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伯家分家的时候，我家分到了一孔小窑洞，像样的家具是母亲陪嫁的一个枣木红柜。那是一个老款式的中式柜子，盖子是上下开的，能取下来。锁扣是黄铜的，狮子形，镶嵌在柜子的上沿中央。那一件家具让窑洞显得富华了一些。自然，我们的衣服都被母亲仔仔细细地叠好，放在柜子里。每隔几层就就要放上几个“臭蛋”（卫生球），柜子一打开就有一种怪怪的味道。柜子很深，我们也没多少衣服，无非是换季换下来的，每次整理衣物，母亲都要把头扎进柜子里。

　　那一段时间，母亲在生产队劳动，父亲在兰州当合同工。有一年秋季，连下了半个月阴雨，小窑洞的崖面子滑了坡，一下把柜子砸坏了。母亲一边说：“没事，没事，只要大人娃娃没事就好！”一边手在柜子上抚摸着，疼在心里头。后来找人匣装了，柜面子上的裂缝宽的地方足足有一指头宽。母亲只好找块塑料布盖上。

　　等到家里在居民点上盖了土坯房的时候，父亲也从兰州回来了。父亲带回了两只大木箱子，箱子大小适中，做得也很细致。父亲听说了家里发生的事儿，知道母亲心疼她的柜子。父亲当的是搬运工，闲了去火车站捡木板，攒够了找人做了两个木箱子。这两个木箱子没上油漆，上面木纹自然地流淌着。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对着那些木纹瞎猜，妹妹说那些木纹像天上的云彩，我说谁说的谁说的，那明明是一头怒吼的狮子，为此我们经常争来争去。在我们的争辩声中，母亲把一些珍贵的浅颜色的衣服从柜子里挪出来。枣木红柜的柜面上虽然被细心的母亲苫上了塑料布，灰土还是往里面钻。

　　母亲在“臭蛋”（卫生球）的气息中整理着衣服，父亲坐在炕桌前，就着咸菜喝着小酒，哼着秦腔。窗外那棵老槐树上的喜鹊嘎嘎叫，阳光透过树叶撒下来，忽闪忽闪的。我和妹妹屋里屋外奔跑着玩耍，那是最惬意的一幅生活图景。

　　有一天，母亲从平凉的姑奶奶家回来，脸色绯红，步子轻快，心里似乎藏着一个秘密，看着我们欲言又止。姑爷爷是平凉城里有名的医生，他们家住在楼房里，过着我们当时最羡慕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生活。

　　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她对父亲说：“他爸，你知道吗，姑姑家的衣服在柜子里是立起来的！”然后眼睛瞪得大大的。那时候母亲还很年轻，穿着一件黑红相间的格子呢上衣，两头大辫子一条搭在前胸，一条搭在后背。看母亲新奇的样子，父亲噗嗤笑了。父亲在兰州待过，见过些世面，他对母亲说那种装衣服的柜子叫衣柜，衣服是挂在柜子里的，不是立着的。

　　从那一天起，想有一个衣柜，让衣服在柜子里“立”起来的愿望在母亲的心里迅速滋长起来。

　　母亲对父亲说：“他爸，你看咱都盖新房子了，那棵树长在老庄子院边，万一让谁给伐了……”

　　“他爸，我今天打老庄子过，看见那棵树让谁划了那么长的口子……”

　　父亲知道母亲想的是个啥。他找了几个人，拉锯的拉锯，抡斧的抡斧，花了一上午时间把老庄子门口的那棵大杨树伐了，改成了木板，一层层垫起来放在棚子里风干。木头干好的时候，父亲把村里的木匠王扁头请来，好吃好喝伺候着。斧头锯子的声音，到处飞扬的刨花，还有赶过来“出主意”的邻居们，让平时寂静的小院热闹了起来。母亲跑出跑进地端茶送水，轻捷的身影里满含笑容。

　　忙乎了半个多月，大衣柜做成了。没上油漆、两扇门关上有些错位，搬到屋角后柜子老放不稳。王扁头是个半铆子木匠，当时院子不平，柜子是稳的，屋角平了，反倒放不稳了。这件事，说起一次大家笑一次，母亲就制止我们，说不敢笑，坏人家名声咧！再说，当时王扁头也没见过能把衣服“立”起来的柜子，也是难为他了。不管咋说，母亲的衣服总算立起来了。

　　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拆了土坯房盖平板房了，临搬家的时候，母亲知道邻居李婶请了浙江师傅在做家具，就跑过去一看。人家那家具，洋气轻巧，油漆亮晶晶的，还带着浅浅的暗纹。母亲一下就有了主意，让浙江师傅帮她做一个衣柜。跟李婶一说，李婶很爽快，让我们把木料拿过去，等她家的家具一做完就接着给我们做，我们管饭就行。两个瘦小精干的小伙子，都是夜间干活，吃大米饭。那几天，我们的大铁锅里第一次蒸上了大米饭。一个礼拜后，衣柜抬回来了，看过的人都竖大拇指：“南方人脑子就是活络，手巧！”新柜子和老柜子放在一起，一个婀娜多姿，一个抽抽巴巴；一个是美少女，一个就是村妇。自然新柜子抬进了新房子，旧柜子就放在柴房放一些旧衣服了。

　　几年前，家里对房子又进行了改造，在平板房的基础上加盖二层，设计了厨卫暖气齐全的小二楼，并请了木工在几个卧室都打了壁橱，一面墙的壁橱，有多少衣服都可以“立”起来。遗憾的是人还没搬进去，母亲就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后来，搬家的时候，所有的老家具全部淘汰，唯独留下了那个浙江人打的，母亲用了多少年的衣柜。

　　父亲把那个衣柜搬进了卧室，把母亲穿过的那些衣服一件件整齐地挂起来。那个衣柜，那些衣服，饱含着母亲对好日子的渴望，见证着一个家庭的变迁。其实这些年，立起来的何止是衣服，还有我们的好日子呀！

　　（作者现居宁夏石嘴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