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转折时代”的东西，在演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角色。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是东西对先锋小说的承继与个体性创造。先锋小说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技艺，一种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更是一种精神延续。就具体的先锋小说创作实践而言，东西在“荒诞”“解构”和“存在”等层面都卓有建树，而最具个体性特征的是其“黑色幽默”的小说语言及情节构思。从文学历史的本然看，东西无疑是1990年代至今重要的先锋小说家。
然而从先锋文学思潮演进的历时性维度上观照，他独特的先锋个性与文学潮流之间的“差异”，以及1990年代先锋文学的落潮，使其文学的生命创造与时代热点之间造成“错位”。而以上这一切都使东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身份被“悬置”。这种“差异”与“错位”造成东西在文学史上身份的“悬置”困境，可谓是“东西现象”。“东西现象”的提出，旨在指认东西的先锋小说家身份，突显东西创作的主体性特征，将东西的文学行为由边缘性的虚浮状态引向学界的中心视野，并由此观照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问题。
当我们把“东西现象”作为“问题”放置于学理性层面进行考察时，其范畴指涉和存在形态自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我以为，“东西现象”的范畴指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内在的运变逻辑；二是时代共同性的先锋文学特征在东西小说中的发生、承继与流变；三是在先锋文学思潮氛围的共同性之外，东西对先锋小说的个体性创造与突围。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将东西小说还原到其所身处的时代文学语境中，观照它们之间的辨证关系，才能发现和讨论“东西现象”的真正意涵。由此可见，“东西现象”的存在形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历时性地细读文本，然后对东西的小说创作行为加以省查。
那么，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东西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该如何理解东西先锋小说创作的个体性行为？“东西现象”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困惑与启示？以上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些问题。
一、“历史错位”与“身份悬置”
对东西个体性的先锋小说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之关系的讨论，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东西小说中先锋性的发生。如果更进一步，“东西小说中先锋性的发生”又会延展出一系列问题，即东西从哪部作品开始先锋小说写作？如何界定这部作品是先锋小说？东西及其创作在当时所置身的时代语境是怎样的？他为何要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进行先锋小说创作？这就需要我们沿着历时性顺序细读文本，以考察以上问题。
东西是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其处女作是发表于《广西文学》1986年第8期的短篇小说《龙滩的孩子们》，文本中并未展现出当时弥漫于文坛的先锋文学气息。从东西早期的创作来看，自《龙滩的孩子们》直到初刊于《广西文学》1991年第7期的短篇小说《回家》，都还未曾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篇小说《断崖》则明显带有先锋文学的风韵，诸如充斥其中的解构真实和解构历史的先锋文学观念，创作者虚构历史之后，又对虚构作有意识的自我暴露。但是《断崖》所叙述的民间英雄传奇故事仍然是延续了东西以往的创作风格，显得厚重而平实，仅仅是或明或暗的流露出先锋文学的元素。事实上，东西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先锋文学作品是短篇小说《幻想村庄》，换句话说，《幻想村庄》的出现标志着东西创作中先锋叙事的发生。
《幻想村庄》相较于东西以往小说，显得不再特别平实，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展现出东西小说意识流叙事的时空特征：“叭的一声脆响把我从虚幻飘忽中唤回现实，唤回到秋夜的寒冷里。隔壁的鞭策声渐渐减弱，成为夜晚的一种装饰，现在反而显得温馨。妇女像是出了差错，碰落了一只瓷碗。瓷碗叭地破碎在地面。瓷碗叭的破碎声成为我这篇小说的句号。”并且，《幻想村庄》采用了先锋小说的元叙事技法：“岳父和父亲踹开仁富家的大门，桃子和仁富像两根瑟瑟发抖的惊叹号，站在我的小说里。”无论是意识流叙事，还是元叙事，抑或是“东西”这稍带有怪异感的笔名，它们作为先锋小说的特征都是首次在东西创作中出现。2017年，东西在创作谈里回忆了《幻想村庄》的构思及创作过程，它同样印证了《幻想村庄》标志着东西创作中先锋叙事的发生：
