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有着独特的藏族文化底蕴、朦胧的魔幻色彩与机巧灵动的诗意。书中描绘的处于汉藏交接地带的康巴藏族，既有着沈从文湘西世界的古朴与恬静，也有着莫言笔下红高粱家族的原始与狂野。正是在这种典型环境的映衬下，作者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位外表憨痴，实则大智若愚的藏族少爷形象，一个伟大的“圣愚”式人物。

如果说圣徒代表崇高的日神精神，圣愚则表达了狄奥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狂野与迷醉的一面。在小说开头，作者便以少爷的视角，直言“我是一个傻子”。这位少爷在言语和行为上均与常人有异，甚至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是，从他的身上，我们能时刻感受到由原始生命强力所迸发出的狂欢化色彩。无论是以傻子视角进行的叙事上的感觉狂欢（例如描写耳朵上长出罂粟花的腐烂人头），还是傻子本人语言的惊世骇俗，都是在用狂欢的原则构筑一个虚构的现象世界，并通过愚人的视角，反观我们“正常人”，以谋求对真实世界的观照与解构。换言之，傻瓜未必是真傻，愚人亦可吐圣言。

因此，撇开生理与心理上的缺陷，这位傻子少爷颇具哲人色彩。由于缺乏理性与节制，在看待问题上他往往更能凭借本能与直觉，抛弃繁文缛节而直奔主题。这样一来，他就比所谓的聪明人更能拨开迷雾，看清事物的本质。例如，他在每日醒来后总会不断诘问“我是谁，我在哪儿”这样的哲学命题；在母亲接受英国人的传教时，也只有他有勇气抗辩主的无能与虚伪；此外，他亦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接受了智者翁波意西教导的人，更直言自己是“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可以说，对永恒真理的渴望伴随着傻子少爷的一生，只不过碍于周遭环境的险恶，让他不得不选择明哲保身，以痴傻的形象成为大千世界里的一个局外人。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把癫狂与理性视为辩证统一的矛盾综合体。这意味着，疯癫本身就蕴含着理性因素。而这位傻子少爷本身亦即理性与迷狂的统一。他用疯癫的面具加以伪饰，只是为了向尘世隐藏自己的完美，弃绝尘世权财的诱惑。他与芸芸众生的区别不仅是言语和行为的极端非理性，在这些琐碎的表象之下，他还有着“更高的智慧”，这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超然与自知我无知的谦卑。换言之，他的愚痴只是在世俗人们眼中所呈现的，但他的智慧却是世俗以外的人看不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世俗的人反而是愚昧的。而作者特意多次提到少爷超常的预知未来的能力，也愈发加重了形象本身的神圣与天启色彩。

可见，作为阿来精心塑造的一个圣愚形象，傻子少爷本身具有更大更广的内涵与外延，由此方可称其为“伟大”。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颇具哲学家气质的圣愚终究逃不过被屠戮的命运，最后死于一场政治仇杀，这既是对柏拉图“哲学王”问题的无情回击，也预示着旧世界制度分崩离析的必然。但从另一个维度看，纵使身处荒诞的世界，也能时刻保持清醒，怀揣执着而深沉的激情为真理而死，我们有理由相信，傻子少爷一定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