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中国，迎来了七十岁的生日。而与共和国同龄的我，也恰好七十岁，我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自己三十多岁时，竟然同时读了四所大学，最后却把北京大学，留给了儿子。

　　我高中毕业该高考那年，全国大学忽然暂停招生。父亲是我们镇中学的教师，也不过是旧时代中学毕业而已，但那已是乡亲中的最高学历了。父亲和爷爷最盼望的，是我能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以圆他们唯有读书高的梦。这何尝不是我的梦呢？当时，在我们那个镇上，只有伯父家的大姐是省城大专毕业生，分到上海工作，我立志要超过大姐。但那时，人民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正在招人，于是，我被这所大学校录取，投笔从戎了。可从戎却没投笔，很快，我就被分配到部队机关的文化宣传部门工作。部队这所大学校，课程主要是两门，一是政治课，二是军事课，而我从事的文化工作是少数人从事的，专业性很强，想真正干好，不具备大学水平根本不可能。

　　当时，我们省军区文化处有人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和省报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他们积极为我们年轻的同志大开方便之门，利用图书馆、资料室，为我们借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癌病房》《红楼梦》《儒林外史》《约翰·克利斯朵夫》《西线无战事》《丧钟为谁而鸣》……这些著作，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使我能在文化饥渴的季节，及时补充丰富的营养。有位从上海入伍、见过世面的老副处长私下有个说法：文化处的人，尤其创作组的人，如果不提高文学水平，就没有工作权！正好在这期间，全国各个大学又开始重新招生，但分到名额的单位才能推荐考生。我们单位没有名额，我只好叹息着加紧自学，比以前学得更理直气壮了。自学外国文学名著，对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来说，困难不算大，苦读定能见成效。可是不久，我便被调到大军区创作室。在这里工作，不补好中国古典文学这门课程，是万万不行的。而仅仅靠自学，或者靠部队自办的那种立竿见影的短训班，是不行的，杯水车薪。没办法，我只好找几个志趣相同的朋友，三人行必有我师，经常和他们一起探讨。

　　那时已粉碎“四人帮”，国家鼓励全国各大专院校千方百计扩大招生门路，多培养人才。我终于得以和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几十名青年干部，一同报考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四年制古典文学函授班。这等于，我就读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同时，又多读了一所大学。

　　大学函授班发正规的教材和辅导材料，按片把学员组成交流小组。每月一次老师亲授大课，另加函授教材自读，还有定期的闭卷考试。这些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我们这些学员基本都已做了父母，还要跟上学的孩子们一样背着书包进课堂、进考场，那情形倒相当动人，真是妻子送郎进考场。虽然点灯熬油、披星戴月，但我们百学不厌。大会场般庄严肃穆的大课堂、定期设置的小考场，至今想来仍令我动容！课堂俨如百花齐放的大花园，绿军服、蓝警服、黑西服、红裙子、紫风衣、黄T恤……真是五彩缤纷，学员还有坐轮椅的，年龄不一、职业各异的同学们，相同的却是，在课堂上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即使出差到外地，一见手中有辽大函授课本的，就仿佛见到了亲人。

　　那时，全国不仅狠抓青壮年的文化课程补习，从娃娃抓起的基础教育也一浪高一浪。那时我们的生活真是又苦又累，但那苦与累里好似加了甜甜的蜂蜜。考得好时，同学们凑份子买几瓶啤酒，找块草地唱唱歌，或掏出课本朗诵一段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即使出差，千里迢迢也要带上课本和辅导材料，抓紧时间学习。考试前，下刀子也会顶锅往回赶，千方百计也要赶回来参加考试。

　　函大第三年时，我被总政文化部推荐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作家班招生考试。文讲所停办前，所长一直是丁玲。在作家的心目中，文讲所比任何一所大学都具有魅力！粉碎“四人帮”后，一批优秀作家大多到这所“作家大学”进修过。我喜出望外，在不丢弃辽大函授学习的同时，考上了文讲所。那是建所以来第八期，前期毕业的有蒋子龙、王安忆、古华、贾大山等，我们之后那期，最著名的是莫言。文讲所的授课老师，都是国家各大院所的著名教授和著名作家，对中青年作家的培养极有效。这等于是又一所“我的大学”。我毫不犹豫、兴冲冲地离开家，到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相聚，像海绵吸水那样研读大量中外文学理论和名著，相互交流，眼界大开。和我住同屋的上海同学傅星，星期天还陪我去看设在北京的辽大函授考场。他的中篇小说《嘈嘈杂杂的日子》刚在文学重镇《收获》上发表，他参加了我们辽大函授生的聚会后，由衷感慨：我们这代人，嘈嘈杂杂的大学生活，充满了诗意！

　　可是，遗憾发生了。我们充满诗意的文讲所生活，虽然收获很多，但因不是高教部办的正规大学，发的证书顶不了就业文凭。于是，中国作协顺应全国改革开放大趋势和同学们的强烈要求，决定将文讲所延长至两年，并改名为鲁迅文学院，同时也与其他大学一样，每门课都实行闭卷考试，还外加了英语课。我是文讲所八期并鲁院一期学委会副主任兼学习委员，因几年来一直参加辽大考试，已习惯了闭卷考试。而全班四十多名同学中，比我小六七岁的同学还能勉强应付，而那些比我大六七岁又已多年没考过试的大同学可就惨了。但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一起学得不亦乐乎！你帮我写标准答案，他向她传授速背答案的小窍门。而一些名气大却格外不擅死记硬背者则公开宣言：这些答案有屁用，既不能写诗，也不能写小说，难道成心让我们越考越不会写作吗？！

　　说归说，大家个个都硬着头皮挺了一阵子，后来实在挺不住了，连我这个学委会副主任也参与了集体作弊。当场被老师抓住几个，有的被谈话批评一顿，有的让补考，有个同学还累病了住进医院。学委会不得不集体出面，向作协领导反映大家的苦衷，最终取消了闭卷考试。同学们一阵欢呼：解放了，写小说不用闭卷写啦！

　　半年文讲所加一年半鲁院，伴着辽大函授读下来，一晃四个年头过去了，我几乎同时获得了文讲所、鲁院和辽大的毕业证书。可是乐极生悲，大家兴高采烈一查红头文件，只有辽大发的毕业证是国家聘用公职人员承认的，文讲所和鲁院的证书再精美，都不能“明媒正娶”。不得已，同学们又齐心协力奋斗了一气，在中国作协、北京大学和高教部协调下，大家披星戴月又疯狂复习了一阵子，最终，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录取了我们。啊哈，举世著名的北京大学！那是我青年时代做梦都不敢想的最高学府啊，此时北大录取通知书就捧在我手中！

　　可是，快三十岁才结婚的我和妻子，越临近开学，越坐立不安。看到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每天独自背个大书包走路去上学，早上没人送，晚上没人接，而别人家的孩子不是轿车送就是自行车接，我心里一酸，下了决心：把北大录取通知书留给儿子，将来让他替我去读吧！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辽宁大学中文系，三个毕业证书，足能支持我将文学之路走到底了。后来，我又加上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毕业证书”，到省作家协会报到去了。

　　至今，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已从省作家协会退休数年，还不时动笔写点小作品。而我的儿子西元，真的弥补了我当年的遗憾，获得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也成为专业作家，并已发表了一批超过了我的优秀作品。望着我珍藏的北大录取通知书，和儿子的北大博士学位证书，真的感谢国家，帮我们两代人圆了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