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了“新中国文学出版70年”这个命题作文，却迟迟难以落笔，实在是因为自己一直在纠结文章的落脚点究竟应该在哪里——过程还是结果？从理论上说，过程与结果本不矛盾也难以分开，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但在文学出版领域则未必如此简单，大多数文学出版的结果本身就是文学出版过程的起点。如果落脚于过程，这篇命题作文的篇幅难免过于冗长，而反之又很容易混同于文学发展史的一种描述、文学成就的一种展示，仿佛与出版没什么关系，至少是关系不那么大。尽管文学创作是文学出版之母，没有创作这个源头，文学出版便成无米之炊；但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学出版或文学出版的生产力不足，文学创作的传播就会大打折扣，许多文学创作的成果甚至根本无从呈现于社会。
从孱弱到壮大的风雨历程
新中国70年的文学出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一个弱小国度迈入当下出版大国的行列，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规模上看，1950年，全国图书出版的总品种尚不足7000种，而现在仅长篇小说一个品类的年出版量就在万种左右，这还不包括那根本就无法统计的网络长篇小说，至于文学的体裁与风格、形式与类别也同样是应有尽有。如果抛开教育类图书不论，文学出版无论是品种数还是总印数在整个出版业总体份额中居于前三的地位恐也是难以撼动的。从内容上看，文学出版从70年前的相对单一到当下的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毋庸置疑。从技术上看，同整个出版业一样，文学出版也经历了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革命，正在逐步迈入“数与网”的时代。从工艺上看，无论是设计还是工艺抑或是材质，文学出版与世界出版业几近同步，近些年来在莱比锡书展上评出的“全球最美图书”中都不乏中国文学出版的身影，曾经那种“灰与土”“陋与粗”的时代已成过去。
当然，以上所述还只是作为一般产业的一些外在指标。评价作为内容产业的出版成色如何？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出版物的内在品质。而恰恰在这方面，新中国70年文学出版的发展与变化才是更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与记录在案的。
——伴随着五星红旗在天安门的冉冉升起，新中国的文学出版也开始了自己平稳的启航。
尽管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但出版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那个时代不乏集二者于一身的“双面人”）的联袂，还是给新中国留下了第一批迄今仍为广大读者所赞赏的精品佳作，比如脍炙人口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就是那个时期长篇小说出版的代表。此外，在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领域同样也出版了不少能载入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佳作。与其说这是新中国70年历史上文学出版的第一个兴旺期不如说是发韧期更为确切。当然，由于当时文学出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局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左思潮的一再泛滥，导致了新中国前十七年的文学出版总体上还是孱弱的，既表现为体量小，更有不少内容失之于假与空的严重不足，这当然也是一种时代的宿命。
——十年浩劫，在那个怀疑一切、砸烂一切的疯狂时代，文学出版不仅无法幸免而且不幸沦为重灾区。
在那个疯狂的十年中，文学出版本不强壮的身躯更是不堪重负，前十七年传承下来的出版物大多被禁被毁，正常的文学出版活动一度中断，在本就为数不多的文学出版物中能够传之于后世者了了无几。如果说那个十年为后世留下了什么？更多的恐怕就是那些虽不堪回首但又不该忘却的惨痛教训。
——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来临，新中国的文学出版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持续攀登期。
经历了十年文化浩劫的广大读者已然处于极度的阅读饥荒状，改革开放之初的出版市场必然一边倒的卖方市场，想不繁荣都难。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文学出版着实最为活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显赫的作用，所谓“洛阳纸贵”的奇观在这个时期出现之频率最高。文学出版物依次呈现出中外文学名著的重印或引进、本土原创文学的勃发和港台文学的窗口被打开等三个波峰，而与文学关系密切的中外哲学美学著作的出版也十分火热。
由于十年浩劫时期对付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学出版物的办法就是一个字——“禁”。因此，进入新时期后文学出版打响的第一场战役则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字——“解禁”。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新中国前十七年优秀文学作品和19世纪外国文学名著的重印构成了被“解禁”的绝对主角，因其当时出版生产力的局限，每逢周末排长队限购中外文学名著的现象成为当时一道亮丽而奇特的文化景观。在度过了这场文学阅读的饥荒之后，与此相关的文学出版之延伸得以符合逻辑地展开：中国四大古典名著、19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之外的其他名著随之跟进推出，诸如“三言二拍”“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等依次推出，围绕着它们的缩编版、少儿版和导读版也随之而来；“外国文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大型丛书接踵而至。