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给国防部写信。我在信封上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收”十一个大字，贴上五角钱邮票，把信投进了邮筒。

　　我开始焦躁不安地等待国防部回信，天天往村委会跑。镇上的邮递员总是把信件扔到那里。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我的信。我跑到镇上，镇上也没有我的信。

　　我怀疑邮递员弄丢了我的信，或者国防部根本就没有收到我的信——我写的地址太简单了。我焦急不已，可是毫无办法。我想，我可能永远也得不到父亲的消息了。

　　父亲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然后便音讯全无。1949年，跟父亲一起参军的乡人陆续返乡，父亲却仍然没有音讯，乡里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父亲早死了，也有人说父亲没死，只是当了叛徒，跟蒋介石跑到台湾做了官。

　　母亲不为所动，像从未听过这些流言一样，仍是铁了心等。多少人劝，没用。

　　时光在母亲脸上的皱纹间悠悠流过。转眼，就是六十年。

　　六十年间，我不知去过多少趟民政局、军分区和档案馆，没有得到关于父亲的一个字。

　　母亲八十五了，目光仍望着村口。

　　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准备再次启程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在那个清晨，我收到了国防部的来信。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敢拆开手中的信。

　　我躲在屋后，双手颤抖着偷偷拆开信，看到了那个我们已经料想到的结果。

　　我不敢把信交给母亲，我害怕母亲衰弱的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我决定等母亲身体好一点再告诉她。

　　我在母亲的病床前坐立难安。母亲当然看出了我的心事。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母亲平静地说。

　　心中的隐秘已经无法再藏，我只好把信拿出来。

　　“把手洗干净。”母亲的语气依旧平静如初，从床上坐起身说，“念给我听。”

　　我把手洗了三遍，认真擦干净，一边观察母亲的神情一边颤抖着念道：

　　尊敬的何象奎同志亲属：

　　你们好。

　　来信收悉。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关于调查何象奎同志下落的请求，我们高度重视。接信后，我们立即安排专人负责此事。尽管由于年代久远，当年的档案资料十分稀少，而何象奎同志所在的部队也已历经多次整编，但我们仍然通过大量调查走访，查明如下信息：何象奎同志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于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1935年8月翻越松潘草原时，于战斗中英勇牺牲。由于当时通讯困难等原因，未能及时将消息通知家属。

　　我们对何象奎同志的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慰问。

　　我们将向贵地政府部门去函，尽快落实你们的烈属身份待遇。在此期间如有生活困难和其他问题，请一并相告，我们将妥善解决。

　　何象奎同志永垂不朽！

　　我念完信，母亲已是满脸泪水。

　　“记住这个日子。”母亲说，“你父亲是英雄。”

　　我点点头，轻轻拭去母亲脸上的泪水。

　　我当然记得那个日子。那一天是1991年11月3日。我在中国地形图上找到松潘草原，它的位置在我们家的西北面。我面向西北，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那一夜，母亲突然走了，面容很安详。

　　（作者单位：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