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翔：“下一个时代的象征”——重温《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论争 

编者按：

著名作家张洁2022年1月21日在美国因病逝世。

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不仅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容忘记的。因为她，和她的作品已经铭刻在几代人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精神印记，一种集体记忆。2022年第1期重勘现象级文本专栏正式推出《“下一个时代的象征”——重温<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论争》，让我们跟随饶翔，再次走近张洁，重温《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

1979年10月底到11月中旬，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迎来了新时期文艺的“春天”。作为初登文坛的一位新人，张洁参加了这次文代会，并在会议期间与冰心、茹志鹃、刘真、叶文玲等几代女作家留下了那张著名的合影。她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也很快以《起步》为题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在之中，她表示：“我重又望了望上一代人所走过的坎坷而曲折的道路，我也朝前看了看我将要走的道路，我感到了手里的纸和笔的沉重的分量。然后，我决定，我决不后退。”[1]几乎在同一时期，1979年第11期的《北京文艺》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一年多以前，正是同一刊物发表了张洁的小说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让文坛认识了这位文学新秀。而《爱，是不能忘记的》则真正让张洁成为令文坛瞩目的焦点人物。

正像它的标题显示的那样，《爱，是不能忘记的》以抒情化的笔调叙述了一个铭心镂骨的爱情故事：故事叙述人“我”的母亲钟雨是一位感情细腻、趣味高雅且很有才华的女性，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与“相当漂亮的、公子哥似的”“我”父亲分手了。后来，她爱上了脱俗、睿智、刚烈的老干部。然而，老干部已有家庭，他的妻子是当年因掩护他而被捕牺牲的一位老工人的女儿，是他“出于道义、责任感、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而娶的妻子。所以，尽管他内心里也爱着钟雨，但这两个“婚外恋者”，却因为“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相约“相互忘记”，却又苦于“不能忘记”。这是一段一辈子呆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却足以铭心刻骨的爱情，是一场“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的精神苦恋。这一颇有些禁欲色彩的爱情短篇，作为“文革”之后第一篇婚外情题材的作品，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经久不息的热烈争论。

一、“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

《文艺报》1980年第1期的“文学新人”栏目刊登了黄秋耘的评论《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为这场争论拉开了帷幕。在这篇印象式的评论文章中，黄秋耘对张洁那一时期的艺术特色作了颇为感性而准确的评价：“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幅优雅而娟秀的淡墨山水画，诗情画意被笼罩在一层由温柔的伤感所构成的朦胧薄雾之中。”“她所写的，虽然绝大多数都是小说和散文，却具有近似于音乐和抒情诗那样的艺术魅力，像音乐和抒情诗那样的打动人心。”然而，文章中引出争议的却是另外一段话：

……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地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习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

在《“假如真有所谓天国……”——阅读琐记》中 ，李希凡便引用了这段话，并自我归类为黄秋耘所说的“属于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的“某些读者”。而使其不快的主要是小说中所表现的“道德”倾向问题——“我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评价：‘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但难道这两位男女主人公所信守的道德标准，是我们社会在人类感情生活上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缺陷’吗？”“这样的‘道德’，就是‘精神枷锁’吗？就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吗？”李希凡所谓“道德”，是指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所做的克制与牺牲，所以他“劝慰那些已经不该相互呼唤爱情的互相呼唤者，如果因此而会影响到一个不应该被背弃的人的生活，那么，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

几乎同一时期刊发在《光明日报》上的肖林的批评文章，则旗帜鲜明地质疑《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问题”。肖林的文章提出：“并非一切爱情都是神圣的，只有符合道德的纯洁真挚的爱情才是高尚的。与道德相悖的爱情则是渺小可鄙的。因此，必须以道德作为爱情的准则。”作家“在思想上，在道德上负有高度的责任”，只有这样才可以“教育和影响群众”。肖林之所以认为《爱，是不能忘记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且“格调不高”，是因为它否决了“一个工人的女儿”、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患难妻子”在爱情上的合法性。因此肖林质疑《爱，是不能忘记的》及有关赞同它的评论：“老干部是出于阶级情谊和妻子结合的，他们在斗争中共同亲密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基于斗争生活的婚姻有何市侩气息？有何庸俗？又在哪里镌刻着私有制度的烙印呢？”

