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从翻天覆地到惊天动地，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复兴事业不断前进，百年中国文艺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性飞跃。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中国文艺的伟大实践，不断创造着辉煌成就、书写着壮丽史诗。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文艺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才能实现大发展大繁荣，才能绘就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生动景象。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开启，建成文化强国远景目标号角已吹响，使命在肩，唯有奋斗。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艺术报》推出“奋进号角  精神火炬——党领导的百年文艺实践笔谈”栏目，邀约著名文艺理论家系统梳理阐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验、主张、路线、方针、政策，凝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磅礴力量，助力谱写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锦绣画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从历史走向未来
——百年大党的文化使命与理想追求
林雅华 

　　盛唐时代，李白在《将进酒》中写下“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不朽辞章，彰显了中华文明何等洒脱浪漫、狂纵豪放的博大胸襟。当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与印度河所孕育的文明相继隐退于历史的大幕，黄河却始终奔腾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文明历史中，以顽强的毅力书写着这个民族的力量与希望。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却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是之时，是帝制瓦解、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亦是风雨飘摇、遭遇异族入侵亡国灭种危机之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秩序如何应对这一变局？全面照搬西方的文明模式是否能够挽救民族危亡？中国文化的命运究竟如何？为了摆脱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几代有识之士，前赴后继，试图借助不同的政治文化资源，去寻求中华民族自由解放，中国文明现代转型的发展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什么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来，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资源呢？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及理想追求密切相关。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文化立国，以文化治党的现代政党。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回顾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我们党都以坚定的文化自觉推动着中国迈向前进。

　　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谈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一论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明确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华文明遗产的继承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言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所说的，“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成为了诠释中国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与方法，使得中国文化古老的道德生命焕发出了现代光辉，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得到了延续、发展与创造性转化。1939年，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化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阐释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了人皆可为圣贤，关键要在革命实践中加强自我修养，树立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愚公移山》中，则直接借用了中华传统故事，来表达中国共产党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历史是一个趋向未来与解放的世界图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具社会感与历史感的共同体构造。在共产主义的理论论述中更是充满了道德与理想的辉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形成了强烈共鸣。这种内在文化基因、文化诉求、文化心理上的共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就此而言，中华文明深厚的道德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的救世情怀，共同锻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文化信念。这一文化信念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组织动员，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价值感召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政党，更是一个延续几千年文化根脉、与我们的人民与我们的传统血肉相连的政党。这种深厚的文化自觉使其在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不忘初心，指的不仅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的初心，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心和本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走上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五千年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土壤。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历史使命、思想传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定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历史脉络，才能借助文化这一基础性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进行有效的组织动员与价值整合。也唯有如此，才能为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为“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今天，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不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同时，这也是深化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理论成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前提。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这一历史契机，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不断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厚度与历史深度，不断铸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辉煌。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的今天，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思考，无疑具备了比以往更为广阔的思想视野。这种思考不仅是对延安时期文化道路的延续与开拓，也是在新的历史境遇、新的时代境遇中，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形象与历史使命的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者。未来中国的发展，亦是要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坚定而深刻的使命觉醒和文化觉醒，才能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真正的文化生命力；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弘扬民族特色，重塑文化道统与文化觉悟，才能在博大深厚的民族文化血脉中不断开拓新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

　　《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讲理想信念，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与价值追求，以信仰的力量、文化的自觉去完成自身作为“两个先锋队”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信仰是一种与人的生命状态紧密结合的内在追求。在无知无明的状态下，信仰的坚定性无法得以显现；唯有在艰难困苦、穷乏困顿之中，信仰才可能真正显示出其分量。因为信仰本身，不是为了满足即时的目的而存在，而是为了满足长久、具有根本性的人生追求及生命意义而存在的。因此，诞生于民族危亡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其思想与行动，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性，也为我们指明了，何为真正的扎根于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何为真正的来自于人民、奉献于人民的价值观。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中，支撑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难万险而矢志不渝的内在力量，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砥砺情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更深刻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解放一切被奴役者、创建新中国的伟大共产主义信仰。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这其实不仅是一种思想建党的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基本的价值选择和伦理选择。在这里，个人的利益要服从于革命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服从于整个民族的利益。换言之，个人的价值是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中得以凸显的。

