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一个八岁的孩子对一个国家新政权的建立不会产生什么认识和思考，但那时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永生难忘。

　　1948年，我父亲带全家到咸水沽镇说书演出，当地一个地痞叫王六儿，听书不给钱还张口骂人。父亲深知，旧社会闯荡江湖的说书艺人是社会底层的弱者，无力反抗流氓、地痞的欺辱，于是找到了善于“打和”的“范爷”，经一番说和，父亲出钱在饭店里请了一桌，才算平息了这场事端。听书不给钱还骂人，封台、捣乱，最后还得请他吃饭，这件事使我们全家人心中都挽起个疙瘩，难以解开。

　　转眼到了1949年，天津解放了。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冬天，津南咸水沽进驻了“土改工作队”。街道主任安排在我家外间的闲屋住了四个工作队员，他们都是穿着灰布棉衣的共产党干部。自从他们一住进来，就天天帮我家挑水、扫院子，他们经常开会很晚才回来，但我们一点也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爸爸说：“这共产党的官，哪朝哪代的官都比不了。”

　　没过多久，在李家书场召开了一个“坦白大会”，公审地痞流氓王六的罪行。当时书场里座无虚席，立无寸地，全镇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揭发王六的恶行，其中也有人揭发了他听书不给钱还讹顿饭吃的事情……他就是这个镇子的公害。最后，工作组宣布定他为坏分子，劳动改造，定期汇报，天天要拿着扫帚扫大街，收拾垃圾……很多群众说：“这就叫，当报不报，时候没到，共产党一到，坏蛋全得报！”

　　我全家人的心结终于解开了，这个国家还是讲公理的，这个政党是让老百姓顺心的。

　　新中国给我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全新认识。

　　父亲的一生中经常好说两句话，一句是“下苦功，长能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另一句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地里受罪”。这是江湖艺人的最高奋斗目标。然而，我在20岁就参加了文化主管部门属下的专业文艺团体“本溪市曲艺团”，成了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领导经常要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我们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再不是为了“显贵”，为了“吃喝”而工作。这是一个世界观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文艺应该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

　　因而我们团经常下乡、下厂矿、下部队演出，在这些日常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1962年，我带一个演出队下乡到本溪下马塘公社为农民演出。下了火车，我们从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往山沟里演，演到尽头叫“施家大队”。演完之后，我问公社的文教助理：“全公社的农民朋友都看了演出了吧？”助理说：“基本都看了，还有一户在紧沟里从来没看过文艺节目。”我说：“怎么可能，他家没有收音机吗？”助理说：“没有，沟里根本没有电，他家现在还点油灯。”我惊愕，忙问：“那家几口人？”助理答：“就一个老太太，原来是四口，老两口一儿一女，后来，女儿嫁出去了，儿子当兵了，她老伴死了，我们劝她搬出来住，她说什么也不出来，说在这住惯了，不愿意离开，并说要和她死去的老伴做伴儿，她老伴就埋在她家房后头。按说，她还是军属呢。我们照顾她，她不出来呀。”

　　我决定要为这位没看过文艺节目的老太太说段评书，于是，在文教助理的带领下又走了十五里路到了她的家。山坳里，小溪旁，独门院，茅草房。老太太是个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人，公社助理向她说明来意，老太太只是点头，接着我便给她说了一段“隋唐演义”里的评书片段《程咬金卖耙子》。40分钟的时间，我说得很认真，她听得很专注，时而发出了笑声，给一个观众演出，这是头一回。听完之后，老太太问我：“你说的那个人，后来咋的啦？”我说：“那就等下次来时，再给您说。”于是我们告辞，老太太送到院门外，脸上的笑容包含着感激和感谢。我与文教助理走出老远，回头看时，那老太太还站在院门外，望着我们。助理说：“老太太这是感谢呀！”我说：“应该感谢她，感谢她认真地听了我一段书，她会记一辈子，我也会记一辈子的。”