在李希凡和肖林等人的批评文章中，都郑重地提出了“道德”问题。于是，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争论首先便集中于小说所表现的婚姻观和道德观是否正确，以及爱情和婚姻应该坚持怎样的道德准则。似乎是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张洁说道：

即便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人们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承认这个缺陷呢？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 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有多少呢？而权衡利害的婚姻却随处可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书中, 恩格斯断言：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 从而把婚姻中一切经济考虑消除后, 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正是最牢靠的婚姻。我的这篇小说, 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

显而易见，双方都认为爱情与婚姻的合道德律是理所当然的，只不过对于何谓爱情与婚姻的道德各执一词。小说的反对者不约而同地举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与丽达的爱情以及《刑场上的婚礼》的陈铁军和周文雍为典范，来说明何谓具有道德的爱情，以此来证明钟雨和老干部爱情的不道德，并严肃提醒作家和批评家不要“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而辩护者则由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话“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推导出“不符合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来反证老干部和妻子的爱情是非道德的。而老干部和女作家为了不妨碍他人的幸福而相互克制又是道德化的行为。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这样一个中国历史的转型期，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变革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均势在必行，“新”与“旧”酝酿着激烈的交战，“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更是“新”“旧”双方需要重点争夺的话语领地。而彼时作为文化先锋的文学创作，自然承担着反映、“呼唤”、推动建设“新道德”的重任。事实上，“新”与“旧”的冲突成为重要的叙事动能，主导了当时的小说的叙事模式。如果说道德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那么争论双方的观点并不存在谁比谁更道德的问题，而只是他们各自操持着一套自己的道德话语。如董丽敏所言，“从深层次看，这一爱情故事还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道德伦理的转换问题”。李希凡、肖林等人秉持着革命者的伦理道德，延续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占有主导地位的革命爱情观和集体主义爱情观，在这样的道德话语里面，阶级情感、革命情谊等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作为对立一方，尽管在小说中，以及小说的维护者们在文章里并没有明确地否认“革命者的爱情”，但事实上，它却隐在地作为“真正的爱情”的对立面，被归入了“传统习惯势力和陈旧的道德观念”这一巨大的“能指”之中。张洁和小说的辩护者们用来支撑小说主题正当性的那句恩格斯的话，其实是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契约式婚姻所得出的结论，在恩格斯对旧制度消亡的快感和对新制度的浪漫想象的论点里，有着一个不依赖于私有制财产关系的“真正的爱情”的设想。而小说的作者和辩护者们对这句话的挪用，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其实是以一种普遍“人性”取代了“阶级性”。

除了当时文艺论争的主场地《文艺报》，1980年5 月—7 月《光明日报》连续推出《爱, 是不能忘记的》讨论，其他刊物如《北京文艺》《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文学自由谈》也相继发表了评论文章，在不少文章中作者还搜集到了身边人对这篇小说的反响，可见小说引起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广泛关注。在《文艺报》其后刊登的“来稿综述”中称：“近来，本刊收到了很多来稿，对这篇小说和上述文章发表了各种意见，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但总起来看，少量来稿赞同李希凡、肖林的意见，绝大多数来稿是与这两位作者商榷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民意”与历史的潜流动向。它暗合了20世纪80年代“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以此为切入口，就可以指证‘前三十年’社会在‘德性政治’的维度上已经遭遇了危机而需要被切割，同时，可以以退回到‘自然人’的方式为人道主义思潮争取浮出历史地平线的机会。”人道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用以反抗50—70年代所谓“异化”了的社会主义历史。1978年至1984年，理论界持续近五年时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构成了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理论话语乃至政治事件。诸多文章重提50—60年代人性论倡导者的观点，强调人的自然本性、不同阶级的人的共通性、个人价值及尊严。这也便是《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出于爱情这一最基本的“人性”要求的老干部与钟雨的关系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的社会心理原因。恰如陈晓明所言，“这是对贬抑人的伦理学发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张洁的感伤情调却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敏锐触角，它给‘大写的人’注入了情感内涵”。

