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70年历程，每一时代都留下一批珍贵的经典作品，还有相应的经验、尺度。文学要继续前行，就绕不开它的存在，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承传、变革、融合，才有可能书写出一时代的非凡篇章。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追求经典、创造经典的时代。小说的经典模式很快形成，它有四个基本元素，如曲折完整的情节，如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深刻宏大的主题，如丰富精湛的表现形式和语言。在审美追求上，既强调作家的艺术个性，更突出文学的民族风格，二者基本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十七年”长篇小说据统计只有377部，中篇小说有400余篇；短篇小说数量大、出处杂，难以统计。但读者众多、深入人心、影响广大。只因那时的作品质量较为齐整，精品较多，有一个经典尺度“照耀”着文坛。

如果说“十七年”小说是立足民族，创造了一种民族化文学的话；那么新时期小说则是面向世界，建构了一种开放的、现代的文学。它同样在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又一个高峰期。

当下的小说创作有两种常见倾向，一种是戏剧化，过分巧合、离奇；一种是碎片化、太多琐事、细节。都是违背艺术创造规律的。

据相关研究者统计，长篇小说2016年的产量在四五千部之间，2017年猛增到一万部，2018年仍在一万部左右。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多年来产量稳定，大约在五六千部（篇）上下。实事求是讲，在这海量的作品中，确有一些力作、精品乃至经典。如果孤立地阅读、评论一部小说，往往会觉得思想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甚至算得上优秀；但如果把一部作品放置在文学史长河中、放置在世界文学的平台上，就感觉大部分是平庸之作。众多的平庸之作，包围着极少量的优秀之作，拉低了中国当今小说的艺术高度，提供着让人们“不放心”的精神食粮，让读者的选择无所适从。对这种泥沙俱下的创作状态，很多作家、评论家表示了忧虑、批评。王安忆在2016年就说：“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差，长篇是很难写的，需要你有成熟的技巧、智慧和控制力……其实出了那么多长篇，对作家来说是一种伤害。”（柏琳、王安忆：《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差》，《新京报》2016年1月11日）她担心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没有准备、也没有标准，就去写长篇小说，对自己、对文坛都造成“伤害”。评论家孟繁华十几年前就说：“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这是文学的宿命。”（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第9期）这话有点悲观，但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小说这种叙事文体，已很难充分地、深入地表现当今的社会现实。小说作为文学中的“重器”，出现了这种既疯狂生长又虚弱无力的状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去经典化”的潮流中，又没有建构起当下时代的经典与新的尺度。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的文化形态向多元化发展，主流政治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大众市场文化并驾齐驱。精英文化衰退、滑向边缘。在“去精英化”的大潮中，“去经典化”也在发酵。在既往的文学历史中，哪怕是激进的“十七年”文学，文学基本上掌握在精英知识分子手中，文学作品是按照经典文学的传统、经验、写法创造的。但90年代之后，主潮文学遭受了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一是大众文化，二是现代传媒文化。正如陶东风等说：“去精英化在文学形式上的冲击力表现为：纯文学的边缘化、文学性的扩散、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我们在21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14页）在大众文化文学的版图上，有通俗文学、影视文学、民间文学等，它们汲纳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性、传奇性、写人物、叙事性等等，却摒弃了经典小说的思想性、人物性、诗意性等等，使艺术创造变成了一种模式、套路。在现代传媒的领地中，有网络文学、博客文化、微信文学等；传统文体如小说、诗歌、散文等，也凭借网络、微信，乔装打扮，走向前台。这些现代媒介中的文学，要的是阅读量、点击量，娱乐性、刺激性，并不顾及思想性、审美性这些经典文学的“崇高追求”。大众文化和现代传媒文化，联手、合谋，创造着一种娱乐、消费文学，改变、异化、颠覆着经典文学、经典小说。从文学创作角度看，中老年作家本来有着传统文学、经典小说的修养和积淀，但在“去经典化”的风潮中，也不再坚守传统精神与写法，而是向现代方法靠拢，经典不仅难以更新而是渐渐流失了。青年作家在市场社会中生长成熟，他们本能地排斥、轻视经典文学，钟爱的是“小时代”“小人物”，追求的是“自我”“快乐”写作，距离经典文学渐行渐远。经典文学在这一代人身上有“断代”的可能。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70年历程，每一时代都留下一批珍贵的经典作品，还有相应的经验、尺度。文学要继续前行，就绕不开它的存在，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承传、变革、融合，才有可能书写出一时代的非凡篇章。

