对于今日青年的成长也更具有一种建设性意义。

其次，《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是当代文学史上较早一篇触及革命与常态，日常生活与乌托邦关系的小说。在我看来，王蒙所谓的“青年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之所以对新生活产生不了激动，就是因为无法解决这两个关系。所以，小说中刘世吾的读书生活和组织部生活是区隔开来的，这就造成他的内心生活与外在生活是隔膜的，而这样的人无疑是悲剧的。

林震的成长的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割裂革命与常态、日常生活与乌托邦的关系。相反，他最终的成长恰恰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对之进行有效的勾连。这也就是林震不同于刘世吾的所在，更是林震不同于刘震云在《单位》和《一地鸡毛》中所塑造的小林之所在。同样是组织内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林震相比，小林丧失了理想主义，彻底去除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地鸡毛。事实上，今日中国很多青年正是小林式的精神状态，在日常生活与理想主义之间彷徨无地。从这一角度来说，林震的成长对于他们不无启发和借鉴。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文学史事实是，1956年《人民文学》在发表这篇小说时，秦兆阳将小说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来，王蒙又把这篇小说改回《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两个题目的最大区别是，一个强调的是青年，一个突出的是年轻。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中，青年具有价值判断的含义，它本身就象征着希望和进步。因此，当秦兆阳用青年称林震时，或许是希望突出林震干预现实生活的勇气。但是，无论从王蒙的写作意图出发，还是从小说文本出发，林震终归是一个有待成长的年轻人。所以，在我看来，王蒙的原名更加符合小说的题旨。同样，活在今日中国的青年人，终究也是年轻人。因此，我们不妨重读一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从林震这个组织部里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一窥成长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