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岭的故事来临的时候，我正在写另一个短篇。那是一个秋天的上午十点钟左右，我的思绪飘到关于“命运”的某个说辞。在我的家乡，湖南湘西雪峰山深处，“命”和“运”是分得很清楚的，这两个字眼各自领受各自的含义。那时我正写到我笔下的一个女人，她在这世上不想占有任何事物，她想要隐藏，甚至自我抹灭。而她这样做的原因，却连“我”也不能清晰地掌握。我从这一行字抬起眼睛，我妈常常念叨的“有命无运”之类的话在脑海中浮现，也许她想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占用了一个有生命力的躯壳，却没有能力善加利用。那是一个各种影像在脑海中错乱交织的瞬间，盘古岭的故事就这样降临了。我的眼里突然涌出一层泪水，我努力让自己不发出声音，仅仅是用双手捂住了眼睛。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生，这样的你，这样的我！

我不是非要写点什么东西，我的生活作息看起来十分标准，写作并不是我的职业。但我能感受到我的脑子里堆积了很多东西。它们有自己的队列和作息，它们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它们呼吸、沉睡、操练。它们也许在积蓄能量，在某个时刻将按照某种秩序，给我一些暗示。听起来有点虚无，但我也只得服从这样的指令，在适合的时机摘下脑海里成熟的故事。在这样的写作制度里面，时间是最无法预料的因素，毕竟我现在写的，很多都是十几年前的旧事。也许有很多心理机制、创作理论等手段进行解释——对我自己来说，只能任自己置身浪中，沉浮不由己。

盘古岭的故事来势汹汹，一时间，故事主线首尾连贯而出，重要的人物突然都来到我身边，坐下，贴近我的呼吸，看着泪水在我眼里打转。最重要的是，结构，或者说表现形式，也同时现身了。仿佛从大雾中显形，此前影影绰绰隐藏在雾中——我很清楚那里面有什么东西，闪闪烁烁的亮光，时隐时现的轮廓，有时尖锐地突出，有时低调地躲藏。可是一旦我走近，这团庞然大物就会四散消弭。我单知道雾中藏着很奇妙的事物，直到它自己现身的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那里面究竟是大象、水晶球还是一截楼梯。我想我能完整地写清楚一个故事，写到自己莞尔一笑，写得自己心绪澄明，都仰仗于一个清晰结构的降临。毕竟故事就在那里，不管我写或不写：这是绝对的唯物主义。区别仅仅在于，这些故事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还是我的道听途说。作为一个长期的阅读者，我也像所有其他读者一样，感叹某个故事的精妙在于它的开头、构思或者（大概率是）结局，毕竟一个好故事是很容易通过外在形式感知的。但如果要自己来动手，我就只能无奈摊手——我的每一个故事几乎都不一样，仅仅看起来就已经各有各的眉眼，甚至还能各说各话，操着不同的方言。这种外在的“不统一”甚至“不稳定”的风格，可能源自这样一种内在模式，即，语言接受结构和形式的引领，而我接受结构的引领。就我个人情况而言，能驱动写作的只有故事本身，我个人的主观想法不占有能动性。故事是客观存在，以不变应万变，我脑海中不同的结构和视角为内容“赋形”。

2014年的某一天，出于某种机缘——这是另外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动手写下了第一个短篇故事《女作家》。当时的工作单位楼上有一个书报阅览室，主要作资料存档之用，兼有图书借阅的功能，但其实人迹罕至，清幽雅静。于是我每天抽一到两个小时躲到这里，断断续续地开始了写作这件事。可以说《女作家》一篇基本上确立了随后的写作方式，在此之前我像一支笔尖生锈的钢笔，长年苦恼于总有一些东西想要表达，却不知道该如何写一个“惊世绝艳”的开头。事情就堵在这里，那生锈的笔尖，那秩序混乱的情绪，以及对“惊世绝艳”抱有的虚荣心。因此这一篇的顺利产出解开了很多结，堵住脑袋的一些问题似乎悄悄融化成了涓涓细流，也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我在写这一篇的时候眼里常含泪水？幸运的是，一旦起笔，所有的情绪变得秩序井然，具备了相对稳定的形态。关于我故乡的故事也就是这时候露出了些许面貌。一开始我只是想写写我的爷爷奶奶。不，我一开始只是想着我的爷爷奶奶，想着我的故乡“盘古岭”，我从来没有计划过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把这些写下来——以及，最重要的是，到底要写什么呢？那些是包裹着我的生活洪流，是没有尽头的丛林和山路，是不会结束的呼与吸。我想“写”点什么，也是经人提点，“你的雪峰山故事，为什么不写下来？”因为我一向把童年的山乡生活经验当成趣味故事，零零碎碎地讲给亲密的朋友听，而这也是十几年前遥远的记忆了，希望这些故事现在的面貌能让听过的朋友喜欢。经过长远的跋涉和抗争，我的故事跟着我走到了这里，我创建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命名为《盘古岭》，时间是2014年9月21日。

一切都还是云山雾罩，在我三十岁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