那是1991年，先锋小说横行。我被那些文字迷惑，顿觉自己写的豆腐块不够先锋，便发誓脱胎换骨。于是，坐在书桌前想了两个多小时，决定使用笔名‘东西’。当这两个字从脑海里蹦出时，我全身颤栗。为何被这两个字激动？现在认真回忆，原因如下：一是叛逆，渴望标新立异；二是受王朔小说标题《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影响。既然不把自己当人，那就当个东西。这一私念与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诉讼笔记》中塑造的反现代文明角色吻合。那个角色叫亚当·皮洛，他下定决心物化自己，企图变成青苔、地衣，或者细菌、化石。自我物化的巧合纯属偶然，因为我阅读《诉讼笔记》是在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这篇回忆性质的创作谈名为《梦启》，其寓意为“梦之启航”，《幻想村庄》自然就是东西先锋小说的开篇之作。
事实上，东西先锋小说的发生之作《幻想村庄》发表于《花城》杂志1992年第3期，而自1985年前后先锋小说思潮的萌芽，到1987年前后先锋小说家的竞相登台，此时先锋文学思潮已经表现出落潮的姿态。时值先锋小说落潮期，批评家已在回望这场文学思潮。具有代表性的是，1993年陈晓明编选出版了《中国先锋小说精选》，他声称：“本着‘回到历史本身’的态度，清理‘先锋派’的历史足迹，总结其成败得失，则是势在必行的任务。”该选集自然并没有将当时尚处于先锋小说发生阶段的东西作品选入其中，这应是符合常理的事情。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学者在1993年已经对先锋派“清理历史足迹”和“总结得失”。这足以表明东西先锋小说的发生，与作为时代热点的先锋文学潮流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历史错位”。而之后东西本人对于先锋文学观念的执着，不愿与时代文学主潮合拍的个体性精神特质，与此前先锋“发生”阶段不无偶然性的“历史错位”又产生了某种内在契合：
好像是1994年，我的母校给我和凡一平召开作品研讨会。有人善意提醒，别写得那么先锋，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可我不谙世事，在最后发言时说如果今天的中国作家百分之九十都在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那么我会选择只有百分之十的作家们正在进行的先锋写作。
只是开始写这个小说时（指的是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初刊于《花城》1997年第3期——引者注），全国正是一片现实主义的回归声，我想写写另一种现实。有一个声音始终在提醒我：不要妥协、不要从流、不写史诗，只写个人的真实感受，写我对现实的一种理解。
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内在契合又进一步加剧了东西先锋小说的“历史错位”，但也反衬出东西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文学史意义，正如谢有顺所说：“很多的先锋作家早已转型，或者只是在做一种比较表面的形式探索，可东西不同，他的先锋是内在的、骨子里的。”10东西之有为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承继和发展的特殊之处，首先是因为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了“历史错位”，而这最终构成了东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身份悬置”的原因之一。
我们取两部具有典型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性质的专著，张清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和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进一步对“东西现象”构成要素之一“身份悬置”加以论析，因为张清华和陈晓明都是著名的先锋文学批评家。《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将东西放置于“多元分化与‘后文学’时代的到来”主题下，并以“困苦”、“生存极限”、“幽默荒诞”和“黑色幽默”为关键词论及其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和长篇小说《后悔录》。但是，它并未对东西的先锋小说创作予以文学史的身份观照，甚至没有关注到东西在先锋小说领域的创造行为。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关注到了东西的先锋小说家身份，认为东西是先锋写作思潮正宗的承继者，“从各方面看，在1995年以后开始被评论界‘确认’并予以重点关注的新生代，应当是先锋性写作思潮的‘正宗’继承者，现在，他们的确已取得了这种‘权力’……作为一个写作集群和艺术流向，‘新生代’的确立和引起关注大致是在1994年，批评家们事实上是在论述‘新状态’时较多地谈论了‘新生代’。在这一名称下，评论家们认可的作家大致有：……广西的东西”，但是并没有论述东西代表性的先锋小说，也没有讨论东西先锋小说的个体性品格。从以上先锋文学思潮批评家所写的两部带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来看，东西的先锋小说家身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目前仍然处于暧昧不明的悬置状态。
