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看上去有点虚张声势，但确实是深渊一样看不到底的文学之困。永远无解，但你必须凝视，尽自己的努力去探索、想象深渊的底部，以及自己所能抵达的方式、深度。没有谁能掌握全部的事实，普鲁斯特不是对雨果的否定，聂鲁达和马尔克斯截然不同却都刻印着拉美的特征。当我们言说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注定了只能通向片面的真理。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注解，彼此各行其是、南辕北辙、针锋相对，抑或前后承继、隐秘相连、异曲同工，纠结盘错成原始森林一样茂盛、强劲、充满生命力、布满未解之谜的体系。这种无限的可能性、答案的不确定性，鼓励着探索的无尽勇气和丰富向度。那么，重建文学与乡村直接的、现实的联系，反思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退却的位置，也许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必要探索。

《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曾这样描述贾樟柯：5月里的首届吕梁文学季，贾樟柯像是一个有千手百臂的厨师和主人，在操办着长达8天的文学和电影的流水席，迎来送往。

2019年的春天，无疑属于吕梁文学季。贾樟柯在他的故乡，导演了一场文学的盛宴。莫言、余华、阿来、格非、欧阳江河、李敬泽、韩少功、苏童、西川……前来助阵的作家堪称当前文学活动罕见的“豪华”阵容，他们在这个西北乡村发出的声音，也成为关于乡村、关于文学非常重要的记述。

诗人欧阳江河担任文学季的文学总监。虽然几乎没有书写过乡村，但正如余华对欧阳的调侃：“你的写作也是从乡村出发的。”——甚至可以说，每个中国作家的写作都是从乡村出发的，乡村生活不但是我们民族最主要的生活经验，而且构成了我们最重要的文学经验。“乡村关乎文学，关乎人心，关乎我们的栖居和处所。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写作变成什么样子，写作深处被照耀过、疼痛过、感恩过的那个乡村，也依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和欧阳江河一样，所有来到文学季的作家，都在表达他们对于文学和乡村的深情，对乡村过去的怀念与未来的忧思。

作家们的发言随手拈来就是好标题。连记者都深受感染。关于文学季的话题从4月底就开始登上文化媒体非常醒目的位置。不但新闻数量多，最突出的是深度报道、综合报道多，特稿多，在尽量去除感情色彩的新闻语言中，明显能感觉到很多记者按捺不住的情感表达和个人思考，这是在以往的文学活动中非常少见的。傅小平的《我们的文学，依然跟乡村有着深不可测的本源的联系》，卫毅、张玮钰的《贾樟柯：90年代以后，科技的变化对我影响最大》，李英俊的《莫言，还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周茉的《面对乡村，文学还要继续前行》，吕玮、杨杰英的《三晋大地寻“文艺复兴” 煤炭大省步入“新经济时代”》等等，如此多的报道能避免“千稿一面”，各自有角度有态度，足见这些名作家对话的敞开程度，他们不是“不得不说”，而是真正“有话要说”。

吕梁文学季的主题是“从乡村出发的写作”。这是指向过去的陈述句——中国文学确实就是从乡村出发的。同时，这是一个指向未来的疑问句——去向哪里？作家江子曾在《田园将芜·代序》中写道：“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让人茫然失措的后乡村时代：农民纷纷离乡去了城市，大量村庄像是一个个被掏空的鸟巢，教育和医疗等设施日益衰败，乡村生产生活方式遭到遗弃，传统乡土秩序基本瓦解，乡土文明逐渐丧失了世袭的价值，眼看就将消失殆尽。”格非在吕梁文学季的主题发言《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同样指向快速消失的乡村文明。乡村文化的溃败是飓风起于青萍之末，难以觉察，它将会是乡村最后倒塌的屋梁，意味着乡村的全面凋敝。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人的情感与行为结构生成于“土地”“乡村”，这种密切的关系自然而然地也就带入到了文学创作当中。乡村生活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中心。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文学对乡村书写和思考最为普遍、深刻。从新文学发端的那一刻起，中国作家的目光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广袤而苦难的乡村。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针对潘训、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人的创作提出“乡土小说”的概念以后，“乡土”一直都是文学史家们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时的一个重要视点。乡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已经被大量论述，对它的重要性和无可替代性也已达成共识。学者范家进认为“就以新文学的近百年发展历程而论，乡村、农民、乡土，就一直是它关注、描写、叙述和想象的中心或重心之一。”（《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评论家孟繁华认为：“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乡村整体性叙事的碎裂》）对于乡村的书写占据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从鲁迅、沈从文、萧红，到柳青、丁玲、周立波、梁斌、浩然，一直到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刘震云、张炜、余华、韩少功、格非……可以说，至今为止，乡土文学代表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但是，这个中心正在漂移。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就包含着根本性的悖论——它既是一种自觉，也在内部蕴含着瓦解的力量。“乡村背后实际上暗含了一个他者，亦即城市。没有当下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对照，乡村生活就不会被凸显出来。”（西川）虽然莫言、贾平凹、格非等名家的新作仍旧是乡村叙事，但并没有超越他们自己曾创造的高度。而年轻的作家，身在城市，书写城市是他们非常自然的选择。这是中国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趋势。但文学的价值和意味，有时候就恰恰体现在它对旧事物的眷恋和逆势而为；如果它足够积极，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进程中的伤痛，为乡村的未来提供新的文化向度。

