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百年新诗再出发 

今年是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在一百年的历程中，中国新诗深刻介入了现代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了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凝聚了中国人的精神。可以说，中国新诗和中华民族一起走过了20世纪最为艰难险阻的道路，并在其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是同步的，而在精神和艺术层面，中国新诗引领着中国人的现代步伐，刻画着现代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新诗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在民族危机最为严重时刻的自我批判、反思与转型。在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倡导下，中国新诗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抒写着时代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巨大活力和生命力。在抗战时期，中国新诗是民族解放的火把与号角，中国诗人和中国民众一起经历了民族的苦难和艰苦的奋斗，并从中迸发出民族觉醒的巨大吼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中国新诗开始更自觉地探索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巨大的热情描绘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抒发对民族独立的赞美，呼唤理想的未来社会。在新时期，中国新诗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以先锋的姿态抒写着时代的心声，为当代中国人打开了新的思想与审美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面临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口，中国新诗总是以其敏锐的心灵与触觉，走在时代前沿，呼喊出时代强音。以历史眼光来看，中国新诗的历史就是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史、心灵史与精神史。

在美学上，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一直生存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两大传统的阴影之下，尚没有形成自足的或稳定的美学传统。在当代中国，“什么是好诗”仍然是一个并不确定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新诗，也不能简单地遵循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有其独特性，但也有与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共通性，需要我们辩证地分析与把握。中国新诗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在传统中国及其文化更迭过程中产生的，伴随、参与着现代中国及其文化的诞生，并在其中有着先锋性的作用；而其共通性则在于，它同样是人类经验情感的美学呈现与结晶。

中国新诗在一百年中，其发展过程充满种种“断裂”以及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争论，其美学标准与评价体系也在剧烈变动中，充满不确定性，因而尚未形成足以与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相抗衡的成熟的审美体系，以及可以为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美学趣味与形式特征。不过，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中国新诗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于它与现代中国及其变化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在于它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这不是一种圆熟的美，也不是一种标准的美，而是一种全新的美，一种当代中国的美。而要创造这样的新的美学，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当代中国人丰富复杂的生命体验转化为新的诗歌，以及这样的诗歌如何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凝聚起时代精神。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新诗既要借鉴现代西方诗歌的经验，也要继承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而更重要的是从当代中国人鲜活的生命经验中汲取力量与美感，并以巨大的创造性赋予其新的诗意和新的审美感觉。在这方面，中国新诗需要摒弃精英化、西方化和现代主义式的简单标准，在新语境中继续探索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并在与民众的结合中寻找中国经验新的美学表达方式，抒发中国情感，凝聚中国精神，努力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新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