从创作者个体性意义上先锋性的发生与流变，以及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的演进来看，东西的先锋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与主潮之间产生了历史错位，而历史错位又最终构成了东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先锋小说家身份的悬置状态。其实，无论是东西先锋小说写作的历史错位，还是身份悬置，都为文学史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设置了难题，甚至是造成了障碍，因为文学史书写更多的是关注同时代作家创作的群体性特征。所以，笔者试图围绕着“东西现象”的形成，进一步考察东西先锋小说创作的主体性特征，及其表现出的与先锋小说潮流之间的差异。
二、“先锋”的主体与差异
通过对“东西现象”中“历史错位”与“身份悬置”的考察，我们发现与新时期很多其他的先锋小说家不同的是，东西在先锋小说这里的作为近乎一种自在状态。因为无论是东西先锋小说的发生，还是流变，都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涉入批评家所标签化的文学思潮的历时性脉络里。而很多所谓的先锋小说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他们其实是受到批评界的号召才在先锋小说领域崭露头角，甚至是越战越勇：“倘若不是一种预先存在的强烈的思想和批评氛围起作用，作家自觉书写的可能性有多大便值得怀疑，很难说这种创作是否源于作家内心深处的创作冲动。”东西却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出与潮流之间不无偶然性的“历史错位”，以及极具创作主体性与反叛性的“不合流”姿态。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东西在强烈的创作主体性的作用之下，其先锋小说究竟展现出与潮流之间怎样的差异？
我想从东西个体性的先锋小说观念论起。
我认为，东西个体性的先锋小说观念，体现在他对先锋小说“怪异”审美品格的理解上。与形式外观十分明显的先锋小说不同的是，我们并不能从东西小说的文本表层觉察到像以往先锋小说的那种格外“怪异”的审美特征。不可否认的是，如先锋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所说：“从广泛意义上来说，‘怪异’的确是先锋文学一个突出的审美特征。先锋就是怪异，我们没有必要回避这一本质。”但是，只有当我们深入到东西先锋小说的文本内部，才会发现这种“怪异”的审美特征其实是被内化为一种先锋精神，从而过滤掉了形式上的时尚。
具有典型性的是，如果不细读长篇小说《后悔录》，我们会误以为它仅仅是创作者对历史虚构的比较平直的叙述，但是细察之后才会体味到它其实是“我”面对小姐所做的喋喋不休的“后悔录”。因为，当叙事进行到文本的近一半处时，创作者才对叙述人稍作自我暴露：“听了这么久，你累了吧？喝口饮料吧。对不起，我没带香烟，我不知道你抽烟，叫服务员上一包吧，没关系，只要你能听我把故事讲完，再点一盘水果都没问题。”通过论析东西对以往先锋小说的“怪异”的革新，我们不难觉察到他独特的先锋文学观念。
事实上，早在1997年，东西就曾发表过自己关于先锋小说的文学观念：“先锋以什么为标志？先锋绝不是所谓艺术家的长头发或奇装异服，它属于骨子里。”因为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怪异”，这往往会生产出赶时尚的伪先锋：“先锋文学因为执着于对传统既定艺术范式的颠覆，执着于对未来文学发展各种可能性的积极实验，所以只是充满了种种颇为‘怪异’的审美特征，以至于人们每每看到一些异类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便统统称之为‘先锋文学’。
实际上，这种判断方式未免有点草率和偏颇——因为也有不少在形式上看似怪异的作品，实则是种纯粹的文本游戏，或者说是一种迎合时尚的标签，它们既不能体现先锋作家在艺术精神上的独创品质，也不能展示先锋文学自身特有的生命力，充其量只是一种伪先锋。”由此观之，东西先锋小说与时代潮流之间的差异，恰恰就内含于“所谓艺术家的长头发或奇装异服”（外在形式）与“骨子里”（内在精神）之间的不同。质言之，东西个体性的先锋文学观念是一种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寻求突破既有传统的内在的永恒的前卫精神。
其实，恰恰是东西个体性的先锋文学观念，及由之而来的与先锋小说主潮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东西小说真正的先锋特质。因为对于1992年（东西个体性先锋叙事的发生时间）的东西来说，滥觞于1985年前后的中国当代先锋小说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面临历史化，也就是说，曾经的先锋此时已逐渐成为司空见惯的传统。只有对传统进行批判的继承，并执着于寻求突破，这才算得上1990年代真正的先锋。所以，我们通过文本细读可以觉察到，东西在先锋小说方面颇有个体性风格的造诣。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东西先锋小说集中了历史上所有时期的先锋小说特质，如新历史主义、解构和元叙事。如东西在创作谈中对自己先锋小说发生之作《幻想村庄》的回忆性阐释，他在先锋小说的发端之作中就已考虑到综合历史上先锋小说潮流的典型性：“如果我不曾阅读，那这些想象也就一滑而过。但我偏偏读了大量的小说，觉得父亲熬酒的地点既与‘寻根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山野相似，又跟先锋小说所喜欢的故事背景接近，更兴奋的是一个醉酒者的幻想完全可以跟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接轨。”所以，有的学者将其小说创作风格阐释为“东拉西扯的先锋性”。二是东西先锋小说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之上对以往的先锋小说做出革新，如前文所述的重先锋小说的精神内涵，淡化形式上的“怪异”时尚；三是东西先锋小说创造出的东西式的“黑色幽默”叙事，以及由此延展出的“荒谬”特征，这以《后悔录》为代表。
