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妈除了创造了6个劳动者以外，似乎没做过什么事情。但对于一个村子，妈做了50年志愿者，似乎又做了一些事情。

　　妈做志愿者这一辈子，从来就不知道“志愿者”这个词，在她的那个年代，“志愿者”叫“义工”。当然了，她也绝对不愿意认下“义工”这个身份。

　　志愿者被定义为“自愿进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获取任何利益、金钱、名利的活动者”，妈不懂得这个定义，却是坚定而忠实的执行者。

　　妈做志愿者纯属个人行为，她用来服务大众的那台缝纫机是自己花钱买的。而且，为了省钱买这台缝纫机，她领着我的三个姐姐，过了近5年一日两餐的日子。妈的缝纫技术不够专业，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拜过师学过艺。但是，没学过艺的妈却是彻彻底底的“职业”志愿者。

　　有时候，我总忍不住会这样想，要不是那台老掉牙的缝纫机，妈会一直给村里人当“义工”吗？

　　对于妈做志愿者这件事不能释怀的不仅仅是我，我的其他姐妹当时也愤愤不平。在大家都不富裕的年代里，就凭妈的这一技之长，完全可以让我们家过上“小康”生活。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上学的学费还差几块钱，班主任絮絮叨叨地催得我心里直冒火，一赌气，我抱着小板凳回家了。

　　晚上，姐姐将我退学的事告诉了妈。顿时，我心里藏着的一百个委屈就冲妈奔过去了：

　　“妈，您一辈子替人做衣服打白工，现在我上学都没钱交学费了，您干嘛不学后村的刘婶子，人家缝衣服不是都收手工费嘛！您这给人家点灯熬油贴线贴布的，哪怕您少收一点儿，咱家也不会这么难吧！”

　　妈说：“别说现在妈只是出了一些劳力贴点油钱，荒年的时候，我还借了好多粮食给别人呢，也没向人家要过啊！”

　　“那正好。妈，谁家欠我们家粮食？您不好意思要，我们去要。正好要回来卖了给我们当学费！”见此情景，姐姐也跟着嚷嚷起来。

　　“敢？丫头们，妈当年借粮食给他们，那是渡命；现在给村里人缝制新衣服，那是为了村庄的脸面。你们没过过穷日子，不知道过穷日子的难处。妈小的时候，长到十七八岁还没穿过一双鞋呢，夏天只能光着脚，冬天只有毛窝子，那我能怨谁呢？再说了，怨也没用啊，那时候大家都穷。现在妈不那么穷了，就想着帮人一把。做这些事是因为妈有这个能力，你们说，有能力帮助别人是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就像你们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好，可以帮助后进生一起进步一样，你帮助了别人，心里是不是很高兴？”

　　“嗯，是挺高兴的！可是，我的学费……”

　　“没事，学费会想到办法的……”

　　打那以后，妈再没让我为学费发过愁，而妈呢，还是一如既往地做她的志愿者，直到她老得眼睛看不见为止。

　　因为这台缝纫机，我觉得妈都不是个完整的妈了，原本应该全部属于我们的母爱，似乎被村里人给分走了一大半， 但是怎么说呢，自从我家有了这台缝纫机以后，我们村就鲜亮起来了。

　　首先是小伙子相亲不犯难了，去布店扯上七八尺布，至多一两天，妈必定能叫穿新衣服的小伙子征服美人心；再就是姑娘出嫁不愁了，里外三新的新嫁衣妈都包了。再后来，工艺繁琐的雪白的纱布蚊帐，也成了我们村新媳妇的结婚标配，就冲这一点，外村人心里到底揣了多少“羡慕嫉妒恨”，恐怕想数也数不清了。

　　那些年，一到晚上，妈就像一台上紧了发条的闹钟，“咯哒哒、咯哒哒”，趴在缝纫机上忙个没完。也就在那时，我第一次对时间有了确切的概念。

　　“都两点了，该睡了……”

　　“马上……”

　　睡梦里，父母的对答声构成我不甚分明的童年记忆。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当大街小巷流行起喇叭裤、夹克衫时，渐渐地，来找妈做衣服的年轻人少了，虽然妈也曾不止一次地跑到街上的制衣铺里“偷艺”，但妈不识字，不懂得时代在进步，制衣业已经由最初的实用范畴跨进了人体美学研究范畴。

　　再后来，老了的妈却不愿意服老，她依然守着她的缝纫机，只是她除了给刚出生的小毛头做毛叉子，给去世的老人做寿衣，不怎么做衣服了。

　　而现在，我们村富裕了，家家有存款，家家有楼房，网购买新衣更是分分钟的事，可依然有讲究的人家找妈帮忙。而妈呢，一接到“活儿”就忙不迭地戴上老花镜忙活起来，好像得到一桩美差似的。唉，妈真是个叫人看不懂的老太太，她这么固执地守着村庄，守着村庄的生和死，一步也不愿离开，到底是图什么呀！

　　这个时候，我会低下头仔细看妈的脸，觉得时光在我的耳边嗖嗖往回退，而妈呢？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样子，肩上挂着软尺，手里哗哗地抖着各色布料。

　　（作者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住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