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日上午10点，一声汽笛长鸣，我们从南京中华门车站出发，踏上了前往罗布泊的旅程。作为原南京军区防化混合营的一员，能够前往西北执行发射任务，我感到既光荣又激动。

　　刚开始，大家个个兴奋不已，有说有笑，又唱又跳。从江南到西北，火车穿越半个中国。尽管闷罐车条件很艰苦，炎热以及高原反应让人很疲倦，但途中的新奇风景，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提振着我们的精神。进入陕西，我看到了“骡马耕地黄土岗，小麦苞米当食粮；半面山梁小院墙，人背柳筐运输忙”；过了嘉峪关后，风沙增大，正如当地流传的“过了嘉峪关，眼泪流不干”；进入玉门市后，看到了“绿色草原阔无边，风吹草原似波涛”；进入哈密市，沙漠风情凸显出来。物理光学中的折射现象到处可见，远望前方水汪汪，走到跟前是沙漠，独特的沙漠景观非常奇妙。

　　8月7日晚10点半，我们结束了一周的火车旅程到达吐鲁番，接着换乘汽车，翻过天山，到达罗布泊我们的宿营地——东风村。

　　东风村处在戈壁沙漠中。天空湛蓝，万里无云，白天的气温达到40摄氏度，地表温度更是高达60摄氏度。空气相当干燥，风沙大，昼夜温差也很大，晚上睡觉要盖棉被。我们的生活用水是从几百公里以外拉进来的，有时几个人用一盆水洗脸，紧张时，每天只能洗一次，并将用过的水，经过过滤后再用。我们的伙食是清一色的罐头和咸菜，根本就没有新鲜蔬菜，基地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瓶多种维生素糖丸。

　　在这艰苦的戈壁滩上，我们刻苦训练，做着适应性的准备。白天，太阳炙烤，我们穿着防毒衣，戴着防毒面具进行操作和训练，几个小时下来，每个人都能从防毒衣里倒出小半盆汗水。夜训时，一般都要训练到夜里两点多，气温降至零下，我们穿着单衣操作，有时冻得手都伸不直。因为温差大，生活艰苦，战士们普遍体质下降，感冒发烧很常见，我也因扁桃体发炎高烧几天，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大家都咬着牙坚持训练。

　　9月14号下午5点钟左右，我们正在训练，突然从西北方向刮来了沙尘暴。瞬间，狂风呼啸，天昏地暗，人站不住，眼睛睁不开。我们赶忙趴在地上，并不停地摇晃着身体，不然沙子很快就会将人掩埋。十几分钟后，又下起了冰雹和大暴雨。半小时后，沙漠变成了海洋，车子的大半个轮子都浸泡在水里面。那一场沙漠奇观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经过近40天的训练和准备，任务时间终于确定下来，在9月17日下午三时进行。

　　9月17日12点，我们从东风村营地乘车出发，来到实验场地的参观场，这里汇集了各兵种部队的官兵和科学工作者，大家兴奋地等待发射任务的开始。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现场一片肃静，空气紧张得似乎一触即发。播音员开始倒计时，55秒、50秒……透过特制的眼镜，我看到空中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那一瞬间我脸上发热，接着眼前出现了火球，白色的浓烟翻滚，把火球围在中间，像一朵花在空中怒放，通红的火球像花心，白色的浓烟像花瓣般翻卷着。白色的浓烟越翻越大，火球不断地被淹没，地上的尘土被卷起上升，慢慢地连接上烟云。大约在闪光出现几十秒后，我们听到了雷鸣般的巨响。此时，场内欢声雷动，人们欢呼着、跳跃着。

　　原子弹爆炸5分钟后，防化侦察部队就迅速开往爆区收集相关试验数据，防化洗消部队快速进入指定位置，建立洗消站。我所在的班组是进行人员洗消。在规定位置，我的班组用了19分钟完成了洗消的所有准备工作，并刷新了当时的全军纪录。半个小时左右，第一梯队人员从爆区撤出进行洗消，我们在高温和太阳的暴晒下，穿着防尘服戴着防尘面具，连续操作近6个小时。当最后一批战友洗消完毕，我才感到头晕、恶心、口干舌苦，肌肉酸胀……此时，我多么想脱去面罩，躺在地上休息片刻，但是该地还有一定剂量的放射性辐射污染，我们只能整理器材，咬牙坚持，快速撤离现场。

　　9月26日，我们撤出试验场地，来到乌什塔拉，在基地防化团做短期休整。在这里，红山上的积雪流下的清泉，冲刷着我们近两个月积累下来的汗渍和污尘，使我们感到无比轻松和舒畅；新鲜的蔬菜、可口的家常饭菜，使我们的肠胃犹如干枯的禾苗获得了雨露的滋润；我们帮助当地老百姓收玉米，参观博斯腾湖，度过了一段充实愉快的时光。

　　1977年10月5日，我们满怀着顺利完成任务的激动心情，离开了罗布泊。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返回南京，写一封家书报平安。我们已有半年多时间未跟家里有书信来往，父母一定十分牵挂。由于保密原因，那段历史当时没有被宣传，我们也无法将那段艰苦而又光荣的经历向父母诉说，但那默默为国防建设作贡献的战斗岁月和情怀永远深深铭刻在青春的记忆里。40多年来，罗布泊一直是我心中的圣地，时时萦绕在我的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