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云中记》是一部神圣的生命颂歌，而不仅是悲天悯人之作。颂歌唱响的时候，人们是仰望上空的，而空中透过云层洒下阳光。当然，《云中记》也是一首《安魂曲》，寄托了作者对汶川地震死难者的深切缅怀。作品的高贵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真正的精神性写作，与世俗性写作不同。作者有几句话，讲大地震动，并非与人为敌；人民蒙难，但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亦即说，这是一件无从抱怨的事情，但生命不因此而显得卑微，相反，是在命运面前显得更加庄重。

小说里的祭师阿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有的殉道者形象。他独自返回云中村，挨家挨户去寻找和抚慰亡灵。在俗常眼光看来，也许疑虑他此举的意义，但我们知道，曾经有人独守深山为红军墓看护了几十年，也有人常年驻守在越战中牺牲的战士墓地，如果他们的看守是有价值的，那么，祭师去安抚村中100多个普通老百姓的魂灵也是有价值的，他为此献身，也是崇高的。这里面的价值只涉及精神价值，使这部作品成为精神性写作。精神性写作涉及真理、真相、正义、良知、同情、忏悔、灵魂、救赎、宽容、博爱等理念，在平庸观念里，这些都属于可重视也可放弃，并无实际用途，但作家不能这么想，作家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要引导中国人往“虚”处想，承认一些形而上的观念。习总书记说，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云中记》就属于灵魂层面的创作。

写好阿巴这个特殊人物是不容易的，但作者设计上处理得很好，并赋予其鲜明个性。首先，关于他的身份，他并不涉及大的教派，他属于苯教，只有云中村和远处三个村子里有这种原始宗教，而且，祭祀的只是自己村子的山神。

其次，阿巴被政府正式授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他的活动具有合法性，他自己也认为，既然政府让他当了这个传承人，他就要好好履职。

再次，他对教义及程序并不很熟悉，其职责是由父亲那里传下来的。平时他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以劳动谋生。他懂得祭山，不懂得招魂，对于有没有鬼魂这种东西，他是弄不清的，直到返回云中村时也不清楚。

最后，正是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半吊子，通不了灵、和神说不上话、自己也怀疑自己的祭师，却是真正有着大爱悲悯之心且忠于职守的。他回到云中村，去照料村里的鬼魂，在村里烧起一堆火，让故人们知道有活人回来陪伴他们了。在作者笔下，对于到底有没有魂灵，他有自己的解释：阿巴也但愿这个世界上没有鬼魂，但是，如果万一有，云中村的鬼魂就真是太可怜了。活人可以移民，鬼魂能移去哪儿呢？所以，他要回到村里，烧香，摇铃击鼓，看望妹妹，跟村里每个没有走掉的人都打过招呼，告诉他们阿巴回来了。当乡长的外甥劝他离开，说人死了就什么都听不见了，他也有他的逻辑，说我也不知道死了的人能不能听见，但要是能听见，却没有人来和他们说话，那怎么办？读者为他的逻辑和解释所感动，你可以说他无法证明他的理由，但你无法怀疑，他是在从各种可能性上去为死去的人们着想，更无法怀疑，他的感情是真挚的，深深打动人心。文学，是不是应该表达这种圣洁的不那么人间烟火的感情呢？阿巴回村里的时刻，正是云中村即将坍塌和彻底消失的时刻，他要把亡魂们召集到一起，尽到一个祭师的责任，最后和村庄一起消失。他做到了，有谁还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文学，本身也应该是一个祭师，应该出现在慰藉人们灵魂的时刻。

有时候人们容易活得太理智、考虑得太实际，而忘记人生的完整意义。前些天读一篇文章，写一个两岁的女孩，生下来就是青光眼，眼睛是蓝的，看不见，也不能说话，被父母遗弃了。一对夫妇偶然知道了这件事，他们虽然自己有两个孩子，还是好心收养了可怜的女孩，带她辗转求医做手术。女孩两只眼睛都被迫挖掉，但却活了下来。这家人待女孩完全像亲生，哥哥姐姐也一直在保护她。以后，女孩生平第一次主动拥抱了亲人，也拥抱了人生和世界。夫妇两人始终没有后悔过这次抱养，反而说，是女孩教会了他们“如何去爱”这一课。至于女孩的哥哥和姐姐，也从小比其他孩子更懂得了爱。我想说，《云中记》中的阿巴，和这对夫妇有相似之处，他们的胸怀远比俗常人广阔，更懂得人生意义的完整、生命的可贵，以及如何去爱。有出息的文学家，自然天生不能长久匍匐于地面，“谁能凌驾于生活之上，不难领悟那百花和沉默万物的私语!”

我们喜欢阿来，无论他在写什么，阿来就是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