张洁：《无字》

一篇短短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竟然不期然地成了道德话语转型时代的历史寓言。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以后的新世纪之交，张洁以一部三卷本的半自传体小说《无字》重写了《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这段三角恋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女作家吴为插足了老干部胡秉宸与“革命伴侣”白帆的革命婚姻中间，而白帆则迅速地在昔日的战友中召集起了一个“婚姻保卫团”，对单枪匹马的吴为进行了“围剿”。小说写道：

战友们未必不知道白帆的缺陷，但维护白帆，也就等于维护了他们的过去。

不但历史将他们忘记，这个时代也将他们忘记了。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不但抛头颅、洒热血，甚至贡献了家族的资产？有些人却在他们打得的天下里积累资本，反过来剥削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剩余价值。这让他们如何消受得了？……无意中，吴为竟成了下一个时代的象征。不管这个象征多么低劣、多么下等，从断代上还是下一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撞到了他们这个隐秘的、嫉恨的穴位上。

小说的作者此时对介入革命婚姻的“第三者”，作为“下一个时代的象征”的微妙历史地位，已经有了更为透辟的认知，这真是如克尔凯郭尔所言：“生活倒过去才能被理解，而我们必须活着向前。”

二、“自我的罗曼司”

《爱，是不能忘记的》成为新时期令人“不能忘记”的标志性作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开启了新时期的“爱的话语”，并带动了一种以爱情婚姻生活书写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化写作潮流。因为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情爱主题在中国文学中是付之阙如的。

1966年2月2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文学创作做出了如下的规定：“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的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这个纪要，成为‘文革’十年禁闭了几乎一切中外文学艺术的“圣旨”。从此，在文艺作品中，一切与爱情有关的东西都销声匿迹，爱情书写成了文学创作的禁区——小说里没有爱情，电影里没有爱情，甚至连《白毛女》中喜儿和大春的之间也由爱情变成了革命同志。

被长期压抑的情爱书写如地下的岩浆，等待时机喷涌爆发出历史地表。《爱，是不能忘记的》并不是“文革”后第一篇写爱情的小说，在此前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十月》1978年第一期）最先接触了被视为禁区的爱情题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它，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十月》编辑部几个月内就收到了三千多封来信。但小说所表达的爱情，还不具有私人性，它仍然是公共话语在个人情感领域中的移植。小说提出的问题是：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中，是不是应该占有位置？那个作为“爱情导师”的冯姨，对孟小羽的训诫是：“爱情应当建筑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旨趣上，应当经得起斗争生活的考验，并且应该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高……当然，性格上的投合，容貌、风度的相互倾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一个人为爱情而忘记革命的时候，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泥坑，甚至做出损害革命的事来。当一个人觉得爱情促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时，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时候便能体会到最大的幸福。总之，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应当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爱情的位置》基本上延续了新中国前30年的经典叙事。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之前，张洁也发表了《有一个青年》等涉及青年恋爱的小说。《有一个青年》讲述的是一个高干子弟、青年工人明华如何获取女大学生青睐的故事。故事的情节比较简单，作者选取了四个不同的公共领域，作为两位主人公交往的空间：图书馆、大街、剧院和工厂车间。这样的空间安排并非是无意的，它们代表着作者对于新一代青年的期待：有知识有文化艺术修养、懂业务有事业追求、遵守文明规范和公共道德。小说所写的爱情仍然是公共性的，明华最后通过刻苦钻研业务而获得了女大学生的芳心，这符合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所以小说轻易获得主流价值的认定，还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

