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在一般的概念中，1949年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因此作为国家最高文学奖项之一，无论就哪一层面而言，本届茅盾文学奖都具有重要意义。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有着最强大的胃口，能够全景式地展现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表达最丰富与深邃的思考，也能够最宽容大度地接纳各种文学探索的技术成果。因此，在这一特殊时刻评选出来的五部作品，自然而然地承载着相应的期待：它们能不能在最大程度上与七十年来我们国家的历史重量相匹配，与七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思考能力相匹配，与七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文学成就相匹配？在我看来，《牵风记》《人世间》《主角》《应物兄》与《北上》极为出色地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且各具特色，每一部都有充分的代表性。
徐怀中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生的老作家，早在建国之初，他就写出了极为动人的作品。《我们播种爱情》是徐怀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以西藏为题材的第一部汉语长篇小说，在革命历史小说或曰“红色经典”的光辉谱系中，这无疑是相当富有特色的作品，恐怕也是在相当程度上长期被低估和忽视的作品。当同时代作品都在围绕战争和阶级讲述历史的时候，徐怀中着重强调我们党是一个现代的政党，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得到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是因为我们为高原带来了现代的生产方式、现代的生活面貌与古老民族走向现代的希望。这样的书写角度固然与当时的政策有关，却也足以证明徐怀中的历史洞见。而小说中的雪域风情与情感线索，也让我们见识到了徐怀中异于同侪的柔美笔触。在九十高龄，他又写出《牵风记》这样的明净之作，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经典在新世纪的一声悠远的召唤，将我们带回整个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战火硝烟当中。但是徐怀中告诉我们，战争不仅仅有铁和血的现实残酷，也有琴声与爱情的浪漫色调；革命不仅仅是坚定不移的真理大道，也包含着人性之美和艺术之美。小说当中的信念是那么堂正，但是小说的叙述却那么轻盈，似乎在提醒着我们，往事沉重的痕迹也许在幸福的岁月里已经变得轻淡，但与之相关的力量和美却可以在文学里永远新鲜。
梁晓声与共和国同龄，今年正好也是七十周岁。可以想见，在他的青年时代，或许正是那些来自苏联和西欧的伟大现实主义经典，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滋养了他的精神，也塑造了他的趣味。在知青一代的作家当中，梁晓声或许始终都不是最富有话题性的，却保持了如北大荒广阔土地一般坚忍沉默的力度。在他对那段青春岁月的书写中，不是没有怀旧，不是没有苦难，但总有一种昂扬的激情超越了怀旧和苦难。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是善于在典型的东北平民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国家步履最为沉重的时刻，发现那种亲切而深沉的温暖，这或许正是当年《年轮》能够风靡大江南北的原因。而在那之后，他又转向了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更为深沉的思考。这样的精神趋向与写作路径，其实代表了与共和国年龄相仿佛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探索。那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那种因坎坷而磨练出的意志力和思考力，很难让人不产生由衷的敬意。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阅读《人世间》的时候，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狄更斯，想起司汤达，想起肖洛霍夫；为什么梁晓声笔下的那些人物，哪怕在最恶劣的处境中，都在苦苦地思索着善和温情；为什么这部作品不像是书写了那些时代，而像是穿透了那些时代，从现实的表象指向更内在的逻辑。这是梁晓声代表他的同辈人，在向更久远或许也更永恒的文学方式致敬。
陈彦的确可以算是一个文坛外高手，但在戏坛，他早已经是大家了。2015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装台》，便足以令人惊艳，此次未能和《主角》一起参评茅盾文学奖，甚至让很多人感到有些遗憾。戏里人生，身不由己，却也可以光彩照人。在《主角》当中，陈彦用写戏的笔法充分激活了文学中关于故事和人物的传统，他没有像梁晓声那样从大时代着眼，而是贴着“角儿”走，让她穿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代变化。二十八年前，他的前辈乡党路遥以《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关注的也正是个人与时代的摩擦互动与共同向前。作为女性，《主角》里的忆秦娥或许不像《平凡的世界》中孙氏兄弟那样具有刚健的推动力，但那种低徊隐忍的力量，或许能让更多人心同此感。我愿意大胆预测，在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出的五部作品中，或许《主角》会受到普通读者最广泛的欢迎。
李洱和陈彦一样，是60后，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先锋文学正在酝酿，并很快风行一时，丰富了我们的文学趣味。《应物兄》纯熟的写作技艺和富有开创性的文学探索，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且不说小说当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知识碎片，让这部作品像是一本被重新组合的百科全书，也不说其中时常叫人不得不中止阅读，掩卷思索的理论探讨，单说李洱能够将有故事写得像是没有故事，却还能让人读得欲罢不能，就足够叫人惊叹了。正是借助高超的小说技术，李洱将不可能写尽的广阔世界和历史，压进一千余页的篇幅当中——那厚厚的两本大书，实际上已经是化繁为简的结果。李洱的叙述聚焦在学院的围墙之内，却写出了围墙之外的世态万象；李洱的主人公是与其同龄的应物兄，却带出了三四代知识分子的群像，而且个个面目清晰——譬如“两弹一星”元勋双林院士，尽管出场不多，却贯穿始终，令人对中国知识分子里这样的脊梁式人物印象深刻。但较之技艺与内容，我更感动于小说中那种诚挚的知识分子反思姿态。和很多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不同，《应物兄》既不自恋，也不自伤，而有一种相当理性的自我反省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切抒情。知识分子担负着思考的责任，但这种思考首先是针对自己，而不是针对外界。我们在《应物兄》中看不到张牙舞爪的愤世嫉俗，而是首先反求诸己的诚意。《应物兄》的难能可贵，正在于它偶尔的自嘲式玩笑背后之庄严雅正。
而本届最年轻的获奖者徐则臣，出生在1978年，70后的尾巴，80后的前奏。无疑，他和此届参评的很多青年作家一起，代表着我们文学的未来。在《北上》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全景式表现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宏大抱负，看到的是作家复杂而立体的国际化视野，看到的是娴熟而现代的小说操作技艺。相关问题，已有旧文（《一部关于京杭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论及，篇幅所限，此不赘述。但很显然，徐则臣已经代表他的同代人和后辈们发出了宣告：我们的文学是像京杭大运河一样，向着开阔宏大处去的。
五年前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要从高原到高峰的期待。高峰的耸起，是依靠着世代层叠的努力。而现在，徐则臣和徐怀中、梁晓声、陈彦、李洱站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坚实的地质累积。在此意义上，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作品和五位作家，既是新中国七十年历史与文学成就最好的见证，也是为北京文艺座谈会五周年提交的一份漂亮答卷。
（本刊特约专稿）
丛治辰
现为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