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架空、穿越、宫斗等类型的作品大行其道，严肃的历史小说几乎被边缘化。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郭宝平长篇历史小说《大明首相》，则是一部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作品。这部小说以16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点和明末大变局为背景，通过对隆庆年间内阁首席大学士高拱的描写，映照了大航海时代古老中国的华丽一跃，记录了大失败前夜力挽狂澜的奋力一搏，捕捉了厚黑学盛行时代追求公正的一抹亮光。

历史小说必须有历史性，而历史性的核心是真实性。《大明首相》的主线是高拱主政期间只争朝夕、励精图治的历史。学者牟钟鉴评价高拱的时候说：“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做人求诚，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高拱执政期间秉持“相天下者无己”的理念，自律甚严,在体制性贪腐的官场堪称另类；他致力于“立规模”，是唯一一位自发调整明朝内敛、收缩的基本路线，推动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执政大臣；他集忠诚、自律、担当于一身，是同时代任何一位执政大臣所不具备的。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长期被埋没甚至丑化。作者正是痛心于此，因此力图通过作品还原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高拱。无论是平息西南的“安氏之乱”、对蒙古右翼的封贡互市、任用殷正茂平定两广、任用张学颜经略辽东、处置安庆兵变，还是推进吏治、边政、司法、漕政革新，肃贪反腐等等，都是在基于史料、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令人油然生出“今日读小说，明日读历史如见故人”之感。

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不同时期、站在不同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看法。这对历史小说作家是一种考验。《大明首相》的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对历史事件的高超驾驭能力。比如，如何描写高拱任用殷正茂剿除割据广西古田半个多世纪的韦银豹势力？作为主政者，高拱追求行政统一，对韦银豹势力杀官劫库事件不能容忍，誓言结束割据状态，这是正当的；另一方面，韦银豹势力之所以存在，也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具有反抗压迫性质，也是正当的。作者对这两方面都进行了客观描述。在广西布政使郭应骋约见八寨寨老时，一位寨老这样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民若一反，官必来剿，就这么回事啦！”郭应骋则说：“再说这韦银豹老哥。当初他起来造反，或许是为官府所逼。可他成了气候，杀官吏、抢库银，这不是强盗所为？他盘踞古田，占山为王，不是绿林大盗？他盖宫殿、养僮勇，造兵器，不花钱？本官不信，他治下老百姓的日子会更好过！”这样的处理，相对中立、客观。不仅如此，作者的遣词用语也很用心，叙述性用语使用“僮人”、“僮勇”，只有在官员提到韦银豹势力时方出现“蛮贼”这样的词汇，以符合历史真实。

历史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个很大不同，是要营造历史氛围；而要营造历史氛围，就需要还原当时的历史风貌，这对作者的知识储备、文学功底是一个巨大考验。从《大明首相》开篇不久对长安街南侧各部院衙门坐落格局的描写，会同馆、四夷馆、乌蛮市等等这些名词的使用，以及兵马司吏目在棋盘街维持治安等表述来看，作者有扎实的历史知识，熟悉当时的制度、风俗，从而使得这部小说充溢着浓厚的历史氛围，具有历史小说的高雅格调。

历史小说要传达某种可贵的历史精神，这取决于作者的历史观、价值观。学者刘大先在《必须保卫历史》一文中强调，“文学艺术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带有历史责任、社会担当、道德关怀、理想诉求的历史书写，进而复兴过往传统的伟大遗产，成就一个新的历史。”《大明首相》就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叙述维度的作品。写帝制时代君臣的历史小说，往往陷入圣君贤相的窠臼，传达出的历史观、价值观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大明首相》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站在大历史维度，敏锐地把握住了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正是世界历史转折点这一时代背景，以大航海的时代潮流为坐标，对历史人物的施政理念、为政举措进行价值判断。小说一开篇，就以外交事件切入，以招考四夷馆译字生风波，推进到游走江湖的邵大侠建言开海禁；小说结尾处，又通过邵大侠之子之口，说出“力推开海禁、通海运、造海船、建水军，西洋诸国日渐强盛，也正是实行了这些套路而已”这番点题的话，从而把当政者的作为是不是顺应时代潮流，为内敛、封闭的明王朝寻找新出路作为判断历史人物的价值标准。当作品以这样的叙事维度展开时，不需要刻意迎合，便散发出强烈的时代精神。这样的价值观不仅是小说主人公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也是各个时代都需要的，历久而弥新。正因如此，《大明首相》这样的历史小说才经得起历史检验，才不会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失去其价值。

历史小说对人物的刻画，不能超越历史的底线。在《大明首相》中，作者没有局限于叙述历史故事，也没有刻意塑造高大上的英雄，更没有为了主人公的艺术超越而有意贬低乃至丑化同时代的历史人物，而是通过多个角度，展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作品中，读者看到的都是承担多重角色又在既定制度规制下的人，他们的一切善举、恶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动因。对高拱这个人物，小说既围绕他锐志匡时、励精图治的事功展开，实事求是地塑造出忠诚、自律、担当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把他自负、急躁乃至粗暴的一面展露出来。对勾结太监推翻高拱的张居正，作家没有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来写，而是主要描写他们之间的友谊、合作，即使在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已然尖锐，作家在描写处置安庆兵变、江西安义盗贼劫库案这些关系重大的事件时，仍然是把张居正作为高拱的支持者描述的；而涉及张居正勾结太监冯保以阴谋手段推翻高拱，甚至以王大臣闯宫事件锻造假案密谋诛灭高氏家族的事件，也没有贬损张居正，字里行间，从政见、人性角度，表现出对张居正一定程度的理解、谅解。这里既有张居正的性格、家庭等问题，又有普遍存在于国人心目中的“面子”问题，使得他决计勾结太监冯保推翻生死之交高拱这件事，看起来也有符合人情世道的一面。此后，张居正和高拱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他特意到新郑探视下野6年的高拱的场景，令人泪目。即使是太监冯保、汉奸赵全，作者也没有丑化他们。比如，当冯保看到京城市民为故去的父祖上坟祭奠的场面而伤感时，读者对身为太监的冯保会不会陡然生出几分同情？再比如，对汉奸赵全的描写，有这样两个场景：

赵全似乎早有预感，他没有挣扎，只是痛心。他仰头看着俺答汗，平静地说：“汗爷，小的侍奉汗爷多年……我孝顺汗爷可谓至矣！乃今为一个孩子，将我绑缚而卖，不如蒿草？”

当赵全被押到大同云石堡时：

副总兵麻锦会同通事官鲍崇德上前交接，麻锦问：“赵全，回到故土，有何要说的？”

赵全面无惧色，不服气地说：“我到胡地不过数载，建成板升城，繁华不亚于此地……”麻锦是武官，自知说不过赵全，向他“呸”了一口：“这片土地，快被血染红了！都是我大明子民的血！冤魂何止千万，他们要向你索命！”

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的把握，注重的是对人物内心的挖掘，而不是简单化地非黑即白式的褒贬。高拱的清明刚健、张居正的深有城府、王世贞的意气用事、俺答汗的豪气、冯保的狡黠、张四维的精明、李贵妃的功利……一个个具有鲜明性格、具有立体感的人物跃然纸上，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具有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