但《爱，是不能忘记的》显然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叙述模式。它首先将爱情还原为个人化的行为，注目于自我的情感经验。王安忆在《女作家的自我》一文中思考，《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篇迟到的爱情故事，是以什么理由来激起人们如此热烈的情感的？在她看来，“这一个委婉美丽的故事决没有与社会方面产生的冲突，纯属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私人的小事成为一篇公布于众的小说，这已经夺人眼目了，而事情又远远不止这些。重要的在于这一桩小事并没有与社会政治去凿通关系，而仅仅是与个人的情感发生了联系。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在一条‘集体化’的道路上走到了极端，人人忘我，‘个人’仅在受到批评指责的时候才上升为‘主义’。人们再不曾有这样的准备：那就是去接受一桩仅属于个人的心情。这大约是多年以来，个人的、私有的心情在文学中的首次出场”。

美国学者冯珠娣将《爱，是不能忘记的》与同一时期丁玲的小说《杜晚香》做了一个比照，对比两篇小说中的爱情伦理。劳动模范杜晚香所热衷的是“为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所做的集体主义式奋斗”。而在新一代女青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女儿珊珊的世界中固然也有牺牲，但那只是为着深刻的个人目标。小说是在书写一种“自我的罗曼司”——“根据个人的私心和不倦地为人民服务的程度不同而区分每个人，这样的团体已不复存在。珊珊的世界只是一种氛围，在这里，个人可以发现彼此，相爱的灵魂可以组成真正的婚姻”。

“自我的罗曼司”式的写作，从文学内部而言，拓展了文学创作的题材，更新了文学创作的方法（如“向内转”等），而它在外部又应和了彼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将个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予以一定的自由（自然，这也为在其后开启的市场经济商品化时代打下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使个人成为自由劳动力），而婚姻的自由确是个人自由的重要部分。1978年9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两度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建议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很快，经批准，由全国妇联牵头，组成了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康克清为组长。离婚问题可以说是本次《婚姻法》修订的直接原因之一。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类：一种观点认为，离婚自由原则是可以的，但是喜新厌旧、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的不应准许离婚，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女委员。另一种不赞成把离婚当成一种惩罚手段，认为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这时，法制委员会工作班子出了个主意，建议在1950年的离婚条款“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一条中，加上“感情确已破裂”这个条件，变成：“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表决结果，多数人赞成。这也成了《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唯一一个单独进行表决的条文。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婚姻法》。在这个过程中，女作家遇罗锦的离婚案也曾轰动一时。

曾镇南称：“这是对中国当代婚姻史上重要一页的记录。但是, 如果不仅仅从婚姻法的改革的角度, 而是从更广泛的社会思潮——其中包括人们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的变迁——的角度来看问题, 那么,就还必须看到: 在婚姻史的这一页掀开之前; 也就是1979年9月 （应为11月——引者注）, 已经有一个女性以她的一篇惊世骇俗的小说, 从文学领域里刮起了一阵清风、更新了人们对爱情的观念, 正是这阵清风, 作了尔后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在延续）的前导。”

曾镇南所称的这篇小说, 就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尽管这篇小说是否真的起到了如此大的社会作用，尚可存疑，但是，这篇小说所敏锐反映出的时代爱情观念、婚姻观念的变化则是无疑的。或者也可以说，围绕着1980年婚姻法的修订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语境都是《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的潜文本。

三、“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女作家钟雨在她与女儿的谈话中说“……人说‘知足者常乐’，我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快乐”“我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一时间，“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不胫而走，成为一个响亮的称号，成为一代人不无自矜的集体镜像。