　　在1939年的《纪念白求恩》和1944年的《为人民服务》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更加深入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和生命观。在《纪念白求恩》中，他谈到，“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精神不仅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更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有了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中磨砺出来的坚定信仰与理想信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磨损其光芒，反而在和平时代的今天，更加凸显了其深邃内涵。人生的价值与幸福感的获得，并不依赖于外在条件、个人地位，而是更为深刻地与人的精神追求紧密相关。这种精神一定是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普遍的人民情怀。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所写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段论述非常伟大。它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一方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意识，另一方面又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的救世情怀紧密相连。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创立了一套基于传统又高于传统之“尚民”意识的现代政治价值观念——“为人民服务”。这一浸润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人民情怀的政治文化观念，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人的一生最终呈现为怎样的价值，其衡量的标准并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人民。这种震撼人心的超越意识与人民情怀，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人类命运的普遍关切，更展示了一个具有担当意识的政党，在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向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在这里，个人的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理想信念中得到了最终呈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进行了一系列深刻阐释。2019年，在面对意大利众议长菲科的提问之时，习近平总书记曾给出过一份相当精彩的答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份答语所彰显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以身许国的信仰、使命、责任与担当。其中蕴含着两重深刻的意义。一重是中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勇毅信念。古代圣贤常言“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习近平总书记借古人之境，谈的恰恰是当下共产党人的奋斗与奉献之心。因此，共产党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理想信念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另一重则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生命观密切相关。正像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说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所谈的“无我”，恰恰是将小我融于大我，融于对人民的奉献与担当。只有当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命运、与最广大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之时，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力量与幸福。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相信可以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全中国13亿多人民勠力同心来担起这副重担，把国家建设好。我有这份自信，中国人民有这份自信。”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与坚定不移的人民信仰。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信心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内在的价值认同与精神信仰，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与历史性，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再一次掀起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活跃。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日益显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不断撼动旧有的“丛林法则”，成为新时代的发展主流。不过，由于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激化了全球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态势，导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地区冲突日益增多。“逆全球化”的思潮开始抬头，恐怖主义不断威胁世界和平、发展和稳定的大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随后席卷全球。这场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强烈震荡，不仅再度引发了经济领域的连锁反应，更带来了全球政治格局的波澜动荡。换言之，疫情状态的持续，宣告了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面对这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冲突和问题，人类应当向何处去？发展之路在何方？

　　1989年，时年37岁的日裔学者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历史并未按照他所预言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进入了一个极不稳定的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引发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危机状态下，国际社会对公共意识、互惠意识、合作意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复兴趋势，正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有力证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型发展路径，推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013年，我们党在综合判断中国历史发展方位和世界总体局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这一崭新的文明观是对当今世界发展变局的深刻理解与准确把握。它不仅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关怀，更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所展现出来的自信、开放与包容的精神气象——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博弈、共享而非独霸、共赢而非零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抗疫中以科学、迅速、精准的决策部署，筑起了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与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力写就了一张令世界信服的“中国答卷”，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率先控制疫情的情况下，中国又积极投身到了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中。一方面，中国向许多深陷疫情的国家派出了医疗支援队、捐助了大量宝贵的医疗物资；另一方面，中国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部署，举办了多场跨地域的治疗经验视频会，发出了增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倡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正不断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公共治理的完善与发展，更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全球抗疫合作的具体实践中。这一系列行动进一步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建立平等互谅、共商共议的伙伴关系；打造公平正义、合作共享的安全格局；寻求开放包容、开拓创新的发展思路；促进多元多彩、交流互鉴的文明交往。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植根历史、
　　面向未来、立足中国、朝向世界的深邃思想体系。其中不仅蕴含着中国深入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责任感，同时也蕴含着中国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创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使命感。它并非一个封闭的孤立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合作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谈到的：“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一个中国，同时也是迈向现代化、放眼世界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延展。它不仅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理论路径，同时也丰富了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与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一方面，它是一个立足中国、胸怀历史、充满动量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放多元的文化体系。它不仅显示了我们坚定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更以“中国智慧”的方式，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吸引力。

　　百年华诞时，回首来时路。中国共产党在这波澜壮阔的一百年间，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为了中国的自由与解放、繁荣与稳定、开放与探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不仅焕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光辉、引领了中国人民自由解放的革命征程，更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方向。“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文明，就是普照天下的光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必须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世界文明的更新转化，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代中国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蕴含着“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文化理念，对于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促进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不仅在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且在于造福全世界的人民，推进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不仅是传统中国的担道情怀与天下关怀的现代书写，同时也是一个来自于人民的现代政党向未来中国与人类文明，所交出的一份时代答卷。

　　林雅华｜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