再稍往后，袁可嘉先生主编的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更是引发了对20世纪后西方象征派、黑色幽默、意识流、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各种西方现代文学流派作品的引进与出版，甚至包括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二性》等这些颇有争议的作品也在此时得以面世。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战役既是一次不得已的战术选择，也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战略抉择。所谓“不得已”就是当时的极度短缺所逼迫，所谓“战略”是指这种当时的“不得已”无意中拉开了中外文学出版广泛交流的大幕。
在以重印应对读者极度的阅读饥荒这段日子里，我们自己的原创文学出版经过一番蓄势终于得以爆发。他们在拨乱反正、反思历史、推动改革、文化寻根、关注时代、抓住人心、拓展艺术表现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一拨拨浪潮退去后无不留下了一个个精致的贝壳。在各个文学门类、各种文学题材、各个不同年度我们都可以信手列出一份长长的书单，排出一列壮观的作家方阵。
几乎是与此同时，本同属中华文化之根但却被禁闭了20年的港台文学大门悄然打开。以金庸、梁羽生、古龙、还珠楼主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和以琼瑶、三毛、岑凯伦、亦舒等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悄然登场并迅速风靡，由他们一些作品而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随之霸屏，其中的主题歌亦迅速流传。这两种类型文学的出场给我们的文学出版至少带来了两点启示：一是关于什么是“类型文学”，一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大IP”，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还不足以清醒而明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10年中，还有一个现象其实也值得关注。尽管不是纯粹的文学出版，但它们的涌现并成为当时之热点与文学出版的大热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域外哲学美学著作的出版热。“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走向未来丛书”等是其中的一些代表，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本土原创美学专著亦引人瞩目。
上世纪末的最后十余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破土而出，文学的轰动效应已然失去，文学出版随之进入了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虽不及上一阶段那般轰轰烈烈，但这样的平静并不妨碍文学出版的平稳推进，许多不同于上一个10年新的文学作品得以推出，构成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学现象。
《白鹿原》《红高粱》《活着》《尘埃落定》等一批长篇小说的出版是这时期文学出版在平稳中持续推进的重要标志，这些作品或作家有的后来荣登茅盾文学奖或诺贝尔文学奖，有的持续雄居文学畅销书排行榜前十的宝座。与此同时，一批重构历史的长篇小说出版此起彼伏，凌力的《少年天子》、唐浩明的《曾国藩》、高阳的《胡雪岩全传》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替古人画像，供今人照镜子”，对历史人物作出全面真实评价是这批历史小说的共同特点。而与这批历史小说相映成趣的则是以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所谓“大文化散文”，这些作品着力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进行追溯与反思，开散文出版之新河。如果说这些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出版其共同特点是“目光向后”的话，那么王朔的《过把瘾就死》等一批被称为“痞子文学”的出版则是目光向下，其调侃的语言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构成一种特定的时代情绪而风靡一时。陈惠湘的《联想为什么》和赵忠祥的《岁月随想》的出版标志着财经文学纪实和名人书出版露出了端倪。
——新世纪钟声的敲响，新中国70年的文学出版开始朝着文学出版大国的行列快速迈进。
在这十余年中，文学出版的市场化进程得到大力推进，市场的细分和多元化的文学出版市场格局业已形成。此前已经出现的文学出版现象有的依然持续深化，有的则已悄然偃旗息鼓，被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些新的文学出版现象。比如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图书；比如曹文轩和杨红樱为代表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以“哈利·波特系列”、“冒险小虎队系列”和《窗边的小豆豆》为代表的引进版少儿图书；比如以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内容而衍生出的一批电视图书，旨在以通俗学术著作的形式普及中华传统文化，其代表作为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的《品三国》和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等；比如以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崔永元的《不过如此》为代表的一拨名人传记图书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的文学出版现象。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开始引领思想文化发展，在这个板块中，文学出版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实文学和长篇小说扛起了主力军的大旗。军旅作家王树增的“战争纪实三部曲”以及新晋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佳作。
