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刚一公布，各方面的议论就出来了，这很正常。因为如果是一项自觉而成熟的文学奖，它必定有自己的评奖标准，有自己的文学价值立场，并且通过对这些标准与立场的坚守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与权威，自然会引来多方的关注、对话甚至质疑。从这个角度讲，文学评奖越多越好，正是通过不同的文学奖项，丰富的文学立场、文学主张与文学风格才有了表达与强调的通道，才会形成促进文学多样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茅盾文学奖至今已经十届，经过了几十年的锤炼，时间之长、参与者之多，影响之大，至少目前来看还无出其右者，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价值定位与美学自信，在主流文学观的倡导、国家文学意志的彰显、文学传统的坚守和兼容并蓄的文学平衡上功不可没，与当下众多的文学奖和而不同地撑起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共同体。
总体上讲，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特别是前十部提名作品大体反映了这四年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长篇小说样本系列，也是这一届期内优秀长篇小说的代表。最后获奖的五部显然更能体现茅盾文学奖的标准，有标准，就有取舍。茅盾文学奖显然更看重现实主义的长篇传统，对这一文体无论内容与形式的先锋与探索的要求极为苛刻，一般都需要作家本人或文学界同仁反复的“临床试验”，除非它甫一出手即显示出非常高的成熟度，受到广泛认可，比如第九届的《繁花》和本届的《应物兄》。
就本届的最终获奖篇目来说，其总体特点，一是坚持了长篇小说的文体精神与功能，二是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三是鼓励了文学话语的实验创新。这个特点大概是每届茅奖的标配，所以，我更看重每部作品的具体特点，或者在题材，或者在主题，或者在长篇文体，或者在其他艺术形式上等等诸多方面闪出的高光。
梁晓声的《人世间》是他作为小说家与长篇小说睽隔多年后的回归之作，它的最大亮点我以为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张扬，对善的书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是对当代中国几十年历史变迁的记录，是对日常生活非常中国的描摹，但最突出的还是在好人形象的塑造上。梁晓声以周氏兄妹为中国当代文学形象谱系增添了平民好人一族。这一好人书写对当下中国文化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当下中国文化中撕裂、否定、极端的声音越来越浓，如果一种文化缺乏正面价值的推动，那是极其危险的。这样的文化气息也复制到了创作上，许多作品充满了戾气甚至仇恨，而对正面价值的书写却疲乏无力。从创作层面上看，正面的书写确实难度更大，古人讲，穷苦之辞易好，而欢愉之言难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这方面，《人世间》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
《牵风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写出了不一样的战争题材作品，它没有多少正面战场的描写，也没有塑造出我们常见的战场英雄。它写出了那个年代的另一类人，另一种故事，这样的人与故事在那样的年代是稀有的，是难以生存与发展的，也是战争叙事中的非主流，是被忽略甚至被刻意回避和遮掩的，这就是人性、人情、人天性中的美好。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的浪漫主义气质，这是一种久违的文学风格。从内容上说，它有着现实主义的勇气，打捞出了遗忘的历史，而从美学上说，它有着浪漫主义的魅力。作品的人物之美，诗意之氤氲，意象之空灵，语言之洒脱，更重要的是创作主体修炼至今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都是这一浪漫书写难掩的华彩。
青年作家徐则臣的《北上》也是一部出人意料的作品。这几年，大运河已经成为谈论中国文化必提的重要象征和多种艺术样式扎堆的题材。在阅读的想象中，这样的创作应该都是非常“大”的制作，大题材、大主题、大叙事、大场面，但至今却没有让人太满意的作品，我以为主要的原因也在于创作者与接受者一样，都被这个“大”困住了。《北上》是大运河文艺中的突围之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为“大”所绑架，灵活转身于运河的时空，注目于运河河畔的日常生活，专心于运河对人世、对人心的塑造。为摆脱大运河宏大叙事的模式，徐则臣在结构上进行了现代主义的谨慎处理，切割、交叉、省略、互文，这样的举重若轻、计白当黑同样为我们提供了百年中国生活的图景，提供了中外视角下的历史变迁，展示了大运河的文化意义和人们对精神世界神一样的追寻。
陈彦是戏中老手，小说新人，但有戏来加持，小说便出手不凡。《主角》的特点是以文写戏，以戏入文，这是中外文艺的传统，陈彦老调再弹，唱出了中国的新意。小说以秦腔演员忆秦娥几十年的人生起伏为叙事线索，不仅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奉献了一位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名伶形象，更是让个人命运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水乳交融。大概是剧作家出身，难免手痒炫技，讲起故事来驾轻就熟。作品大起大落，悲喜交集，于起落荣枯中说尽人世沧桑。作者同时深谙古典小说之道，又于现代小说艺术游刃有余。主线聚焦突出，而又极尽铺陈之能事，可以说是戏中有戏，戏外有戏。作品忙里偷闲，外挂丰富，虽然是一部当代叙事，但丰沛而深厚的地域与传统文化无疑为作品增添了无尽的内涵，是一部有全面追求的作品。
《应物兄》无疑是这五部作品中最具探索性和先锋性的作品。这部作品可供阐释的地方非常多，它对中国当下思想界、知识界的反映，对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对古老文化特别是儒学命运的思考，以及广泛涉猎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呈现等等，凡此种种都使这部作品卓尔不群，是一部忧时醒世之作。我最看重的是它对长篇小说文体的贡献，如同李洱多年前的《花腔》一样，《应物兄》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在已有长篇文体体式中少见的作品。这部作品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将它的故事概括出来，人们会不假思索地怀疑它是否能写成长篇。但李洱做到了，煌煌两大卷，几乎都由“话语”构成，“说”成了小说最主要的叙事体式，小说所有的内容与元素都是通过话语来演绎、推送和呈现。作品在书面世界中将言说的魅力充分显示了出来。正因为这样的特点，这部作品虽然卷帙浩繁，却是一部不但不会增加阅读负担，反而随处可以开始，又随处可以结束，并给人带来智慧享受与愉悦的长篇。
（本刊特约专稿）
汪政，著名评论家，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江苏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