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院士发起在高中生人文社会科学营十周年之际讲读中西经典，我相当赞同这个提议。日前他的文章中提到奥巴马的演讲，这使我想起另一位大演说家林肯。

林肯正式的教育背景很浅，可是他的文章和演讲却极为动人，我认为他主要的精神及思想资源是不断地精读包括《圣经》在内的经典。这些经典深入他的精神层次，除了源源不断地提供许多精彩的养分之外，也形成了一个规模、一个框架、一种内在的雄浑的气氛与节奏，再加上他在适当的时候套引经典，使得他的演讲及文字非常动人。

20世纪芝加哥大学阿德勒教授提倡阅读伟大作品，这件事今天看来已经相当老旧，它的意义却从未褪色。我个人深知讨论经典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什么可以成为经典以及如何阅读经典，便可以从无数方面去谈。这里则只想试着回应一种质疑。

2001年，当我在“国科会”引号为编者所加。此类情况下同。人文处为了推动“经典译注计划”而举办一系列“西洋经典与现代人生”的讲座时，因为报纸副刊的报道，曾经引起一些注意。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到人文处：“都是一些过了时的书，何必这样大张旗鼓？”这个质问促使我们思考：何谓经典？经典是不是一部没有错误、尚未过时的书？一部书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有许多原因：它的历史影响巨大，它的内容历久弥新，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及普遍的问题，它的词采闪亮惊人，它的思路细密曲折，它的架构雄浑庞大等，不一而足。可是不容否认的是，经典中的一部分内容，经过时代的淘洗，用现代人眼光看来已经错误或过时，为什么人们仍然需要读它？再者，经典是不动的，它如何与人类无限多样的存在境遇，以及人类所关心的翻新出奇的问题发生关联？

正如同一个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处，一本书的内容怎么可能既是古代的，又永远是当代的？“同时代感”一定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相似感”吗？

三十年前，我曾似通不通地读了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觉得他很想解答这个问题。这部书中反复讨论《圣经》如何关联呼应（correlated）每一个时代；如何在不任意改动《圣经》的“讯息”下，关联呼应每一个时代特殊的“境况”；如何形成一种既不是从“境况”中抽取答案，也不会过度被“讯息”的固定性所拘限，而对时代的迫切问题提出解答。田立克花了很大的力气所提出的解答，应该只是人们亲近经典的进路之一。

有的人每隔几年就要读一遍康德的“三大批判”，是想跟着他细密曲折的思路走一遍，像磨透镜一样。王国维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深入琢磨“三大批判”的人，到了后来，当他放弃哲学（他说哲学是“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在他的经史著作中看到康德思路的影子。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读马克思的小册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马克思形容这本书是在分析“为什么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包括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éon Bonaparte）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列维-施特劳斯大概是要一次又一次亲近那种从四面八方、一层又一层地解剖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政变事件的锐见。

在这一次有关经典的演讲中，我所选的两本书之一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书中的部分内容在晚清以前是非常前卫、非常锋利的，但是到今天恐怕早已成了刍狗，然而这本小册子在历史上曾经发挥无比的影响力，使它自然具有相当的分量，书中所提出的若干议题：君臣的角色、君臣的关系、读书人在政治中的角色、舆论的问题、物质力量的配置应集中在中央还是分散在各地等一连串问题，现在看来仍有一定的新鲜感。即使其内容已经过时，身为读者，我们仍想深入历史脉络，了解作者为什么那样说。古人说“误书思之，亦有一适”，设身处地深入了解经典的每一部分，正是一种磨砺自己的功夫。

最近我偶然读到一封前人的信，信中说日本的山本玄绛禅师在龙泽寺讲经，说：

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

这段话可以有非常多面的解释。我则想借它来说明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读者的角色与经典一样重要。阅读古往今来的经典，除了应当虔敬地学习它的道理、它的论题、它的词采外，还要进行一种密切的对话。对话的对象可以是永恒的真理，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无论如何，在与经典密切对话的过程中，读者不断地“生发”出对自己所关怀的问题具有新意义的东西来。经典之所以历久不衰，往往是提供了对话与创造的丰富资源。阅读经典一方面是要“照着讲”，同时也要“接着讲”（冯友兰）。不管“照着讲”还是“接着讲”，最后“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

本文摘录自《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王汎森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