“十七年”文学是在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文学背景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它当作政治的一部分看待、管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它的指导纲领，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工农兵人物是它的核心任务，创造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格的国家文学是它的宏大理想。那时文学的创作资源有三个方面，一是革命解放区文学，二是活着的民间文艺、三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家队伍并不庞大，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作家们有一种崇高的文学信仰，燃烧着自己的生命去写作，实践中精益求精、千锤百炼，且编辑与作家密切合作，硬是打造出一批批精品力作。长篇小说成就卓著，如杜鹏程《保卫延安》、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曲波《林海雪原》、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等等；中篇小说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代表作如孙犁《铁木前传》、方纪《来访者》等；短篇小说硕果累累，如茹志鹃《百合花》、王愿坚《七根火柴》、马烽《“三年早知道”》、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是在不断的阅读、阐释中成为经典的，有的则是一发表就广受好评、被文坛确立为经典的。历经70年的历史淘洗，证明它们堪称经典。以今天的立场看，“十七年”文学是一种激进的甚至左倾的文学，有着太多的“乌托邦”色彩，在思想艺术上制定了严苛的清规戒律，抑制了正常的文学生长。但我们要承认，能在旧中国的废墟上，用十多年时间，建造出一座质朴、刚健、宏大的文学大厦，形成当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期，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后世不可复制的。同时，“十七年”文学是一个追求经典、创造经典的时代。小说的经典模式很快形成，它有四个基本元素，如曲折完整的情节，如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深刻宏大的主题，如丰富精湛的表现形式和语言。在审美追求上，既强调作家的艺术个性，更突出文学的民族风格，二者基本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十七年”长篇小说据统计只有377部，中篇小说有400余篇；短篇小说数量大、出处杂，难以统计。但读者众多、深入人心、影响广大。只因那时的作品质量较为齐整，精品较多，有一个经典尺度“照耀”着文坛。

“新时期”文学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脱胎换骨、蓬勃兴起的文学。“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到思想、文化、文学，都在革故鼎新，励精图治。文学积极参与了社会变革，成为那一时代的旗帜与号角。不管是早已出道的“右派”作家，还是刚刚露头的“知青”作家，亦或从不同领域脱颖而出的新锐作家，都聚集在新时期的大旗下，开始了他们郑重的创作。主流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思想诉求与人民大众的理想愿望，实现了空前的默契与统一。当时文学的创作资源，同样有三个方面，但与“十七年”时期却大异其趣。一是刚刚过去的“十七年”文学，二是“五四”启蒙文学，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三种资源形成了三种创作潮流，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出现了多样化态势。那是一个勇于批判、崇尚理想、面向世界的文学时期。在这样的时代，不出现大作、杰作、经典是不可能的。长、中、短篇小说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长篇小说如古华《芙蓉镇》、张炜《古船》、贾平凹《浮躁》、阿来《尘埃落定》、莫言《檀香刑》、陈忠实《白鹿原》、李佩甫《羊的门》、王安忆《长恨歌》等等；中篇小说如阿城《棋王》、谌容《人到中年》、韩少功《爸爸爸》、陆文夫《美食家》、阎连科《年月日》、余华《活着》、苏童《妻妾成群》、毕飞宇《玉米》等等；短篇小说如王蒙《春之声》、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何士光《乡场上》、铁凝《哦，香雪》、汪曾祺《大淖记事》、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等等。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一诞生，就口口相传，奉为精品，然后选刊转载、评论阐释、评选获奖，迅速确立了经典地位。如果说“十七年”小说是立足民族，创造了一种民族化文学的话；那么新时期小说则是面向世界，建构了一种开放的、现代的文学。它同样在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又一个高峰期。新时期小说继承了“十七年”小说、“五四”小说的优秀传统，在恪守经典小说基本元素的前提下，又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创新。借鉴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诸多文学观念和表现方法，如意识流、荒诞派、象征派、魔幻现实主义等，丰富和提升了当代小说的表现能力和审美境界，使经典小说的尺度得以刷新。经典并非现实主义所独有，现代主义同样可以产生经典。经典是一个变动的、发展的概念。

