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仁青的青海，青海的仁青 

龙仁青向我走来，北京的街景显然与他不相称。

他喜欢穿黑或红T，系麻布方巾，手上串着几绕的玛瑙佛珠，黑发铮铮，像马的鬃毛，面孔经了风斫日炙，棱角线条历历分明，北京芍药居一派慵懒市井中，龙仁青是一个“抠象”的人影，他太清晰，太立体。自有一种气“息”围绕着他，“生物之息相吹也”的“息”，青海湖水，日光幻变，铃铎僧幡，草场裸原，是这些汇聚而成的“息”，让青海人龙仁青与众不同。

西来的友人，让我心生欢喜。

没去过青海，青海来客就成了我想象青海的所有依凭，言行举止，穿衣打扮，我相信，这就是青海的“息”。何况，龙仁青是一位作家。龙仁青的笔下自有一番令我瞠目结舌的青海湖事——“一副烂漫无知的样子，扎括心里想，还装嫩呢，也不看看自己满脸的皱纹，还有嘴角上永远也擦不干净的白沫，都半老徐娘了，还把自己搞得像个十几岁的小丫头，真不害臊”，这个“蠢女人”是青海湖！不仅蠢，且骚情爱卖弄，孟浪得几近娼家，“人们在青海湖边上种上了油菜籽，到了夏天，青海湖便急不可待地围上一条金黄色的围巾，搔首弄姿，招摇过市，那副骚情劲儿让人有些受不了。”“青海湖飘飘然已经忘了自己姓什么。它不断地和这些人合影，摆出各种搔首弄姿张牙舞爪的动作来。有些人甚至搂住它的腰，把一张臭嘴贴到它的脸上，它也是来者不拒和颜悦色”。我读起来是吃惊的，青海湖怎么着不是“圣女”也得是“母亲”啊，怎么就成了荡妇了？这么“自黑”，真下得了手啊！也只有血脉相连、亲密无间的人才能“黑”得下心，“黑”得下手吧。龙仁青耸耸眉，青海湖就是我们的女人。是的，青海湖畔的草原上，连太阳都是一个多情的女人——“太阳悬在远处地平线上，好像一个斜斜倚在自家帐篷门口搔首弄姿的女人，不知道害臊，眼睛里还火辣辣的，就等着有个男人经过她家帐篷，她就把撩拨男人情欲的目光放电一样不断射到男人身上，把男人电迷糊了，然后带进她的帐篷，陪她过夜，为她驱赶黑夜的寂寞”。藏族男儿扎括看到自己被太阳无限拉长了的影子，在他的前面四平八稳地晃动着，就像是一座走动的山。在太阳这女子的眼里，男儿伟岸如山。难怪歌里唱的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在龙仁青的小说里，那青海湖边阳刚雄性的是草原，光荣的草原，在太阳、母亲灼灼目光下，任由好儿郎、情歌手和骑手们驰骋的草原，那继承自父亲的草原。风骚娘们青海湖水和西边荒漠的双双入侵，外来“先进”事物的重重诱惑，牛羊畜生无情的舌头，男人的草原越来越窘困而逼仄，举步维艰地生存——男儿末路的悲壮和豪情总是打动人的。

在北京三环路的夕阳下，小说里草原和骑手的雄性气魄和自然而然流露的荷尔蒙令我心潮起伏。2013年5月，我第一次阅读龙仁青的小说，难忘至今。

世界是由男人主宰的，男人不断训诫女人：你们是弱的、小的、依附的——这道理我早已看破，然而，看过太多巧言令色的金钱、权势、道德包裹之下的性别压迫故事后，草原这大好男儿的荷尔蒙显得清新可爱，或许，“他”的可爱正在于那神话岌岌可危的动摇和破灭感。我这城市长大学校里出来的“女学生”，难免会对草原的荷尔蒙充满“低级”的兴趣，借着谈文学的名义，常公开刺探草原小说家的“荷尔蒙往事”。某次放松警惕的龙仁青，一不小心跟大伙儿透漏了第一次钻帐子的经验。“没什么的啊，我简直是逃走的”，龙仁青答得老实，好像描述一场逃学逃课、打架打输，他显出可爱，那种草原男儿光荣而完满的神话裂开缝隙的可爱。

