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一个有着4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敬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时间很快，20多年来，我时常想念他，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一言一行，始终是我学习的模范和作为共产党员前进的标杆。

　　从1944年开始，父亲一直在公安战线工作。他生前常对我们几个孩子说，入了党，就是党的人，为党做工作就不要怕吃苦、不要讲价钱、不能要名利。他这样说，也这样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全国镇反运动中，父亲奉命和滑县公安局战友一起追捕曾任中共豫北地委重要职务的一个叛徒。因为这是公安部督办的重大案件，父亲从1949年到1956年为破案而常年在外奔波，曾有几次回省厅和县局汇报工作，他都没有回家看望一眼。为追捕叛匪，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办案路上，他曾在山上摘野果吃，累得便血。组织上曾劝他休息一段时间，他说，接了工作，就要把它干好，直到抓获叛匪，完成任务才和家人团聚。这么一个重大事件，对一个公安战士该是多么重要，但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们，直到我们整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他的已经泛黄的十几本日记，记录着这2000多天的艰辛。从一个老相框背面才发现一张快要成为碎片的上级授予他功勋的奖状。他隐功几十年，让他的一些战友和后来的年轻人感慨不已，也让我这个儿子认识到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品格。

　　“文革”中，一向敢于直言的父亲说，这样折腾，还怎么抓生产？我们已经很落后了。因此，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粉碎“四人帮”后，他的一位有些声望的老上级劝他申诉，职级上可落实待遇。父亲说，党中央已经拨乱反正，现在要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哪有工夫说自己的事。能为党做工作，已经很幸运了，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才是大事。几十年来，他几乎没有节假日，常年在基层维护治安，也从来没有向上级伸过手要任何待遇。他常说，共产党员不是为了高官厚禄才入党的，比比那些抗日战争死去的先烈，我们还图什么？

　　在计划经济时期，多少人梦想有一个城市户口。很多人到父亲办公室、到我家送礼，请他这个派出所所长帮着解决户口。他都按原则办事。符合标准的他尽快落实，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办。他经常让我们几个孩子分头到人家家里退礼。我印象中，一次有人趁他不在家，放了几只道口烧鸡。父亲回来后对我说，你赶快给人家送去，要不然就坏了。

　　有一个公社干部为了城市户口，要给我家批一块宅基地。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几十平方米的公房，我们多想有自己的房子啊。但是，父亲拒绝了，他说，这不是让你的父亲做违纪的事吗？共产党员的底线在哪里？父亲直到离休前，才分到一套公改房。

　　父亲常对我们四个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没有本事，靠天靠人都不如靠自己，你们都要发奋呀。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坚持学习，学习才是你们工作进步的动力。他文化不高，但父母给我们创造条件，在有限的工资里，他们挤出钱给我们订阅《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给我买了一台收音机。自1965年以来，我们家一直坚持订阅报刊，这对我影响很大。1973年到1978年年底，我作为知青到农场劳动期间，在我坚持读报和收听广播中，热爱上新闻，通过艰苦自学，我业余担任通讯员给《河南日报》等党报投稿，由于成绩突出，1986年由濮阳市广播电视局从滑县商业局调入濮阳人民广播电台，一直到现在成为高级记者。

　　父亲革命50多年，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以他爱党、敬业的风范给我们几个孩子和他的孙辈树立了榜样。我照着他的样子做，入党20多年，在广播电台做记者30多年，做新闻部主任、专题部主任20多年，从未歇过一天公休假，工作日期间照常编稿、审稿，并负责应急采访。我曾多次晕倒在采访路上，但我依然没有停下做记者的脚步。我退休后，每天坚持阅读党报党刊，坚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坚持为党报、广播电视台撰写新闻稿件和新闻评论，辅导年轻记者学习新闻知识。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样？我说，虽然我不在岗位了，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挥余热，多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为了让父亲放心。父亲是我的标杆，我不能给父亲丢脸。

　　廉洁一生的父亲临终前缴了最后一次党费。什么财产都没给我们留下。但给我们留下一枚公安部授予他的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勋章。我经常抚摸它，怀念我的父亲。在中国共产党98周年和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华诞的日子里，我想告诉他，请允许我违背您一生淡泊名利的初衷，把您的事迹写出来，我还想说，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我要用我的行动为您这枚奖章增光添彩。

　　（作者系河南省濮阳市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