我们取东西先锋小说的典型文本《后悔录》加以论析其“黑色幽默”叙事，以及由此延展出的“荒谬”特征。黑色幽默文学属于后现代文学流派，“这种幽默不是建立在愉悦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失望和痛苦之上，然后再从悲剧中去寻找喜剧因素，在冷静的、旁若无人的叙述中凸显幽默感”。而荒诞性是黑色幽默文学比较显著的特征。
《后悔录》叙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的原始欲望受到崇高理想的高度压抑，以及由此造成的一系列荒诞无比的幽默之事，但是在略带反讽意味的荒诞之下潜藏着创作者难以排遣的无奈和痛苦。它开篇以巨大的篇幅细致地描写了人们围观狗与狗性爱的荒唐场景，各主人公也由此陆陆续续出场，而这场动物之间的性爱却引发了文本之后一系列的荒诞事件。
比如，自从吴生参加了学习班之后，脑子里就突然变得像一张白纸，干净得不让丈夫靠近。当正常的生理欲望实在得不到满足时，父亲向母亲央求，这是他们夫妻间的对话：“我爸用借钱的口气，‘吴生同志，求你，就一次，行不？’‘不行，你说，你这样做和那两只狗有什么区别？’‘人不如狗，我想得脑袋都快破裂了。你就行行善，给我一次机会吧？保证就一次。’”“人不如狗”极具黑色幽默的意味，它既隐含着作者内心十分复杂的情愫，同时将特定境遇下荒诞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荒诞被安排在特定的文本时空里又似乎带有某种现实感。此后，无论是父亲与赵山河之间的野合，还是“我”整个青少年时期的遭际，都与“人不如狗”相关。《后悔录》中诸如此类的黑色幽默叙事比比皆是，都可圈可点。我认为，这种带有西方后现代文学色彩，又融合了本土故事元素的黑色幽默叙事，恰恰最能表现东西个体性的先锋小说风格。
东西先锋小说发生的历史错位，他后来与潮流之间表现出的不合流姿态，与其个体性的先锋小说与先锋小说主潮之间的差异，最终促成了东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先锋小说家的身份悬置。这些错综复杂且难以自明的关系，形塑了“东西现象”的生成。还可以作为“东西现象”研究视角合理性的佐证的是，尽管东西于创作起步阶段就一直在先锋小说领域默默耕耘，不过如谢有顺所说：“自发表《没有语言的生活》以来，东西一直是60年代出生作家群中极为重要的一位，但很少有人指出，他是一位真正的先锋作家。”对于先锋小说身份的虚浮状态，东西本人曾在创作谈里流露出无奈，“在中国，先锋成为几个作家的头衔，成为某个时期的口头禅，好像除了那个时期的那几个作家之外，谁也不能先锋。”我们需要在以上考察“东西现象”生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东西现象”的“历史认识”。
三、“东西现象”的“历史认识”
回故“东西现象”复杂的形成过程，我们会发现其表现出与时代语境之间丰富的纠缠，尤其是“东西现象”的构成要素“历史错位”和“身份悬置”与先锋文学思潮之间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隐身于“东西现象”形成历程背后的，还有学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的局限。可以说，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认识”的局限，促成乃至参与了“东西现象”的形成过程，或者说“东西现象”的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的局限性。“东西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互为参照，笔者试图进一步探讨它们所映现出的问题。
通过对“东西现象”形成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的局限。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的诸多观念之中，自“五四”时期开始，历时性的线性的文学进化论观念始终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最著名的莫过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其实，文学进化论所带来的一个显著的文学特点便是创作上的前趋型的唯新论，这种现象反映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中国文坛可能同样鲜明。
所以，我们往往能发觉到某些作家在1980年代执着于时尚的先锋小说写作，到了1990年代初便随着文学思潮的递进而随之发生转向，或许先锋小说写作只是其在某一历史阶段中赶时髦的写作姿态，而并没有内化为精神。可是东西的先锋小说创作不同于文学思潮流变中不断调整姿态的先锋小说家，他始终执着于先锋小说写作，所以先锋小说作为他的生命创造也就很难被进化论文学史观惯性地纳入轨道。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是，先锋小说史究竟应该是一维性历史进程中的先锋小说潮流，还是多种多样的先锋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复杂的历史？
