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0年、40年、70年、100年的不同时间跨度来回看中国文学，我们会得到哪些不同的观感和体悟？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以《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五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期刊为对象，从多个视角来回看和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成长的路径和面向。

文学能不能推向市场？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看过一本《1890年代的美国》，那时美国的纯文学期刊已经被通俗期刊打败了。美国有二百多家文学期刊，现在只有《纽约客》保留有小说栏目。曾经推出过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海明威的《大西洋月刊》，从2000年开始已经完全不刊发文学作品了。跟中国的《十月》近几年有互动来往的、有着96年历史的俄罗斯文学杂志《十月》也因缺少经费于2019年停刊了。

1980年代发行量最高达70万份的时候，出版社三分之一的纸都用来印《十月》了。那时安徽省邮局规定每个县限订5本《十月》。《十月》和《花城》一样，隶属出版社，是企业性质，全部办刊经费由杂志自行解决。不过，最近几年，上海等省市开始拨款对文学期刊进行扶持，也提升了稿费，这让陈东捷感到不小压力。

《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199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生毕业进入这家杂志社时，十年没有进过一个人，杂志发行量也从最高峰的五十多万册跌到10万册左右。2014年之后稳住了，十多年没有提价，2018年从15元提价到20元，征订结果显示没有跌落，还涨了四百本。

在她看来，1990年代的大环境不太好，整个中国文化走向市场，他们的同事也不会去拉赞助，《当代》始终没有做过广告。杂志的“小环境”是好的，《芙蓉镇》《将军吟》《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暗算》，这些影响极大的作品都由《当代》首发。

孔令燕认为，一个文学作品被全国瞩目，甚至像刘心武的《班主任》那样推动一个时代的情形一去不复返。在她看来，这仍是正常的，在欧美，文学艺术也并非大众产物。

《白鹿原》的责任编辑之一洪清波1992年去陕西作协组稿时，有实力的作家都跑到海南下海去了，听说只有陈忠实还在写。十万人才过琼州海峡，雪米莉的书畅销全国。在严肃文学低谷时期，莫伸、贾平凹、陈忠实、程海、高建群这五个作家仍在坚持，当时号称“陕军东征”。《白鹿原》后来分两期在《当代》发表后，一直都是畅销书，每年加印几十万册。后来畅销的是《尘埃落定》。“从这之后，纯文学畅销这个事，我感觉就没有再出现。”洪清波说，后来算得上纯文学畅销书的，就是首发在《收获》杂志上的《繁花》了。

令人欣喜的是，经典作品经得起市场考验。2018年，《平凡的世界》卖了一百万套，《穆斯林的葬礼》有几十万，《长恨歌》《尘埃落定》都是畅销书。最早发表于《十月》杂志的《废都》一度被禁，陈东捷估计盗版不会低于三百万册。“十月文艺出版的《人民的名义》像印钞机似的。电视剧一开播，每天十万册往外出。”陈东捷说。

《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说，杂志发行最多的时候有65万，现在靠出版社补助，上级部门每年也资助三百万元，大半用来是发稿费的，还有一部分是用来做活动的。

《收获》杂志是新一轮提高稿费的始作俑者，其主编程永新说，一年给杂志几百万元，杂志也得为政府分忧。

“韩寒当年就特牛逼地说过，跟王朔说的话一样，别老说谁写得好，别老说我们写得不好，咱们市场上见，你能不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当时说得大伙都没脾气。”80后小说家、《当代》编辑石一枫感叹：现在那种把作家逼向市场的情况又消失了。

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介绍，《活着》2018年卖了250万册，“余华2018年从我们出版社拿走版税就一千六百多万，每年都是畅销书的状态。比如说贾平凹、刘震云的书，发行都是几十万。”

吴义勤认为，改革开放40年完成了文学管理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过去稿费多低，现在杂志很多都是千字千元了。”

现在，一千四百多万人在网络上写作，一些大神级的作家挣钱可达上亿元。中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在9000部左右，而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三百多部。

从先锋派回到现实主义

200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进入《当代》杂志的石一枫写起了小说。他阅读外国文学的顺序是先看卡夫卡、福克纳，后看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而当年余华把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全看完了，他才看的卡夫卡，才说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先看完了卡夫卡之后再看托尔斯泰，我说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有一段时间，石一枫基本上只能看现代主义作品。“你看别的，别人看不起你。你连卡夫卡都没看过还混什么混。”