现在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除了吕梁文学季，我们也看到浙江桐庐将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嫁接到江南乡村；像《星火》这样的杂志也以一己之力举办了“香樟笔会”“稻田写诗”活动，倡导作家重建“与土地的友谊”；屈原故里秭归乐平里的农民诗社“骚坛”，农闲时候聚在一起，用古老的音韵在屈原庙前相互唱和，600年文脉不断，这几年在政府的支持和媒体的关注下，越来越声名远播。研究界更是一直保持着对乡土文学的关注，南帆新近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乡村形象谱系》将《蛙》《老生》《日夜书》等小说近作纳入到整个当代文学的谱系中，是对既有文学史的丰富，也是对文学新作进入文学史叙述的推动。叶炜等年轻作家以“新乡土文学”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小说写作理念，而梁鸿、黄灯、王磊光等学者的非虚构“返乡记”引起了社会性的关注。可以说，文学界、知识界对乡村普遍的文化关怀和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战略如果能相互助力，也许会促成一轮新的乡村文化实践。而它的“新”在于，其首要目的不再是服务于经济发展，而是回归文化本身，保护农耕文明这一中华文化之根，为乡村居民乃至所有人提供优秀的作品和独特的文化空间。

只是从目前来看，作家或者文学工作者对乡村振兴战略似乎还缺少关注和思考，对自己在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可以施展的空间缺少足够的认知。2017年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一直到今年6月24日政治局会议，乡村振兴都是重要内容。政策信息如此密集，而且特别强调乡村振兴是“全局性、历史性”的任务，强调乡村振兴是包括文化振兴在内的全面振兴。甚至有学者提出，“乡村振兴”这个提法本身，就包含了文化的维度。他们认为，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我国对农村的称谓一直就是乡村。近代以来，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三次产业”分类理论，才把乡村定义为农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乡村是具有血缘关系、互助关系，并形成了共同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的地方。用现代语言来讲，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而不是“农村振兴”，就是要把乡村重新还原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的中华文明载体。

在今天，我们对这种乡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有新的认识。一方面强调乡村对于文学创作永恒的、内源性的、根本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更要主张文学对于现实乡村生活的介入，作家积极参与乡村的文化建设，反哺乡村。贾樟柯在开幕式上说：“发起首届吕梁文学季，就是希望乡民们有一个谈论文学的地方，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阅读、聆听大家声音的平台。”假如类似的平台，不管官方的也好，民间的也好，能真正发挥作用，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是农民从“被表现的对象”到文化实践主体的转变。甚至，很多很多年过去，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2019年的时候，这些文学活动真的构成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学事件”，还是成为已失去时效的一桩文学盛事，关键就在于它的实践性。

对新的乡村文化实践的期待，也是对文学的力量、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位置的重新认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热”冷却。这不仅仅是“黄金时代”的结束，而且是百年以来作为国家、社会巨大变革推动力的文学从“中心”向“边缘”的位移。对这种“边缘化”，我们怀着非常矛盾的心理，既失落、焦虑，同时也认为文学退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问题是，什么才是文学“应有”的位置呢？尤其是对中华民族来说，“文学”从来都不仅仅是文学，它本身就是历史，就是政治，就是教育，就是精神寄托，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统一的尺度去丈量文学在一个社会中应站的位置吗？文学腾出来的空地填充了什么呢？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研究者在反思文学的“去政治化”，认为在矫正“泛政治化”错误的同时，“去政治化”使文学陷入新的歧途和困境，也放弃了文学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削弱了文学在民族精神塑造中的作用，降低了文学对公众生活的参与度。特别是在新世纪以后，面对汹涌而至的商业浪潮、泛娱乐化、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化进程的巨浪，作为一种相对脆弱的力量，文学其实已经退无可退。在今天，如何让文学作品更有力量，并且用这种力量去影响、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气质，或许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