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评《雪夜》:狂人、K与Z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8-01-03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鲁迅《影的告别》

 

对当代小说我爱之深,恨之切,欲罢还休,失望与期待交织:失望是由于太多小说卿卿我我,鸡毛蒜皮(《一地鸡毛》除外,呵呵);期待是因为总有一天我梦想的小说会出现。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在区分情节与故事之际曾善意地提醒我们“将美视为情节的一部分”。小说是个浑然的有机体,故事固然充满诱惑力,但美乃小说呼唤理想读者的必由之路。

《雪夜》是一个有明显瑕疵的文本,但是瑕不掩瑜,作家的文学抱负让人为之一振,小说为整体隐喻时代所做的努力于心戚戚。不知道作者杨林何许人也。从作品来揣测,作家对IT的熟稔超过小说技艺,他的文学营养至少有一部分自侦探小说一路,对先锋小说转换视角也颇为会心——《雪夜》花了很大的心思来安排叙述视点。小说语言自带光芒,比喻都是从整体感觉而非单纯的视觉出发,非职业化写作带来的陌生套路让我沉浸“雪夜”,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也是对年轻的木鱼及其所代表的底层那些无辜者们最后的告慰。

小说三个主要人物,三个次要人物一一对应:分别是IT业成功人士老杜(老婆许玥);社会底层的木鱼(母亲被卷入传销);形而上的罪犯瞎子(瞎子姥爷),而核心形象Z来自老杜的虚构,从小说里出走,成为木鱼和瞎子的朋友,参与整个故事进程。Z在木鱼心中不断发育、成长,他貌似拥有无数可能性,又走向大家都心知肚明却小心维护不愿捅破的结局,就像狂人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命运一样。

Z是雪夜的“先觉者”,他身上多少继承着“狂人”的基因。狂人“吃人”的觉悟是从研究中来,从历史的字缝中来;Z是从当下现实中诞生的,从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教育情境中来,他是上世纪末“人文精神”大讨论的遥远回声。移植芯片就是将人脑电脑化,这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形象化。麦克卢汉依据传播工具将社会分为口头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三个阶段。我们正处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过渡的阶段。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取代人类的诸多功能,即老杜笔下的芯片人,而Z恰是少数异见者。他曾经在班上学习成绩最好,但高中时绝大部分同学都被植入了芯片,Z却发生严重地排异反应,成绩一落千丈。Z见证了两种文明的分水岭,电子时代人类受科技的宰制蜕化为芯片人。当芯片人沉浸在考试成绩的狂欢中,失败者Z却从他们失神的双眼中看到了理想的丧失、心灵的冷漠,当局和教育者均有所察觉然而听之任之。一百年前,鲁迅希望以狂人的叫喊惊醒“铁屋子”里的人们,他对大家醒来后能够推翻铁屋子寄微茫的希望,毕竟铁屋子是外在于人的;可是一个世纪过去,问题内化了,芯片已经被移植到世人的大脑中枢,从内部宰制我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我们面对的“无物之阵”更加深化了,也就更加无从反抗。

“芯片人”是以考试分数为指挥棒的“填鸭式”教育的产物,随之而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席卷大学校园,个人与社会日益疏离丧失“诗与远方”的危险正在威胁整个民族的未来。Z像瞎子故去的姥爷一样在高处俯瞰人类。他让老杜这类成功人士看到意义危机,他们的人生就像“一盘煮糊了的菜”,过了头就再也回不去了;Z让瞎子看到这个社会尊严丧失殆尽的社会,“我根本融不到这个社会里,我觉得周围都是一群苟且偷生的人,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瞎子”在谈起这些时眼睛里会忽然有一种光芒,这是尊严二字带来的光芒。

木鱼身陷囹圄心系Z,“雪还在下,靠近窗户的地方雪花飞舞,我突然有种幻觉,Z在远处的空中看着我们,他对我们的未来了如指掌,他知道我们会走上哪条路。”木鱼看不到自己的明天却仍然希望Z有将来,“我和老杜,还有瞎子,都好像不希望他(Z)的人生变成一个悲剧。”“我们就是在一个可疑的时代过着可疑的人生。”这样描述感觉的片言只语总是让我停顿、咀嚼、静默,一种深深的沧桑感氤氲开来。