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看来，1980年代文学曾经热闹了那么长时间，现代派进来以后，199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过比较衰落的状况，后来真正引起更广泛注意的，是1996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突然回来又对现实干预了，出现了《大厂》《九月还乡》《分享艰难》等一批作品。“每当文学和现实之间产生一种贴身肉搏的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热点。”施战军介绍，2018年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包括先锋作家马原2017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个短篇《迷大的猪》，“你们想不到他是一个对于写现实也很高超的一个作家”。

现在，抓现实题材是《人民文学》的重中之重，但他发现，有些作家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缺乏了解，有些创作还停留在1990年代的叙事。“比如说他们写乡村干部，还是写成乡村的霸王，黑社会一样的，欺男霸女，胡搞胡闹，大家都恨死他了。但是现在的乡村权力结构不是这样的，有下派的第一书记，县里派去的扶贫干部，地区、省甚至中央派去的，村主任跟这些人玩权吗？”

在施战军看来，十八大以来，新的时代的变革，催生了不少优秀的乡村题材作品，比如赵德发的《经山海》等作品，“必须得有一批或者一部分这样的作家，或者相当一部分作家，你得到现场去。得有这股劲，才能真的把中国故事，讲的真实、全面、立体”，他表示，“但是关键很多作家懒于做这件事，他甚至是蜻蜓点水去了一下就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看到了全部。所以这几年柳青不断地被提起来。”

《白鹿原》是许多人眼中的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孔令燕觉得这部作品对那段历史有着特别宏观的把握。“目前好像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面对当下这个时代，高屋建瓴地预知一些东西。”

洪清波认为，《白鹿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对那段历史的评价是全新的。它之所以有那种特殊的气质，无非就是宗法社会崩溃的记录。“陈忠实肯定不是文坛最好的作家，但他就是完成了一部最好的作品。”

在洪清波看来，现代派反倒能遮盖这种不深刻。优势没有了，写到最后大家就都不想看了，所以找各种出路，最后找到现代派。大家转了一圈以后，其实就是回归现实主义了。

陈东捷曾经听张炜说过，先锋小说最兴盛的时候，作家如果没看过两本书，在聚会时是被冷落的，一个是《百年孤独》，一个《绿房子》。“先锋文学本身它没有产生太有说服力的作品，因为绝大部分是模仿的。后来慢慢的都回归本土，回归现实。”

“先锋作家这帮人现在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没有苏童、余华、格非这些人，今天的文学就不是这个面貌。”研究先锋文学的吴义勤说。

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能不能比？

吴义勤认为，100年来的中国文学有两次“拿来主义”。五四时，中国文学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西方200年文学实操的学习、借鉴，模仿，包括鲁迅写《狂人日记》也是从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拿来”的。改革开放1980年代又一轮的拿来主义，把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文学思潮在中国又演绎一遍。

“启蒙的主题，整个一百年都没有完结国民性改造，（它）不会过时。”他认为，整个100年解决了一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问题。文学的现代性和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性是同步的。现代文学一登上舞台，就出现了一批大师经典。当然，大师可能有很多的局限。

吴义勤把当代文学7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17年和改革开放40年。“前17年产生了一批红色经典‘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它们的成就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文革”十年“走了一个弯路。我们现在要编70年文学作品选的时候，文革那一段就没有什么作品可选。”吴义勤说。

现代文学中的大师经典，通常指的是“鲁郭茅巴老曹”，但吴义勤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还可以更丰富，过去的现代文学史由于高度简化，使很多东西被遮蔽。除了张爱玲、沈从文、林语堂、周作人等现代作家之外，吴义勤曾被徐訏这样的作家吸引，出版过《徐訏传》。

把当代作家跟鲁迅比，在过去就是亵渎神圣。唐弢主张当代文学不要写史，而在学科建设上，当代文学的地位也长期低于现代文学。“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原本一个不能谈的禁忌话题开始变成一个正常话题在研究了。”吴义勤说。

但吴义勤也认为，现代作家有三重矛盾，文言文、白话文和西化语言之间的冲突、挣扎，也会影响文学语言的成就。比如，巴金的《家》《春》《秋》，大学里开了必读书，有些学生读不下去，这就是语言发展的问题。今天的作家对现代汉语的认识、审美、修辞、语法等方面完全成熟了。“我觉得当代作品不如鲁迅《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那种冲击力和深刻。”

石一枫上大学时，喜欢跟教科书反着来。“我那时还真是喜欢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就觉得他们好。但是我现在再一琢磨，反倒是鲁迅、茅盾、老舍这种作家，要说佩服还真是佩服，包括后来的赵树理、孙犁。人到中年才能抛开喜欢说佩服。”

