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忽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之“伪”和诗歌之“恶”。媒介话语一旦受到追捧成为一种主导性权力，这种媒介就不可能不偏不倚。资本和媒体塑造并规训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更多的人却是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随着个人、团体、机构等对诗歌节、诗歌奖和诗歌活动以及诗歌出版、传播的深度参与，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包含炒作、营销因素在内的持续升温的诗歌局面。资本话语和媒介话语进一步形成了权力话语，并进而导致了泛诗歌、伪写作、恶俗诗人的大批出现。

时下的诗歌批评者不仅缺乏批评的勇气，处于无效的失语和不作为状态，而且还沦为了文化投机者和捡拾诗歌垃圾的人。”

与当下诗歌的火爆、分化、裂变、多元和无序的状态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无力的失语的甚至不作为的诗歌批评。诗歌批评深入当下、直指命脉、一语中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能力普遍偏弱，更多的批评者沉浸于碎片化的诗歌文本“咀嚼”和诗人个案的“表扬稿”。与此同时，倒是越来越多的几无标准和建设性可言的资本批评、媒体批评以及无节操的诗歌批评正在大行其道。尤其是一些不负责任、只以眼球经济为惟一驱动力的媒体夸大了诗歌的负面性。而在新媒体平台上，持不同立场的各种诗歌流派、团体的诗人之间的相互打压、嘲讽、对立甚至敌对状态越来越严重——这与交互性的媒体功能形成了反差，甚至诗人间动不动恶语相向、进行人身攻击已不是个别现象。

新媒体的多重功能

当下中国诗歌乐此不疲、目迷五色的热闹场面几乎前所未有。与之相比，即使上世纪80年代火热一时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也是相形见绌而上不了台面的。时下主导性的诗歌表象以及多种合力形成的普遍印象是各种文化资本的介入，同时，近乎革命性的新媒体和自媒体几乎是一夜之间使得诗歌回暖、升温、火热、繁荣，叫好声赞叹声不绝于耳。这对于一向自嗨、自洽、自我的封闭性循环的小圈子诗歌生态而言自然是一种“乐观化”、“大众化”的与时俱进和某种程度的纠正——从诗歌文体的本质而言其恰恰是安静的、自我的、小众的，而一时无两的媒介交互性和强社交功能使得诗歌话语权、自主权和主动权转向了“个人终端”和“大多数”。在多种渠道的文化资本尤其是崭新媒介带来的诗歌“红利”利益均沾的同时，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诗人、评论家以及文学教育从业人士却在乐观、进步的表象下恰恰忽略了资本和媒体环境形成的诗歌之“伪”和诗歌之“恶”——一边是王婆卖瓜，一边是牛二横行。尤其是公众、诗人和研究者对新媒体话语的认识不仅不深入、不全面、不客观，而且是几乎忽视了媒体话语的多重性功能。事实是，媒介话语一旦在一个时代受到追捧成为一种主导性权力的话，这种媒介就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且恰恰是形成了话语的强大伦理功能和社会效应，“媒介的形成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尼尔·波兹曼《媒介即隐喻》）。主流和主导性的媒介显然更具有强大的过滤、塑造功能——“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甚至无形中形成了新的洗脑方式，这是一种柔软的近乎天鹅绒监狱一样的新一轮的规训，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都是如此。资本和媒体塑造并规训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生态，更多的人却是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这样说并非无视资本和媒体的积极功能。

已近乎明日黄花的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以及正逢其时的诗歌微信群和公众号都使得缺乏共识、辨识度和公信力的现代诗进一步被稀释、压抑和遮蔽，尚未达成的统一性被进一步解体。这样说并不是忽视诗歌的当下“战果”，而是要强化“伪”与“恶”的“诗歌病”正在无孔不入。我想到一位诗人的一段话：“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尽管对粉丝文化的观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肯定是击中了一部分要害所在。可是，资本和媒体的消费和盈利法则以及对诗歌生态形成的不良效应，在批评家那里却是无视的——不该为此脸红羞惭吗？

资本话语与自我加冕

这种“伪”“恶”最刺眼的表现就是“自我加冕”。君不见过江之鲫一样的籍籍无名的诗歌写作者转眼间就成了“网红”，不知几斤几两更不知廉耻地欢快地冠名为“著名诗人”、“实力诗人”、“杰出诗人”、“国际知名诗人”……似乎很多诗歌写作者（不能与“诗人”画等号）一下子就跨入了世界五百强，这是真正的厚颜无耻。更为严重的后果还在于，资本和媒介媾和机制下诗人的自我加冕、投机钻营还导致了受众对现代诗整体水准的误判，并进一步加剧了诗歌的分歧，混淆了诗歌标准。其中各种文化资本的频繁介入和持续发力使得诗人的写作心态随之转捩。诗人在以往的文学界以及社会公共认知范畴内一直体现为“象征资本”，即诗人的效应是通过代表作更多体现为社会名声和知名度，而并没有太多具体可图的经济利益。当年的诗人昌耀为了能出一本诗集不得不四处发征订广告。而时下随着个人、团体、机构、地方的资本和市场运作对诗歌节、诗歌奖和诗歌活动以及诗歌出版、传播的深度参与，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包含炒作、营销因素在内的持续升温的诗歌局面。