小说中两位主人公在爱海苦苦跋涉，却难以在尘世结合，作者否认了理想之爱在此岸实现的可能性，而寄望于彼岸“天国”：

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我们自己。

这无疑是一段充满矛盾也充满症候性表达的自我倾诉。“信仰唯物主义”与“希冀着天国”是一个矛盾式的背反，女作家钟雨便在此岸的道德束缚与彼岸的理想爱情中苦苦挣扎，不得解脱，这使得她从一个“唯物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如一位论者所言：“钟雨不仅仅是理性的导师，也是道德的楷模，她严守道德规约，一任自己在‘理想主义’中痛苦不堪，既有的规范她既不曾触动也不曾质疑，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她那一代人对彼岸世界资源的开发或想象，这是她那代人的特征，也是她那代人的局限”。从内部原因而言，钟雨与老干部的爱情悲剧，说到底，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在哲学上，可以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看作是一种浪漫个人主义的表征。人们通常把主观/客观、理想/现实、精神/物质、自我/社会、抒情/写实、表现/再现等二元对立中倾向于前者的创作范式称为“浪漫主义”。张洁笔下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们总是倾向于到彼岸世界幻想去发现美，沉溺于理想与现实的浪漫二元论。这是由于个体的启蒙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完成；已经到达了特殊的自我意识，却没有达到普遍的精神；已经实现了主观的自由，却没有实现客观的自由。因此，启蒙到处制造二元分裂，将外在于主观的东西，当作与自己相对抗的东西加以批判。这可能也就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痛苦的根源。在1980年的那篇文章中，黄秋耘就提出，“‘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是纯洁的，但是在任何时代，他们都只能是悲剧人物。作为一个忠实的读者，我实在不忍想象这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为悲剧人物”。可谓是一语成谶。综观张洁日后的创作，我们看到了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与中国发展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不断产生激烈碰撞，“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悲剧性的历程。然而，张洁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也正在此。《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感伤语调和浪漫笔致也是使她曾经的爱情理想和道德话语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依傍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是他们。”

在当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讨论中，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这篇《理想的爱情与革命的道德》的文章中提出：“恩格斯所说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并非在任何不同社会条件下都可以普遍实现的，因而它只是在男女完全平等、人性普遍解放的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才具有婚姻道德的唯一准则的意义。在社会发展还不甚充分的各阶段，爱情基础虽然也是衡量婚姻道德的准则之一，但它却并非唯一的准则，而且，还不是主要的准则。”“所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像我国现时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衡量婚姻是否道德的准则，都不能单纯用爱情作砝码，主要的，应是以‘保障妇女权利’‘有利于妇女解放’作为两性关系的准则，这才是道德的”“如果离开现实社会中必须强调的‘解放妇女’观点，而去高谈婚姻的‘爱情’准则，那就不是唯物的，而是唯心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在当时激烈的话语冲突、伦理转换和历史转折的背景下，这篇较具超越性和辩证性的观点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此后若干年中国社会的发展，证明了“在社会发展还不甚充分的各阶段，爱情基础虽然也是衡量婚姻道德的准则之一，但它却并非唯一的准则，而且，还不是主要的准则”，尤其是在资本时代，爱情婚姻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始终处于激荡博弈之中。价值的多元化，不同地域、群体、性别、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使“爱情”的质地更加混杂。

《爱，是不能忘记的》故事的核心固然是那个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笔记本所记录的虽不曾牵手却铭心刻骨的爱情。然而，我们也不应忽略了，作为叙事人的“我”。小说嵌套式结构的外层讲述的其实是一位大龄“剩女”的婚恋选择。小说开篇即说：“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面对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我”却犹豫不决，“因为我闹不清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通过重温父母辈的爱情悲剧，作为青年的“我”完成了一次爱情的启蒙和“再成长”，于是“我”便说出了小说最后那段在那个年代震撼人心，被反复征引的话：“别管别人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等待着，等待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4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等方面，究竟有多少“进化”呢？在“剩女”这个不无歧视性的命名流行于当下城市的话语空间，甚至成为一种话语压迫时，那个“耐心等待着”、不担心“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的独立而自信的女性主体仿佛隐匿不见了。这反过来或许也成为我们重温《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论争的心理动机。尽管，《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纯情“呼唤”已成绝响（甚至在经张洁本人审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八卷本《张洁文集》中已有意删去了此篇，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张洁对此篇的自我否定），然而，新时期之初的那种富有朝气、勇气与人文精神的探索，那种对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精神问题的热情敏明、认真思考和真诚讨论的态度，令人无比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