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成为一名农民之前，曾经有过短暂的煤矿工人和干部的经历，因为表现优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到北京出席全国煤炭先进代表大会。成为农民之后，父亲始终不忘这一段经历，每一次提起，他都眉飞色舞，听众则是一脸向往——对村里人而言，这实在是很稀罕。我对父亲也多了一份崇拜——长大后我也要当工人、干部，要入党，还要去北京开会！

　　凭着党员身份和过往经历，父亲当选了村支书，一干就是几十年，并且始终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两个很严肃的词，但我觉得对父亲而言，它们就像一个农民面对庄稼的全部感情，纯粹而自然。那时候，父亲常会召集村里一班人聚在我们家开会，互相点燃一袋旱烟便开始议事。每一次总是父亲最先发言，都是涉及村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譬如哪一座桥垮了，要不要重修一下？譬如进村的路很狭窄，日常运送东西不方便，要不要扩修一下？譬如哪一片田年年被水淹，要不要修一条排洪大沟？又譬如是否可以考虑架电线，把电拉进村里，让群众不再点煤油灯？还有一些摆在眼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譬如某某家断炊了，该如何救助？譬如某某患大病了，该如何对其救治？又譬如某某老人过世了，该如何组织群众帮忙处理后事？……每一次我都会看见凝重的神色挂满父亲的脸。那一份严肃，总让我想起关于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要义——源于真情，心系群众；不用任何豪言壮语，亦无须惊天动地，就在那朴实的一言一行中，默默做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一切。

　　记得村里自纳野田起，因河床低矮，河道狭窄，百数亩的良田年年都遭遇洪灾。在征得村里人同意后，父亲组织群众修建了一条排洪大沟。为此，父亲得到了县乡领导的表扬，市报记者还亲自到工地上采访了父亲。

　　1990年底，父亲组织群众装上了电灯。那时，县里很多村甚至几无通电的可能和希望，因而，我们村通电的消息，像一个爆炸新闻，轰动了很多村寨。父亲也因此得到县乡的表彰，获得了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村支书的称号。这是组织对父亲的极大褒奖，但父亲真正在意的，还是来自群众对他的信任。

　　是的，当父亲以一个党员和村支书的身份来做一个农民的时候，除了种好属于自家的庄稼外，他还因自己的奉献赢得了群众的认可。父亲在村里的身份似乎是与众不同的，生活中谁家娶亲嫁女、建新房或是老人过世，总要请父亲出面主持；谁家闹不睦，也请父亲出面调和。一份工作上的信任，转移到了日常生活的依赖。

　　无疑，父亲的一生都铭记着他党员、支书的身份，即使后来不再任村支书了，只要乡里和村上有工作需要他帮助，他也从不拒绝，还常常带头示范，树立榜样。

　　在党中央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一次我回村看望父亲，原本想跟父亲说说家事，想不到坐下来，他一开口就聊起了国家大事，说脱贫攻坚消除贫困是对老百姓最大的关心，村里一致支持……

　　而我，年少时受父亲影响而萌生的梦想也得以实现——2009年，贵州省委组织部组织一批干部到北京参加培训学习，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学习之余，我沿着父亲提到的景点一一走了一遍。回来后，我急匆匆地回村跟父亲谈我的北京之行——父亲到北京开会是1968年，这是相隔了40年的时空。记得那是冬天，夜早早就来了，雪花已经落下，村子陷入一片沉寂。我和父亲坐在古旧的火塘边，柴火燃起来，倒映着窗外的雪花。我和父亲的北京在记忆和现实中不断重叠，像梦境一般，让人兴奋，又忍不住感慨。这个夜晚似乎是对父亲一生的某种“交代”，就像某条从源头上流淌而去的河流，在流经千山万水之后，又看见了它原来清澈的模样。后来，我将北京之行和这个夜晚的感受写了一篇散文，刊在《北京文学》上。我将刊物送给父亲，父亲戴着老花镜看了一遍又一遍，我能感知他内心的喜悦与激动。

　　父亲不过是个普通农民，但党员、支书的身份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他的人生是普通，甚至卑微的，一生在泥土中求食，却也在泥土之上有着自己精神与灵魂的宫阙，我想，对他而言，这便是人生的满足和幸福。

　　（本作品为《民族文学》征集稿件，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