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有书法兴趣的学者书家大都是各自为战，并没有组织起来的意识和机会。比如梁启超、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祝嘉，个人都有论述著作，但许多都是普及常识读物，是一些《怎样写毛笔字》之类的小册子。虽然上世纪20年代有沙孟海《近三百年书学》 、 30年代有“标准草书学社”与《草书月刊》 、 40年代重庆有中国书学会和《书学》杂志，祝嘉也有资料性的《书学史》著作，皆属民间自发的个人行为；在书法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观念转变方面，在推动书法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并构成独立学科方面，几乎是难有作为也并无这样的时代学术目标的。书法作为非常后起的“准艺术” ，在当时并没有艺术“户籍”也不被社会各界认定为艺术。中国书协迟至1981年才成立，而不是像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的全国文艺家协会是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时同步成立，即是明证。

　　谈到书法的“新中国70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书法艺术上的最大成绩是在中日尚处敌对、没有邦交时以书法艺术展览活动替代了官方外交管道而构成了“书法外交” 。从1956年、1958年到1962年，中日书法的互相办展每年都在举行，甚至还有中日互派书法访问团出访的史无前例的记录。与此前的民国书法相比，书法从民间自发进入庙堂，成为相应机构（当时主办方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支持的项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在1972年还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毛主席相赠怀素草书《自叙帖》影印本的书法佳话。最高领袖有着浓郁的书法情结，是清末到民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

　　就改革开放之初的我而言，最值得记述的个人历史，是有幸攻读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先生的书法研究生。新中国成立70年，再早的清末民国，从来没有过“书法研究生”的名头——书法不就是写写毛笔字嘛？要什么研究生？于是，只要看看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受惠者，就会坚定地认为：没有国家的繁荣稳定和开放，就不会有书法的春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日民间“书法外交” ，六七十年代末的书法进入高等教育并初有本科生及后来新建立的研究生制度，这些在书法史上都堪称破天荒的事件，是我们作为个人和祖国都发生了命运上之根本转变的最重要例证。

　　随着祖国日益富强，我们在文化界的各行各业都开始了薪火相传、开拓进取、除旧布新的新尝试。比如，以我自己的书法艺术探索经历而言：从70年代末研究生毕业后，针对写毛笔字的旧有观念，我提出了“书法是观赏的艺术”和“视觉艺术形式”的命题； 80年代中期，则开始了关于高等书法教育的重新构架，在《大学书法教学法》中提出“构成训练法”“体验训练法”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则开始探索“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 ，并确定了“主题先行”“形式至上”“技法本位”的学院派书法创作三原则； 1998年在北京举办“学院派书法大展” ； 90年代初启动了构建书法学学科体系的大胆尝试，筚路蓝缕，出版了史上第一部120万言的《书法学》上下册，完成了45万字的个人著作《书法学学科研究》 。为使高等书法教育走向体系化，遂以6年心血积聚，主编出版了《大学书法教材集成》共15种，迄今为止还是业界公认体系严整和有公信力、有原创性的重要教材成果。在个人创作展览方面， 2009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意义追寻——陈振濂书法大展” ，针对当时全国各类书法展览多仅仅关注技法高下的倾向，特别提出了“阅读书法”的新概念——提倡在追求书法的视觉形式美与技法表现内容的同时，更突出强调文字、文辞、文献、文学、文史、文化对于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殊价值。

　　2000年以后，借力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社会文化进步昌盛的外部环境优势，我从一个专业书法教授转型成为一个教学管理者——出任综合性大学的系主任、院长，又再转而成为一个有幸参与市政与社会治理的直接体验者和推进者，初任浙江省政协常委、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再任省人大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任全国人大代表。对于除了艺术领域本专业之外的城市管理、民生诉求、高科技发展、信息传播、行政运作规范和思维方式等，因为职务所在，必须要身体力行，当然就有了更切身的感受与体察。曾经有朋友为我担心，大量行政事务会不会削弱对专业的投入和艺术学术业绩的创造？但我更倾向于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说一味沉浸在狭窄的专业里，可能就是井底之蛙，很难有大的格局与视野。但人生中倘若有这样一段10余年从政的历练，胸襟、气度、格局、视野都会不同于以往；再返回头来看专业，若论选择哪一种探索追求方向的精准定位和随之而来的学术思想的开拓创新还有品牌建立方式，自然是“身在此山中”的寻常视野所无法企及的。又有许多朋友惊叹，你怎么能同时身兼这么多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会不会顾此失彼、失之肤浅？但我以为，人生有幸，能在几个跨界如艺、政、教、学的运作过程中学会运转自如游刃有余，用人脑像电脑，迅速完成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形态不同界面的切换，其实实质上也正是在反复打磨我这个“人” 。