值得记录一笔的则是“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出版的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对它的内容及艺术水准的评价都存有巨大的分歧，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且体量巨大的文学出版现象则无论如何是无法视而不见的。
通过以上对新中国70年文学出版三个阶段发展历程的极简回眸：一段虽有波折但总体还是呈现出向大向强的发展轨迹应该还是清晰而扎实的，无论是量的横向扩张还是质的纵向挖掘无不指向一个挥之不去的客观事实：新中国70年的文学出版已经告别孱弱而正在通向强壮的大道上。
新中国70年文学出版的主导作用
总结新中国70年文学出版的成功之道，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切入，但无论如何，以下两点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则是最根本、最值得总结与光大的。
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完整地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总方针。
文学出版所服务的对象就是作家、作品与广大读者，因此，坚定不移地、全面完整地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总方针同样是文学出版的首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总方针，无论是“二为”还是“双百”抑或是“两创”，其中无不充满了一与多、主与次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光芒。那就是既要坚持方向与内容的主导不动摇，又要鼓励艺术实现方式的丰富与多样；既要坚持旗帜与方向的鲜明指向，又要通过艺术民主的方式、研究与讨论的方式来形成共识。新中国文学出版70年发展的历史实践证明：但凡党的上述方针执行得坚决与完整全面时，文学出版的发展就正常就健康就繁荣，反之则会导致单一、导致凋零、乃至毁灭性打击。
二是必须建立起一套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出版体制与运行机制。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文学出版制度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以自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的优良传统为基础，主张走社会化道路，采取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合一体制，将文学出版的多元化视为促成不同文学风格与流派形成的重要手段，独立自主、灵活经营和自由平等竞争等是其主要特征。另一种则是苏联模式，以当时苏联的出版制度视为建立新中国文学出版体制的范本，主要依照统一分工的专业化的方针，国家成为文学出版的主体，发行机构则成为贯彻党和国家政治和文化意志的重要组织，高度的集中化、行政化和计划性是其主要特征。总体来说，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出版业总体实行的是事业化管理，形成的是以宣传教化为主要目的的出版发行体制。
伴随着改革开放持续前行的步伐，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也随之不断走向深化。发行领域的先行先试破解了“书荒”之困；由民营书业快速崛起所形成的“二渠道”极大地推动了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入WTO，出版业集团化、国际化进程加快，新华书店实行股份制改造，民营书业于2003年获得总发行权，出版业开始整体搞活。随后，出版体制改革由发行领域进入到核心领域，出版单位开始实施“转企改制”，国家扶持实体书店的发展……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一步步实施为出版业持续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着新中国的出版业不断走向新的繁荣。
2018年月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着力构建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在这段高度凝练的文字中，新中国出版的根本方向、服务对象、管理体制机制和终极目标得到进一步确认。这也是对新中国70年出版业发展经验的高度总结。事实上，作为出版业整体构成中的文学出版也正是在不断破除旧体制的桎梏中一步步走向繁荣与兴盛。
不难看出：新中国70年文学出版的历程就是一部从孱弱走向壮大的文学出版发展史。在我们通向“第二个一百年”的伟大征途中，文学出版还面临着从壮大进入强壮的新长征，从“高原”向“高峰”的攀登之旅就是广大文学出版工作者面临的新征程。但有着前70年奠定的良好基础，我们有理由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