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写作当作某种艺术工作，以制造作品为目的。具体到写小说，就是力图成就小说杰作。我是用现代汉语写小说的，因此就是力图成就现代汉语的小说杰作。

作品虽然是由作者完成的，但却具有独立于作者的“客体性”。亦即，表达、表现或者记录作者这一堆相对而言并无关紧要；作者需要把自我贡献出去，以捕获或者建立另外的东西（额外的东西）。需要通过“我”，但并不抵达“我”，这便是作品。通过“我”对小说写作者而言是一道门槛，抵达作品是另一道门槛。

在“我”的范围内的确有天才的因素，就像有些人天生会说话，天生说话别人爱听；但他如果是所谓自觉的写作者，就会将此种天分结合进一部作品。就像说书人，他是善说《三侠五义》，还是擅说《水浒外传》？现场视频或者录音被保存下来，就会成为说书的典籍；里面既有不变的故事，亦有说书者难以分割的音容笑貌。最关键的是，这段被保存的东西可供反复观摩和欣赏。反复被阅读正是作品的特性。说书的难得是指天分的难得，手艺的难得以及与此相关的锤炼和结合过程。但你如果准备说新书，就非常接近小说艺术了。天分依然重要，套路有待更新。缔造全新的作品以丰富人类对身处世界的情感认知，是小说家的责任，当然也是各类以不同方式工作的艺术家的责任。

之所以强调小说写作作品方式的艺术性，是因为在我们的环境中，作为文学家的作家不乏其人，作为革命家的作家更是屡见不鲜，却鲜有作为艺术家的作家。艺术家在我们的传统所导致的现实中可算是某种新人类，作为艺术家的作家更是寥若晨星，不成气候。

文学家什么都管，天文地理、社会政治，如果你在艺术指标上是合格的，OK，那也没有问题。革命家反抗现有的文学形式或体制，如果，你在艺术建树上是达标的，也OK，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你制造的那个东西达不到艺术作品的坚硬和能量，拿其他方面的因素说事也就是徒劳。如果说，小说之为作品的艺术性是小说写作的一个最低点，那么这个最低点对很多当代作家而言实在是太高了。越过这个最低点谈论更高点就构成了欺骗。也许是捷径，但这捷径充满了迷失的危险。

基于以上背景，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写作的最高点限制为最低点，限制于这个极高极深的“地下室”，也就是作品或者艺术。在此前提下，或许才有机会考虑一番真正的大事，比如关于真理和超越，比如为一代人代言……

总之，我不写作文献，无论是关于个人生活的文献，还是社会历史乃至现实存在的文献。我只写作作品，在这里就是小说作品。我总是在想，也许那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就像物理透明会产生折射效应一样，一切也都包含在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