就目前相对比较通行的进化论性质的文学史观来看，前者更容易被学界普遍接纳，并且作为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先锋小说史的“历史认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当做某种‘真理’，不断建构着人们的‘历史认识’，并内化为人们分析、判断和评价历史现象时的预设视域。久而久之，在此种被预设的思维方式中，许多个人或主观化的‘历史’成为元话语形态和知识被接受，并形成人们‘前理解’的基础”。这致使先锋小说历史的复杂性被先验性的观念隐藏或过滤掉，东西那不合“历史”潮流的先锋小说也就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线”抛出去了。其个体性的先锋小说创造也就受到文学主潮的挤压，以及文学史的“历史认识”的压抑。
由此观之，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应该“在追求和完成共同性目标的进程中，文学史允许了不同思维浸染下的差异项，也包容差异项在个人或集体意义体系中合目的性的意义和本质追求。越多差异项的出现，越有利于互相参照、互相牵制，防止一种或几种意义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知识对历史的僭越。多维合力保证了相对合理的历史共同性建构的可信度”。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中国，先锋成为几个作家的头衔，成为某个时期的口头禅，好像除了那个时期的那几个作家之外，谁也不能先锋”。所以，我认为“东西现象”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历史中的先锋小说”与“先锋小说的历史”之间的博弈，而东西的创作显然应在“先锋小说的历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的作用，同样应占有着重要的历史位置。
其实，从文学的个体性创造来说，恰恰是“东西现象”中的“差异”能够体现出东西作为先锋小说家强烈的主体性。不过这种主体性展现出的差异很难被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纳入潮流，以至于当1990年代初先锋文学思潮的历史化基本完成，与学者们大体上已经从先锋文学思潮现场走出之时，我们就在文学进化论的视野中将东西先锋小说有意无意的忽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是一种学者在场的文学史叙述，而非复杂的文学史本身。它既有史学家与时代语境之间的纠缠，又受到新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以及难免融合了史学家本人的学术旨趣乃至情感倾向。也就是说，文学史叙述既是一种对文学发展结果的历史化，同时也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或多或少的遮蔽，这就需要还原具体的历史语境以祛除遮蔽。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对当代文坛写作的发展，还是对学界研究的深化，“东西现象”都具有一定的启示。
“东西现象”的当代启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身处于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营造出的文学氛围，作家应该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执着于书写自己所思所想及擅长的领域。因为从八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发生与流变来看，往往有作家对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所构筑的文学氛围表现出追逐现象，以至于陷入自己陌生的文学境地。东西在个体性的先锋小说发生之后，就一直在先锋小说领域多有作为，对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话语多有警惕。
二是先锋作家在某个领域的实验应表现出执着，而不是随着时代潮流的更迭一味地追逐“新”意。求新求变的确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若对于“新”仅仅是浅尝辄止，恐怕本土的先锋某种程度上容易沦为对西方现代派的粗糙的模仿，甚至在本土先锋作家之间的互相模仿。东西的先锋小说创作却不为1990年代中后期的潮流所动，并有意识地与潮流发生对峙，并且进一步将先锋小说从形式的运用实现为先锋精神的内化，在这一意义上，他的文学行为无疑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三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在叙述潮流性的文学之外，应更多的观照到个体性的差异。共同性之外的差异性更能表现文学思潮的张力，也尽可能地避免遮蔽作家及作品，不能使先锋小说家仅仅成为先锋小说史叙述中的作家。
综上所述，“历史错位”和“身份悬置”是“东西现象”发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先锋”的主体与差异是“东西现象”发生的内源性成分，它们共同作用，构成颇为复杂的“东西现象”。“东西现象”的提出，旨在将东西先锋小说家的身份从边缘性的虚浮状态引向学界的中心视野，并以此观照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问题。“东西现象”对当代深具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