小说的结构有如蚌病成珠。珠是整个蚌的价值所在,所有的叙事都通向Z,Z就是这颗珠。

在显文本层面是一个普通莫过的犯罪侦探小说。第一部分来自木鱼的回忆,蚌壳将小说的外层故事和盘托出。在被枪决的前夜,他的思维在越来越逼近的死刑和短暂的一生中穿梭,他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母亲陷入传销欠下巨额债务,形而上的惯犯瞎子在与押钞员“我”木鱼相遇后,迅速成为朋友,瞎子策划抢劫押钞车,安排木鱼事后躲进别墅之中等待接应,结果却被他们一个共同的当保安的“朋友”告发,抓捕并判死刑。木鱼的抢劫与其说是为了得钱去偿还母亲所欠的巨债,不如说是不忍破坏与瞎子的友谊,因为他是木鱼唯一的朋友;但瞎子的动机不明,从木鱼的回忆中,我们只能拼贴出瞎子零星的生涯,沉默寡言的木鱼对瞎子的身世所知甚少。瞎子的父母是缺失的,姥爷着墨不多,在他想好与姥爷深入谈谈自己的人生时姥爷却过世了。我们能够知道的消息是瞎子是惯犯,有枪,有很高的智商,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往事、空缺和沧桑。瞎子的犯罪更多是源于虚无、无意义和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可以称为“形而上罪犯”。瞎子看清了社会的弊病并且知道这种病苦无法解除。这与后文警察在审讯老杜时谈到的激情犯罪和人突然跳楼联系起来看就具有了普遍性,生命的无意义感正像病毒一样蔓延。

第二、三部分转为第三人称叙事,分别讲述老杜在北京和回故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老杜遵循时代的指令舍弃文学梦,顺利进入大学,毕业后留京打拼,几经创业后成为社会精英,将Z抛到九霄云外。当瞎子找到他时,他正陷入中年意义危机之中,妻子对他日益“成功”的表现非常不满,而公司也陷入新的业务转型和资金断裂的风险之中。“我想和你谈谈Z的结局。”只一句话,瞎子就用老杜高中时瞎编的人物击中了他自己,并且控制了与老杜交往的主动权,老杜一度想跟踪瞎子却被瞎子反跟踪吓得魂不附体,上流社会的脆弱、患得患失在老杜这里得以体现。瞎子曾答应过要给木鱼母亲一笔钱养老,他找到老杜让他去送这笔钱。

有关北京的书写从雾霾开始,让我们联想起狄更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的引入彰显作家秉持的批判立场。同时也容易想到卡夫卡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的“城堡”,始终无法进入城堡的K的幽灵依然在四处游荡。雾霾降低了能见度,使偌大的皇城时隐时现,也使这些生活在京城的几千万人时隐时现,他们常常无法看清自己的内心,迷失在“雾都”深处,分享“孤儿”的心情。老杜的创业被妻子许玥概括为“拷贝别人的产品和创意”。商业精英们在她眼里就是“一群不择手段的疯子”。许玥虽然位于远处不曾来到舞台中央,却像《神曲》中的贝缇丽彩一样是一道引领人的光,只是显得比较微——让老杜不时意识到今我与故我之间的距离。老杜答应瞎子回乡去给木鱼母亲送钱,拒绝投资人关于公司转型的建议多少可以视为老杜拨开心灵雾霾之后的醒悟。

第三部分是老杜游子还乡,物是人非,不对,物非人非,老杜不是原来的“老杜”,故乡也不是原来的故乡。老杜读过的中学变成了别墅“巴黎公社”,这个别墅区乃木鱼事发后的藏身之所。老杜“故地重游”的感慨并不能引发服务员的共鸣,服务员不以为然地说:“这块地上风水好,搞房地产最合适,学校在哪儿不是学呢?”后来和门卫谈到福建小田的告密和木鱼在别墅被捕,门卫同情因别墅曝光而落马的市领导,并对“朋友”一词发出感慨:“现在哪有什么真正的朋友,为了钱可以置别人于死地,然后自己拿着钱跑路。”服务员和门卫这两位路人甲、乙的言论恰恰代表了当代大众的意见和他们的情感倾向。老杜与他们的对话也补足了木鱼最后的人生片断,木鱼的死并没有引起底层民众的同情和反思。“同呼吸,共命运”只是阶级动员的用语,真实存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就像闰土那声“老爷”一样横亘其中。