经典及其尺度的确立，关乎大局。正如洪子诚所言：“‘经典’问题涉及的是对文学作品的价值等级的评定。‘经典’是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的那些文本。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第233页）总结“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的经典文学，经典的规律、尺度并不难找到。其实，经典并不神秘，它有自己的艺术特征和基本元素。但恰恰在这些常识问题上，一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背离了经典的基本规律。譬如小说的基本元素，是由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意蕴、表现形式等构成的。而要成为优秀小说乃至经典小说，在把握这些基本元素时，就要精心提炼、想象、构思，把握好艺术之“度”。而有些作家功底较浅，志在创新，把握失度，反而给创作造成了失误。如在故事情节上，经典小说往往是十分讲究的，既要巧妙、曲折、完整，又要真实、自然、和谐。而当下的小说创作有两种常见倾向，一种是戏剧化，过分巧合、离奇；一种是碎片化、太多琐事、细节。都是违背艺术创造规律的。如在人物形象上，经典小说无一例外地注重人物塑造，不管是现实主义性格化、典型化人物，还是现代主义意象化、象征化人物，都力求达到典型的高度。但现在的相当一部分小说，不再重视人物形象，作者也不会写人物，人物只是一个单薄的影子，或是理念的傀儡，距离经典小说的追求越来越远。如在思想意蕴上，经典小说力求思想的宏阔、深刻，长篇小说则要有史诗的品格。而如今的一些小说，注重感性、排斥理性，使作品变得清浅、无根。如在表现形式上，经典小说要按照表现的内容和人物，选择结构、方法等。而今天的小说不管写什么样的题材内容，大都采用讲故事模式，且总是第一人称视角，造成了严重的雷同化、同质化现象。经典小说的规则、写法，正在渐渐淡出小说创作实践。

小说是一种生长的艺术，是一种与世推移的文体。经典小说的基本规律和元素，是对小说的起码要求，要成为优秀小说甚而经典小说，还要有更高的要求、尺度，李洱说：“当代小说家，如果他是一个认真的小说家，他必须去寻找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寻找一种跟传统、经典小说不同的一种叙述方式。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叙述方式，就是为了要建立小说和目前中国复杂社会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重新找到一种对应关系，重新建立一种互动关系。”（《当代》微信公众号，2019年2月15日）这种新的叙述方式在哪里呢？还在既往的经典小说里，还在作家的融合、创新中。路径无非是两条，一条是从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探索、借鉴。就像新时期文学中王蒙、莫言、韩少功、残雪、格非、毕飞宇等，拿来现代观念和方法，与自己的表现方法与手法融为一体，更自由、更充分地表现当下的社会与人生。另外一条是从中国的古典文学、民间文艺中学习、汲纳，就像“十七年”时期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柳青、梁斌、王汶石等，把现实主义同古典小说的传奇、章回、笔记形式以及民间戏剧、曲艺等技艺进行嫁接，书写出更富有民族特色和韵味的篇章来。经典文学的发展演变告诉我们，单一的、僵化的创作方法是没有生命的，只有不断的融合、创造，才可能创造出新的经典文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