　　多年来为解放军演出是习以为常的事，逢年过节下部队、进营房，去师部、军部，搞军民联欢已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但中国文联万里采风去新疆红其拉甫口岸慰问中巴边界边防部队，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曾上过华山最高峰，峰碑上刻的字是2650米，这里是5300米，恰是两个华山叠一块的高度。此处的几位战士，入伍当兵就到了这里，丛山为伴，寂寞陪同。我想给他们说个小段，以示慰问。而此时的陪同者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说：“车上文联的两个女同志吐得很厉害，咱们得快点走。”

　　我于是把演小段改成了和战士们合影照相，然后下车往回走。我们在刻有彩色国徽的中巴边界的界碑前合影留念。我忽然想到，这个“国徽”恐怕是镌刻在地球最高处的国徽。我所站的地方可能是国土最高处的国界，俯观万里山河，苍茫大地，油然产生一句：“祖国，你真伟大！”

　　为工人演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到炼钢炉前，到煤矿工人的坑口，为工人们演出已记不得有多少次，记得最深刻的，是20世纪初和中国文联采风团到徐州矿务局采风，为了体验生活，我与几个画家、诗人、音乐家还有常宝华先生一起坐电梯下到1200米深的井下巷道，我在本溪曾经下过井下参观，但几位画家、诗人，包括常宝华先生在内他们都是头一次到井下，对井下巷道的环境既新奇又陌生。原来是安排大家坐地下通勤车的，不知是哪位随意问了一句：“工人同志们他们怎么走？”陪同者说：“他们多数不坐车就走着走。”于是有人说：“向工人同志们学习，我们也走着走。”于是我们便和工人一样亦走着走，走了好长时间，大家都有点累了，有人问了一句：“快到了吧？”“快了，走了一半啦！”此时常宝华先生说：“看这个距离呀，能赶上公主坟走到天安门啦！”大家都笑了，我们终于走到了工人们干活的地方——“采煤掌子面”。采煤工人每人手持电风镐，在机器轰鸣中，在头盔上的矿灯映照下，把壁上的煤层一片一片地剥落下来，工人们的面部被煤的灰尘掩盖着，看不出每个人的真面目。这就是一线采煤工人，他们在黑暗中拼搏流汗，送给人们的是光明、热能和动力。

　　由于我们到此参观，采区的工人们暂时休息了一会儿，借此机会我给一线采煤工人说了一段评书，常宝华先生也说了段单口相声。这种演出，我觉得比任何大剧场、体育馆、电视台、电台演出都有意义，因为它更真实，更直接，更贴近、更受感动。

　　新中国给了我为工农兵服务的场地，也给我提供了感受和思考的学习体会。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随着新中国年轮滚动、发展变化，我自己也有了变化，我由少年变成老年，由学艺者变为从艺者，几十年来，回首以往，亦莫有些许成绩，比如在几次全国曲艺比赛中，我得了一等奖；1991年我获得了文化部和人事部联合授予的“首届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奖；首开了《电视评书》栏目，201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评书，表演艺术》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教材。缘于此，我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这一切说明，新中国给了我很高的奖励，也是很大的鼓励，这是催促我前进的动力。

　　由于我是说书人，翻看很多史书和史料，我为我国的悠久历史、博大精深、英雄辈出、智慧宏远而感到骄傲。

　　中国历史上有350多个皇帝，他们有的寿长，有的命短，有的创建了开明盛世，使社会前进；有的昏庸无道，又使社会后退。但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蒙受了历史上空前的屈辱，是清王朝的腐败无能造成的。国家的衰亡，导致了智者的奋起。是中国共产党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建立起一个新国家。今天的共和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的改朝换代，历史上的朝代，是新皇帝替代旧皇帝，新中国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

　　管子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正因为我们有顺民心的政策，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科技发达，自主创新，经济发展，人民乐业，令世界仰视，引国际看重。这就是新中国给我的一种信念——中国必强！中华民族必兴！

　　（作者系评书表演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