老杜参加中学同学会这段落入了俗套,吸引力大打折扣,被误以为嫖娼拘捕并拘留一夜的情节仿佛是从芯片上下载下来的,作者可能以为这样能拓展小说的叙事空间,使其具有更为丰富的现实指涉性。在新闻触屏可得的时代,这种“似乎在哪里见过”的情节很难在广延度上推陈出新。

可喜的是,老杜到底在老家找到了高中时读过的书和当年记录Z的笔记本,这一着棋是可能将小说往深里探的。小说先摘引了穆旦的诗歌《理想》,接着是当年为虚构的Z写的序。与其说这是一篇序言,不如说它是一个高中生为自己人生做选择时写的日记,充满了青少年的激情和誓言。当老杜服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为他做出的选择”,去追求“世俗的成功”之时,他就将那条“未选之路”留给了Z,让他成为少数派,去走“一条充满艰辛折磨着我的灵魂的路”。瞎子对老杜说自己和木鱼在县城南边的棚户区“不止一次地聊起Z的结局。在逃亡之中我才意识到,我们设计了那么多结局,但我们都知道其实只有一种可能,我和木鱼最终都给他选择了同样的结局,虽然过程完全不一样。”清明的理性让我们一眼就看到人生的底部,在深渊处,蜷缩着痛苦、孤独而沉默的Z。而周围是无比的喧嚣,“那些人从芯片里取出各种长篇大论,虽然逻辑混乱但总是滔滔不绝”。这就是当今绝大多数人与人群关系的写照。

最后一部分Z的故事节选似乎太轻,不足以支撑起由前三部分叙述所建立起来的庞大想象。作家并不擅长科幻小说,科技发展如此迅猛,我们无法给出芯片人的“黄金世界”。即便如此,“Z”依然是电子时代孕育的独特的“这一个”,是理想和尊严的化身。科技和通信在给人类带来便捷的同时带来新的奴役,电视机曾经将我们囚禁在沙发上,手机将我们从沙发上解放出来却将我们随时随地地囚禁。作为个体我们可以选择成为另类Z,但是作为群体,人类无法抵御科技的诱惑和消费的召唤,我们将茫然若失却不知何去何从。拒绝了芯片,也就拒绝了大众、主流和成功,拒绝了与社会的和解。Z踽踽独行,与蚁群般的芯片人隔着楚河汉界分庭抗礼,孤独地担负着理想的分量和失败的前景。拒绝者Z是叙事扭结,既是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兴奋点,也是读者的关注点。

关于Z的命名,我们的谈论还可以回溯到现代叙事的前驱《城堡》中的K。土地丈量员K始终无法进入城堡,无法丈量土地。至于城堡究竟象征“城堡”这种坚固的有形物还是权力、体制这种无形物或者别的玩意儿在卡夫卡看来并不重要。卡夫卡的写作不是盯着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他思考的焦点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困境,他看到个人面对无物之阵的无力、颓败,他要书写的是现代社会瓦解了前现代社会固守的传统价值和文化观念之后留给我们的抽象与荒诞。城堡意味着目标像水中之月一样永远够不着,K却比手拉手的猴子们更为孤独无助,他的行为与目标若即若离,踩在废墟与瓦砾之间的我们再也无法从职业或行动中找到坚定的身份认同。

八九十年代涌现出一批实验性很强的先锋小说,残雪、余华、史铁生笔下均有字母出入,他们多少有些神经质、莫名其妙,没有肖像描写,没有人物性格刻画,没有合逻辑的起承转合,在断裂、空缺的叙述中凸显的是一堆灰蒙蒙的晦暗心理和涌动不止的欲望,人物被削平深度、高度符号化,失去了典型人物所要求的有血有肉。《雪夜》中的Z恢复了符号的内容,正好与我们期待的英雄形象相反,是拒绝、不合作、无法融入和无意义感使他精神矍铄,充满生命力。他与木鱼和瞎子心心相印,也让中年老杜猛回头与久违的少年老杜邂逅。消费时代,商业精英位于社会中央,看上去体面风光,实质上被各种障壁隔离,既与故乡、底层社会隔离,也远离自己的初心。

《雪夜》可能有点概念先行,但是那种一点宏愿都没有就打开电脑等灵感恩赐的小说就更为可信吗?如果我们玩一下文字游戏,将概念换为学术化的意图,或者更时髦的创意,你是否顿时为之一振!不要被花哨的词语迷惑,关键是作家的概念如何融合到故事情节之中,如何渗透入言意之间,如何抵达读者的心坎。从一定意义上说,Z是《雪夜》核心概念和叙事支点,让人类在奋力前行时不断回顾内心的信念、理想和良知,像迷路的自我立于灯火阑珊处。成长、成熟是否就是要不断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老杜的回头难道对以他为成功模板的我们没有更深的启示么?