资本话语和媒介话语进一步形成了权力话语，并进而导致了泛诗歌、伪写作、恶俗诗人的大批出现。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几百个诗歌奖以及上千万元的奖金对诗歌写作者形成了极大的诱惑。诗人因为能够获得一杯羹和占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而蠢蠢欲动。在这种经济驱动之下诗人的创作心态可以想见。而更为滑稽可笑的是随着诗歌写作者社会身份的极其多样性，很多个人资本介入到诗歌生产的各个环节，甚至出现了自己出资办所谓的国际诗歌奖给自己颁奖的闹剧。有一位男诗人经济实力雄厚，发帖邀请几百个女诗人为他写情诗，并出资让这些女诗人免费港澳游。这些伪诗人正急于为获奖写作、为基金写作、为红包写作、为采风写作、为浮名写作。

无能的写作和无能的批评

一拥而上的伪诗人、伪诗歌又进一步激发和扩散了诗歌之“恶”——恶意、恶搞、恶评、恶习、恶俗。媒体和资本媾和之后发作的是“伪”“恶”并发症——写作虚荣心的爆棚，诗人空前自恋而极度排斥，写作物欲和经济目的性导致功利心的极度膨胀。各种平台和活动现场诗人之间的“互粉利益”、“哥儿们习气”、“拉票法则”、“打赏刺激”、“红包效应”使得毫无底线的吹捧、自嗨、自大泛滥。点击率、转发量、点赞和打赏又进一步强化了写作的虚荣心、诗人的表演欲空前强烈，伴生着急于被认可的浮躁心理，“追求现世现报的‘明白如话’、‘幽你一默’，以恶俗和肉麻当有趣”（陈超）。而时下的诗歌批评者不仅缺乏批评的勇气，处于无效的失语和不作为状态，而且还沦为了文化投机者和捡拾诗歌垃圾的人。伪诗和垃圾诗的无处不在形成了格雷欣法则，那些安静的诗人和优秀的文本反而进一步被遮蔽，进而使得诗歌的甄别、筛选机制受阻。当下纷至沓来的灌水、互粉、舔屏、炫技、小聪明、扮酷、卖萌、耍帅、献丑、揭私、自爆形成的是诗歌写作中的恶俗现象——低级的励志、作料过期的鸡汤、新闻化的快餐、现实的表层皮屑、观光客的见闻、琐屑的世故、温情的自欺、思想的余唾、文化的二手贩卖、伪民族风、情爱奇观、窥私症患者、精神病式的呓语、专断的民粹、作秀的老派、自封的异见领袖以及低廉的吹鼓手等等。这些三观不正的伪诗、恶诗还少吗？当这些“伪”“恶”之诗在文化资本和新媒体（跨界传播）的参与下招摇过市的时候，它们不仅混淆视听，而且居然还在大量的拥趸粉丝那里具有摄人心魄的蛊惑力和号召力，并招揽了一大批的仿写者和追随者。这是一次假面舞会的狂欢，是自我加冕的小丑招摇，是不可遏制的诗歌传销，也是诗歌道德的又一次被绑架。不断褊狭和道德化的诗歌生态使得媒介和资本拜物教正在形成，尤其是微信的原教旨主义教徒正在发生效力。诗人的精神生活正在资本和媒介法则中被逐渐抹平，诗人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振臂一呼的民族代言人和时代精英，也不再是多样性现实的有力见证者，不再是时代文学风潮的先锋和弄潮儿，而是沦为了恋物癖、自恋症、自大狂，充斥了恶俗的市侩气。很多诗人和批评家正在成为欣欣然的诗歌活动家——无能的写作和无能的批评。

诗人的“个人才能”与“时代”、“现实”和“传统”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任何虚伪、丑恶、自大与浮躁都是一时烟云过耳。面对发达资本与媒介时代的诗歌“伪”“恶”以及批评的不作为，面对分化、分层的诗歌现状，亟待重建写作者和批评者的尊严。我们发出的吁求是重新做一个诗人，重新做一个批评者。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