以现代文学研究起步的施战军认为，现代文学已经历史化了。但是当代文学确实有现代文学所没有、或只有萌芽并没有发展的东西，比如赵树理、柳青、丁玲、周立波等的创作。《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同一个年代，有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之后他在皇甫村开始写《创业史》。“那个时候就是以农民的实在的生活为主体来创作。鲁迅那个年代不是，他是知识分子的启蒙，首先说你是愚昧的、麻木的，然后要启蒙你。”

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问世之后，大家在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等人的作品里发现了另一个界面。很多人完全偏向另一边，对茅盾、郭沫若甚至包括对鲁迅的质疑也愈加强烈。“过去的文学史是从一个角度单纯化一个作家，后来受海外汉学影响，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单纯化了这些作家，今天我们把他们复归成原本的样子。”施战军说。

“文学总是有一个终极的指向。”施战军说。他认为，当下的文学在写怨恨、阴谋等方面的能力很强、很出彩，但往往到此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写阴暗的生活，但最后他要凿出通往人性之光的通道。“中国文学要真正与人类精神对话，就必须得有这样的力气或者这种终极指向在心里才行。”

翻译家顾彬回忆，1979年以后，德语国家对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包括丁玲、茅盾、鲁迅、巴金等的作品；但1992年以后，德语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不再感兴趣，想要了解当代文学。顾彬的学生开始翻译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顾彬自己则翻译诗歌、散文。“有市场，但是赚不了什么钱。”

1970年代，顾彬第一次到中国来，别人给他介绍的中国作家是鲁迅和浩然。“20世纪没有人可以跟鲁迅比，但他的诗歌可以比。欧阳江河说他这一批人在完成新诗，我同意。”顾彬说，“浩然的中文非常清楚，没有语法错误，但是他的问题在另外一个地方。”

中国文学有自信了吗？

陈东捷注意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国际影响增大以后，带来了一些中国人心态的变化，不再盲目地把西方视为“理想国”，开始从容地看待世界文学，并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一部分。“那个时候，世界是世界，我们是我们，现在心态上还是融入了，包括在阅读时候的压迫感没有了，可以相对平等地阅读了，不是一个仰视的角度。”陈东捷说。

陈东捷发现，很多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最早出来时写工厂、煤矿、知青生活，基本上就靠经验写作。这种写作很有效，使很多作家获得了影响，但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再写不出什么了，甚至发表都有困难。

他认为尽管1980年代中国作家生吞活剥地阅读了大量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品，弥补了空白，但文学传统中的哲学基本上是缺位的。“你可能要有一些很独到的世界观，包括托尔斯泰对整个社会和人本身思考得很痛苦，也包括卢梭《忏悔录》所反省的东西，都给予作家思想的资源。”

施战军也观察到，过去西方人阅读中国文学，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好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生活里面负面的东西，把文学当成中国社会报告来读的。这些年，西方才开始把中国作家的创作视为一种审美的存在。

“过去只要是一个老外，我们都觉得像神一样。”施战军回忆，1980年代任何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进来，国人都是以完全认同的角度来阅读的，但对自己则是质疑的。“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国外的文学大师经常来中国访问，我们问的问题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可笑了，不再是那种完全是带着仰视和崇拜和他们对话了。”

《人民文学》杂志2012年开始在外文版推出科幻小说专题，“一下子就有点轰动效应了，发现中国的科幻文学这么牛。”现在《人民文学》的外文版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译本，翻译了韩松、陈楸帆、杨平、夏笳、宝树、飞氘等人的科幻小说作品。过去翻译家只盯住莫言、余华这几个作家，只通过这几个人来了解中国文学。

“一个国度的文学只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要出现世界通行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的。像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提法，不仅仅是文化和政治的，同时也有一种审美倾向。”施战军说。

在这点上，吴义勤与施战军有同感：过去人家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是把中国文学看成一个认识中国的材料，而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的文学价值是什么。中国文学跟世界文学现在同步了，再不是一个追赶者、滞后者和模仿者，现在，中国文学成了世界文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吴义勤提醒道：“又到国外搞了个活动，我们的作品又被翻译成多少语言了，这个还是很表象的。”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的价值，被西方认同了多少，也就是说我们贡献了多少文学价值观的东西。

“现在文学整体的创作水平，中国并不输于其他的国家，包括过去认为自己是文学老大的法国、英国这样的地方，当然也包括美国，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相对片面，但是我们有货，和他们的文学现象能够产生比对效应。”施战军说，“中国文学无论是哪一个题材，哪一个主题，或者哪一种手法，现在我们要找和世界文学之间能够产生一种审美对话的作品都是资源很丰富的。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上了，我觉得现在如果说还有一些东西需要我们做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对于真正的现实的这种融入，对于现实的真切的观察，深到里面去，到里面观察这方面的功夫。”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15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