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杨老师“讲”是在2005年末的北京大学第三教学楼，杨老师应哲学系学生之邀作以“穿越告子的丛林”为题的讲座，讲解孟子何以论证“性善”，教室里挤满了各系同学，幸好当时讲座的教室在一楼，无法进入教室的不少听众趴在窗边听完了整场讲座。杨老师当年讲座的内容被部分收入了本书第三讲《尽心知性：孟子的哲学》。2006年春季学期，杨老师担任哲学系05级本科生“中国哲学史”课程的主讲老师，我是选课学生之一，从那以后，连续听了几届杨老师的“中国哲学史”。杨老师的“哲学史”总是讲不完，他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照本宣科”，一个人物一节课，把所有人给学生“捋”一遍。他的课，先秦部分总是孔子讲得最多，老庄孟次之，而汉代仅仅讲董仲舒而已，这样一学期结束，下学期直接从王弼开讲，跳过唐代进入宋明理学，而最后往往以王阳明收尾。可以说杨立华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充满了他的哲学“偏见”，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哲学十五讲》则更加“过分”，汉代竟然彻底消失了。可这就是杨立华的态度，所有他“讲”的人物都代表了他的理解和思考，更代表了他跟所讲哲学家之间的一种“心有戚戚焉”。每一个他选进来讲的人物，都是他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中具有深刻洞见、能反映中国哲学一般特点的人物，也是他持续用力和关注的思想家。对于中国哲学的初学者来讲，当然要“先立乎其大”才能入其门径，可这种“大”不意味着没有重点的浏览，而是能深入中国哲学的内在问题域，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精神的普遍之思，了解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而这才是杨立华选择后给予学生和读者的。例如，一般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和著作都不太关注嵇康，本书则专辟一讲。这一方面是杨老师对嵇康的偏爱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他对中国哲学问题与脉络的理解，在这一讲，他还专门详述了“自然之理”，认为“自然之理或天理自然指的是普遍的、符合常识的经验和逻辑”，这其实就呼应了宋明理学“天理的发现”，试图揭示玄学玄理与理学天理的逻辑关系及其异同。而这样的细节呼应在书中还有很多——精神的普遍展开其实就在这些问题的细致追究中呈现。“言”须有物，方能讲得动人。若要有物，则须“好学深思”。此书可以说是杨立华不停思考、不断进步的体现，比之当年所闻，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向前探索，其中感触最深的当属他对庄子的理解。最初听杨立华讲庄子时，他“刻意”要讲出与郭象理解庄子的区别，虽然他认为郭象的理解十分重要，但始终认为，如果按照郭注解读，那庄子本人的意义何在？但那时的杨老师依旧从齐物讲起，按一般“套路”理解庄子。本书则让人眼前一亮，我们可以发现他用“知”贯穿了庄子思想，认为“知”是庄子哲学的关键，欲理解齐物、逍遥等问题，需要回到“知”的层次去看庄子，透过真知才能成就真我，确立无所对待的主动性，这样可以看到庄子那里最积极的“自主性”。这就不是用虚无抑或所谓个体的精神自由来诠释庄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