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份，转型时代三部曲《裂变》《踯躅》《天择》正式出版了，这是继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之后，我所倾力创作的第二个“中国书写”系列。从“乡土中国”到“转型时代”，既是现实的“贴地飞行”，更是自我的“精神高蹈”。

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很庆幸正在经历着的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觉得这个时代配得上伟大这个宏大词语。这个时代太复杂了，它无时无刻不在裂变着：一切美好的，一切丑陋的，一切显现的，一切潜隐的，都在这个时代汇集。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一个有抱负的作家，一定不愿辜负。

作为出生成长在农村、在城市读书工作的75后一代，无论是乡土中国，还是转型时代，都是我所熟悉的生活，可以说两个都是我所熟悉的创作领地。事实上，我的创作也从来没有离开这两个创作资源。我觉得，虽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推土机一样势不可挡，但当代中国的底色仍旧脱不了乡土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依然是我们的根系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现实中国，绕不开农民。这就是我用15年时间——可以说是最宝贵的青年时期——来写作完成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原因。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现在这个时代特征，或许“转型”这个词语是很合适的。一切都在转型，社会在转型，人心在转型，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在转型。而要考察时代的精神裂变，当下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好的标本。通过解剖知识分子，可以窥探这个时代的症候。改革开放四十年，转型中国巨变期，知识分子面临何等考验？他们的精神发生了什么样的裂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继“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之后，我用十年的时间推出“转型中国三部曲”《裂变》《踯躅》《天择》。以此拷问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世界，书写一代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

我是农民的儿子，从鲁南苏北的农村走到了城市，在这里读书、工作，平时的阅读和写作乃至教学科研，都在和知识打交道，和所谓知识分子为伍。我用二十年的青春丈量土地，又用了二十年的成长感受了大学。土地和大学，就是我生活的轴心，也就是我的所谓现实。我笔下的人物，多从土地褶皱走来，在大学里磨砺，然后潜隐于生活深处。写他们，其实就是写我自己。

毫无疑问，无论是乡土中国三部曲还是转型时代三部曲，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还是很明显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题材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题材广泛。包括农村题材（《后土》）工业题材（《富矿》）高校题材（《转型时代三部曲》）革命历史题材（《福地》），各个方面都有。第二个方面创作手法的现实主义。无论是从乡土中国三部曲的创作来看，还是从转型时代三部曲来看，写作手法基本上都是比较老实的。这里的老实是指忠于现实。这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第三个方面，创作精神和观念的现实主义。指导作家创作的，是他的创作观念。题材的现实主义和手法的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我的精神上骨子里，是现实主义的。这样的观念和我所承继的文学传统有关系。第四个方面，我的文学创作当然也有溢出现实主义的实践，这个是创作的异质性的一个表现。我自己的创作也不缺少现代主义的创作，只不过与现实主义创作比较，现代主义精神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还是很少的。

总之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潮，其他创作为辅，力图呈现出丰富的创作形态，是我近年来的一个追求。

时至今日，我的写作已经持续二十年了。尽管这已经是一个不短的写作时间，但我对自己的创作依然充满了困惑，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第一，现实是如此丰富，以至于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文学想象。在这种情形下，文学的意义何在？具体到我们的写作，我们必须要解决文学如何跑过现实的问题。毕竟，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我们必须赋予文学存在的伟大意义。第二，众所周知，文学的本质是艺术创造。一代代作家做出的文学积累浩如烟海，那么我们这一代作家为何还要写作？换句话说，我们创作的异质性在哪里？青年一代的写作一味地追求数量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要紧的是如何从数量超越到质量跃升。

我深知，这些问题，只能在创作中得到解决。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下一部作品，仍旧紧贴时代脉搏、中国大地。我的创作初衷就是写好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