　　新世纪以来，我对专业的追求，开始日趋细化和专业化。这20年来，主要的发展项目品牌有如下一些：

　　一、书法教育。以当代中国书法教育建设为主轴，首先第一个挑战是以探讨专业艺术院校本科书法教育的运行规律为对比，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论文《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培养模式新探索》 。其次，在教育部国家级视频精品公开课框架中，实践研讨“大学公共通识课”的要则，并以《西泠印社与江南士大夫文化》网易公开课为范本进行展开。再次，在《中国书法》杂志上连载发表论文，讨论关于书法专业博士生研究生教育中的规范与标准建立问题。复次，在西泠印社出版社推出三册广涉书、画、篆刻的《大学书·画·印形式美学展开与专业训练系统》本科专业教材等。

　　二、书法风格探索。以项目制方式，从2000年开始至今20年间，发起了倡导研究性学习的“魏碑艺术化运动” （北碑） 、“草圣追踪” （大草） 、“楷法表现” （唐楷） 、“金铸墨冶” （金文大篆） 。每期贯穿约3到5年，务求认知深入透彻、技法熟练，在常例学书习字之外，努力培养、开拓新的审美体验。

　　三、公益。从2012年开始，发起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大型公益培训志愿服务项目。7年以来，致力于倡导书法初学阶段应该以“审美居先”为要求，并编成对应于成年人初级学习入门又覆盖小学课堂教学3至6年级的《书法课》教材，分“启蒙”“入门”“基础”“提升” 4个阶段共计8册，即将被纳入中央文明办“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文化项目，又得以应教育部号召的中小学“书法进课堂”作为教改项目面世。这一项目对当下传统的以写字技能掌握为中心的“习字课”方式，从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方面，进行了全面反省和新的改革探索；在书法初级教育这个社会大众需求量最大的文化领域，提出了拥有“新时代”标识的新思维，并在教学实践上作出新推进。

　　我要感谢祖国日新月异的大变化大发展，在一个非凡的历史时期，为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个人提供了这样多的锻炼机会。少时的同学从海外回来，闲聊之中，说怎么也无法理解我如何可以同时有这么多不同性质的工作而还能应对自如；因为在欧美日各发达国家，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和遴选制度。我说这是拜我们国家对精英人才的独特培育机制所赐。一个可能的人才，有机会放到多岗位去锻炼——锻炼能力、锻炼思维；锻炼持之以恒的意志和毅力，也锻炼面对突发事件临机处置的应急本领。做专业，努力做到顶级与一流；做行政，也同样可以严整有序、卓有效率而无陌生感异样感。新中国成立70年中我所经历体验的这40多年，充分显示出国家层面上创设这一人才培养机制的优越性。

　　此外，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5年之间，我曾连续3次被派往日本的大学当交换教授两年多。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文化文明的同时，凡有海外工作经历的人，对于祖国的感情，也许相比之下会更为浓郁而沉潜，那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坚守，是一种百劫不移的信念。尤其是我的专业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诗书画印，是我们民族几千年以来形成的独有的艺术样式和审美意识。他山之石，自然为我所用；依靠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有这样的国外教学、生活经历和由此带来的宏观的国际视野，在我其后20多年间的艺术学术生涯中，当然有着极其重要而独特的支撑和对照作用。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国外执教的经历，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成熟的学术研究路径和灵活周密的思想方法。

　　2018年开始，上海书画出版社陆续推出《陈振濂学术著作集》共计30种，为推广传播我长达40年形成的治学思想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记录和展示平台；同年， 《书法学学科丛书》 《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分别由江苏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陆续推出。而在今年5月6日，历时3年多完成的《当代书法评价体系建设》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成功举行。在近一时期，这几个学术方向以及它背后所包含的书法学科建设的目标，会长久地作用于我的书法生涯。我们身处一个风云际会的新时代，我们背靠着一个伟大而强盛的祖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和“书生报国”之志，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得更典型更充分。唯有如此，才对得起新中国70年的风起云涌、岁月浩瀚。

　　（本文为中国文联特约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