分别后，龙仁青生活在我的朋友圈里。他始终在走着，闲不下来的，其中青海与西藏他走得最多，边走边拍照，采访藏族格萨尔王的吟唱艺人，做《格萨尔王》的整理、翻译和讲学的工作。我慢慢发现，作家或曰小说家，只是龙仁青若干文化身份中的一种，在藏语文化界，龙仁青一连串的身份中排第一的应该是翻译家，他是仓央嘉措的译者之一，他翻译藏传佛教的活佛传和各类佛教文献，他的译著如山。写过《情歌手》、《牛奶和咖啡》小说的龙仁青会写歌词，在青海，在北京，那些在我看来异常英俊和美丽的藏族歌手们，对龙老师抱有崇高的敬意，他们静候龙老师诗意萌兴时刻的降临，等待他用汉语或藏语写下动人的歌词，那些隐匿游弋在汉藏两种语言中、跨越青海湖与北京的万里空间、穿梭今夕记忆的微妙情感，也许只有与他们分享共同语言与经验的人才能表达。听龙仁青藏语歌唱，我们听出了熟悉，熟悉的忧伤爱惧，也听出了异样，异样的是唇齿间陌生的音节气韵，无边的想象和据此及其他而生的怅惘。

龙仁青实在有别于我们对作家的一般想象——或满身泥土，或宅居书斋，或时尚、国际或文青的范儿，他有太多别样丰富的内涵，我相信，他的丰富与别样来自环绕着他的青海的“息”。因此，即便龙仁青为数不多的作品体裁大多是“短篇小说”，他的“短”，也从不让我有逼仄狭窄之感，他的“短”，从不捉襟见肘、磨牙费嘴、数米量盐、游尘土梗，龙仁青之“短”包含着阔大无限，流淌着澎湃元气，他技巧不灵，心思不巧，才情不敏，纵使主题不脱反思现代性的窠臼，人物不外牧童、少女与儿郎，但是，他的小说，的确是好小说。小说家龙仁青鲜少夸耀或自矜，他自阅读学来那套文学“乡愁”的伤感与悲情，被元气与阔大所调和，恰到好处地打动了我，正如他的天真和淳朴维持在绝假存真的水准上。

真的不应该对龙仁青这样的作家提出一厢情愿的请求，哪怕这请求是出自好意——多写一点吧，多写一点小说，不要浪费你的才华、经验和文化资源。记不清我是不是也一厢情愿过，应该有的，这些话，听起来耳熟，说起来顺口。但是，我知道，那不过是一种狭隘、固化和僵硬的认识，仿佛文学是高于一切书写和文化工作的纯粹而排他的事业，仿佛小说的文体地位真正至高无上，研究过悲剧兴亡的本雅明就不这么乐观，他说，谁也不能保证小说有一天不会死亡。是啊，悲剧这样古希腊城邦的精神支柱的艺术类型，人家才是欧洲史上至高无上的文体，最终也伴随古典文明的消亡而彻底消失，谁又能保证19世纪才清晰起来的小说能永生不死呢？在这个意义上说，龙仁青的工作，哪一项都是重要的，与他的小说同样重要。

龙仁青对自己的写作亦有判断。翻译作品除外，他说，我不会在任何民族类的文学刊物发表原创作品，也不会参与任何民族文学类的评奖活动。这并不是出于对民族身份的排斥，而是不想让单一民族标识以及关于民族的歧见，妨碍他对青海乃至中国多元文明的热爱和欣赏。我们的民族观念越来越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缠绕纠结在一起，这个汉语词对应两组不同的英文词ethnic group与nation，其政治性常被混为一谈，乱成一锅粥。我们的中国自古就是多个民族（ethnic groups）组成的王朝，王朝的基本疆域之上坐落着今天我们的国家（nation），悠悠历史，各民族之间经历过太多次血统和文化的融合，如何能分得泾渭分明？龙仁青说，龙是汉族父亲的姓，仁青是藏族名字，他是“民族”混血，而我的父母分别是河北人、山东人氏，汉族，然而，我和龙仁青相见后，他从我脸上看出了藏族姑娘的特质——新疆、云南的朋友们，也依据我的外形客气地把我视为本族。血统、身份在龙仁青那里不是边界，而是重叠交织的馈赠，他并不“你们如何，我们怎样”，并不把民族标识视为一种文化与任何楚河汉界划定后的差异，他的小说和他，让我再次领悟，我们是如此丰富而多样，我们亦有那样的生活，我们尚有别样生活的可能。会汉藏双语的龙仁青说，青海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我看到写作展示出的一种可能。这多么好，有这样志向的朋友，在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