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曾用断裂来形容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的发展情形,上层和底层之间断裂了。事实正是如此,老杜进京之后就与整个故乡断裂了,与他高中时心心念念的Z断裂了……在投资者熙熙攘攘的包围中,他的内心日益荒芜贫瘠却浑然不觉。可怖的是,断裂并不只是阶层,同一个家庭内部也分崩离析了:随着老杜日益成为商业精英,他和自己千辛万苦追到的妻子许玥渐行渐远;余金财除了从父母这里得到一个渴望发财的名字之外,就只有无穷的债务,母亲对他的还债行为并无感激;瞎子从瞎子姥爷那里得到了一个绰号,想和姥爷深入交流却毫无头绪。瞎子和木鱼共同的“朋友”福建小田干脆是个告密者。老杜和木鱼高中毕业后就再无联系……上层社会的融资游戏是合伙人之间尔虞我诈,你推我就;底层社会的集资更是赤裸裸的家破人亡。贪婪的欲望正在将我们推向自己的反面。瞎子的抢劫因此具有好汉劫富济贫的味道。

瞎子与木鱼的信任即建立在他们共同分享着Z这种无法融入感上:“独自一人,我觉得外面的整个世界浓稠得让我无法进入”。在一个成功学、厚黑学大行其道的时代,恰是Z这样一个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孤独者、失败者、拒斥者牵动人心?芯片化使整个社会日益趋同,同质化正在毁坏了我们的人生,复制使灵韵消失、个性湮灭,意义隐匿。

2016年曾经有一本非常热门的历史著作《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生于1976年,以色列人。在我们过往的教育中,历史是由史实——即大事年表搭建起来的,历史甚至可以简化为改朝换代和宗教的远征、民族的战争史。然而这位年轻的史学家发现驱动人类大事年表背后的是想象:宗教、民族、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想象的共同体”。爱、信仰、意义、价值都与想象相关。想象和现实,谁制约着谁?孰虚孰实?往深里想,真不好说。即便边界、壁垒无处不在,但人类渴望交流、对话的梦想从未改变,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驱动力。飞机、高铁和互联网给时空距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其背后是人类渴望拉近距离,便捷往来的动机。叙事同样是人类渴望对话、交流和被理解的产物。叙事与历史如影随形,历史本身是叙事的结果,历史又在宰制我们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想象。历史与想象互为表里。这也是人类迷恋叙事的魅力所在。

如何从整体上想象和描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时代精神的变化,这对当代作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它既是城乡变化,也是家庭模式的变化;既是经济体制的变化也是巨大的阶层分化;既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也是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还有电子时代科技对人心灵的入侵……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理想和教育问题,经济发展与环保问题;贫穷与铤而走险;真实与梦幻的边界,自然的雾霾和内心的雾霾……在作家杨林这里,这些问题被冶炼为一个核心问题——理想的丧失。Z是时代失落之物,是夜深独自缅怀和凭吊的被现实屏蔽的理想。商业精英、形而上的罪犯和社会底层重新建立起联盟。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这句古老的哲言像一盏灯照亮字里行间,为文附魂。“人要有东西让他生存,要有东西可以为之生,要有东西可以为之死,在人的一生里,如果这三样缺少一个导致戏剧性人生,缺少两个就导致悲剧。”反复出现在文本中,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提醒我们叙事的走向。这三句话与人类的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惊人地相似。核心哲学问题会被成功的表象暂时掩盖,但蛰居在每个人的心里,内心的脆弱、孤单和荒芜让我们随时会被一句话、一段记忆、一个场景击中。不配合的Z仍让我们想念,他既是瞎子,是木鱼,是老杜,是我们中的每个人,但同时,又不完全是我们,它还是一种我们心存侥幸的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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