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有现实主义导向的历史传统。长篇小说以其篇幅、结构上的优势，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茅盾文学奖是茅盾先生为奖励当下优秀的长篇小说而设立的奖项，1981年设立。不断涌现出的新的长篇小说，有的顺应时代，反映瞬息万变的现实社会，如早期的获奖作品《沉重的翅膀》、《平凡的世界》都是紧密结合了改革开放的背景。有的回顾历史，在《白鹿原》的卷首，作者陈忠实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由此可见这本历史小说也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来追溯白鹿原两家人的恩怨情仇。有读者不禁感慨：“我们的生活就是他写的这个样子啊。”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对当下的把握与书写，也在变相地记录着历史。中国当代文学在1980年代以来虽然经过先锋派的洗礼，但对现实主义的情结是始终无法抹去的。19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21世纪的底层写作就是一个力证。生活在现实中的作家要处理的一个大问题仍是自我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他们用笔凝结的文字，包含了他们对现实的体认和思考，哪怕不是以经典现实主义的面貌出现。正如中国人普遍拥有的对历史的情结，现实主义最能够赋予长篇小说精神上的力量和感人的魅力。

《长恨歌》的开篇，作者王安忆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在《长恨歌》的翻译过程中，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接受问题，翻译询问能否将弄堂部分删掉，王安忆坚持保留，不做任何的让步。

王琦瑶的命运与上海弄堂息息相关。青春年少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第三名，俗称三小姐，由此开始了她传奇的一生。“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马路上走着的都是三小姐。……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上海解放后，她又变回了普通的弄堂女孩。可她的情路仍旧坎坷，与多个男人暧昧不清。各色各样的男人象征着在上海的多种力量，他们与王琦瑶的纠缠，使她的人生就是一部浓缩的上海史。到最后，王琦瑶的死，也暗含着那个远去的旧上海的真正的终结。

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以一个傻子的视角展示了藏族土司家族的兴衰。阿来自己说，有的读者读了他的作品，以为他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其实不然，他只是下了大功夫去考证土司时代的历史。这就是一种严谨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一直秉承着一个观念：“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阿来了解藏族，拥有一般作家没有的藏族宗教的思考维度。除了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还有精神上的追问。一个常人眼中的傻子，恰恰是最通透的人，在关键时刻扭转时局。傻子最后的死亡，颇具神秘色彩，是复仇的终结，也是土司的告别。阿来后续的作品如《机村史诗》、《云中记》，都延续了这种写作的模式和调子，以藏族的视野来重新叙述一段历史或当下的重大事件。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跟当下中国人心灵比较契合的作品。自从语言成为了最直接的交流方式，人总在寻找那个说得上话的人。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多的是“遇酒且呵呵”的朋友。但对于知己，有时候一句就够了。为了这一句话，可以找上一辈子，可遇而不可求。书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底层的老百姓，杨百顺本是个卖豆腐、杀猪的小人物，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喊丧的人。为了寻找和自己能说得上话的那个养女，他走出延津。多年后，养女的儿子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又阴差阳错地回到了延津。这本书不仅反映了中国百年的历史，更敏锐地把握到了中国人的心理现实，以几代人的孤独贯穿情节。

《长恨歌》笔下是大城市上海；《尘埃落定》叙写少数民族的现实；《一句顶一万句》将焦点放在现代人的心理现实。高尔基认为最伟大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但是我认为现实主义是最基本的基石，尤其是对优秀的长篇小说而言，若是没有真实性作为基础，无法赢得读者的信任，浪漫主义也就无法依托。现实主义使读者在书中看到自己，从而获得共鸣，在阅读过程中重新成长、产生美感。茅盾文学奖所评选出的长篇小说作品，也能够充分地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动人力量。长篇小说是非常考验作家的，同时也是体现作家写作水平、奠定作家地位的一个评判标准。新的写作技巧的运用也要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如魔幻现实主义，再魔幻，也要能看到现实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