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治辰：从新文学的起点返观新世纪文学  

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辞：

丛治辰的《上海作为一种方法——论〈繁花〉》,论述了长篇小说《繁花》构筑“纸上的上海”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分析了它作为一种方法，蕴含着如何理解记忆和历史的多重可能性，其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作家论”。论文见解独到，论述合理，才识俱佳。有鉴于此，评委会决定授予其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丛治辰

“百年新文学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这个主题的两个关键词都让我感到难以把握：“新文学”经过百年发展，纷纭复杂，其内部充满此消彼长的相互作用与争夺，以此为“视野”，究竟是怎样的视野？而“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尽管已经被讨论很久，但似乎除了时间定位的意义，始终难以从内在特征加以概括和梳理，因此我们所说的新世纪文学又是怎样的文学？当然在此时谈论这一话题有着特别的意义，那些如今已成巨人的文人学者们，就在恰好100年前将中国文学带入现代，逐渐形成新文学的灿烂图景；而由于某种关于时间阶段的莫名轮回信念，我们难免期待100年后的今天，文学与文化都会有一次再出发。所以在这一主题下，我宁可暂且不去考虑新文学百年来的复杂性，而回到100年前的原点，思考那时候巨人们的探索，对于今天会有怎样的启发。

大略而言，我以为在上个百年之初，那时的知识分子至少在三个层面深入地思考了“新”与“旧”的时代命题：其一是基于家国情怀的思考，20世纪初叶的中国，所有文学与文化的命题，无不在民族国家的大命题之内；其二是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考，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作用与位置；其三是关于文学的思考，那当然涉及书面语言的更替、文体的变化与创生，以及文学之于外在世界的意义等等。

就第一个层面，新世纪文学至少面临着两重困难。第一重困难是，我们经历过文学与政治过度亲密的时代，那时候文学活力的衰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向事情的另外一端努力，不再愿意触碰宏大主题。更何况，一个日益碎片化的“小时代”很快就来临了，宏大之物似乎愈发被琐碎之阵淹没，变得难以把握。因此随着越来越年轻的写作者成为创作主力，新文学之初那种立足于文学之外的伟大理想，在文学当中越来越萎缩。当然，20世纪80年代去政治化的文学立法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创作者，这一方面使他们可以放心地回避崇高，沉湎琐碎，退回个体；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他们沾沾自喜于所谓文本内部的历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还能看到那么多“伪先锋派”的原因。但是在经历过那样一轮极端的形式创新之后，纯粹的形式层面还有多大的潜力与空间？而那曾经将文学从禁锢下解放出来的呼吁，换了一个时代是否同样也会构成压抑它的力量？今天文学的自说自话，其社会效应的整体退败，是否应该回到这个层面加以反思？第二重困难是，其实当然很多作家，仍在关切着宏大的命题，但是这种关切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是能动的，还是惯性的？是富于创造力的，还是机械重复的？新文学之初的那些知识分子们，是带着真实的社会问题投入到对宏大命题的思考，他们真的探索症结所在，他们不断地创造世界观和解决方案，而今天我们往往看到的却是陈旧观念的一再重复：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巨变，社会结构如何重构，对于历史的态度都仍立足于简单的立场与逻辑。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写作者的勤奋问题：所谓勤奋不仅意味着不断写作，关键在于是否写出了有效的作品；作家的勤奋不应该是在敲打键盘的体力劳动层面，而更应是在精神层面，在思考能力的层面和世界观的层面。不能不断思考真问题，而重复老调子，我以为算不上创作。这实际上已经涉及第二个层面，即新世纪的作家们，如何体认自己的身份与位置？

关于第二个层面，我想从创作的初衷谈起。今天仍然可以读到不少前辈作家的回忆，在溯及自己为什么踏上文学道路时，他们会说是为了脱离农村劳动，为了到文化馆工作，为了吃上国库粮……他们还会强调文学是个手艺活儿，而自己是个手艺人……这当然也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历史时期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我相信，也确实有相当的真实性。但时至今日，依然不断重复这样的“忆苦思甜”，就或多或少构成了前辈们有意无意的“欺骗”，让不明就里的年轻人上了当：也许最初开始创作，真的是因为这样那样形而下的原因，但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吃上白面馍馍而干文学这个行当，何以能够坚持到现在？在今天物欲横流的时代，这点动力完全不足以支撑工作热情，这个事情说不通。因此前辈们的这类自诉，其实更像是在一个侈谈理想的时代羞涩地隐藏起了自己对于文学、对于文化以及对于这个时代的激情，与胸中“莫名的大志”，这是更年轻一辈从业者不可不察的。回溯新文学之初，那时候所谓职业文人的观念，还没有那么根深蒂固。尽管如今已经有太多研究，探讨新旧交替时代的现代报刊新闻业与职业知识分子的生成，以及他们与新文学的发生之关系。但那时的写作者职业化程度较之今天是差得多了。我们也总是会提起鲁迅对自己职业的不断选择，选择何种职业取决于他内在的精神诉求与宏大理想。而今天有多少从业者仅仅是将文学作为一份职业呢？如今我们常常感慨难于看到挑战阅读经验的作品与作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可以在从业者自身身份认定的层面找到病因呢？正因为我们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专业分工下的某一职业，因此我们很容易变得机械、僵硬、保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追求既定规范内的精致完满而不愿越雷池一步。最初我们或许是出于得失考量而拒绝新鲜事物，但久而久之那将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审美趣味，一种难以看到创新激情的审美趣味。

在前文对当下继续探索文本形式实验的做法表达质疑之后，再来讨论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似乎有点矛盾。因此似乎有必要再次强调，我所质疑的只是那些缺乏难度拾人牙慧的实验，是那种无法将文本的创新与内涵的深掘有机结合起来的实验。而在诸多方面，对于文学新的可能性的探索，当然始终是我们应该予以不断关注的。这诸多方面，当然不仅仅在于扭曲小说的机构，颠倒小说的时空，复杂小说的叙述，而还应该包括对文学组织机制、生产机制、流通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探索，包括在新技术条件下新文体的生成与有效发展等问题。就此而言，网络文学当然是应该放在这一层面讨论的话题。这一借助新的传媒手段而产生并在各个相关领域（或者说尤其在相关领域）充满蓬勃活力的文学奇观，看似新鲜；但是考虑到新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新闻出版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这也不过是百年新文学系统之中的老问题：无论我们从通俗文学的角度来考量其文学特征，还是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探讨其之于文学制度、社会组织的有机作用，都不必大惊小怪。有趣的或许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这样一个似新还旧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我们的认知系统中，并找到一个办法，有效、健康和更加富有活力地将之纳入到文学版图中。今天我们已经过多地关注了网络文学，但是似乎除了为资本提供IP，还没有其他可以看到的成效。尽管在资本运作的层面，网络文学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的阶级差异、新的不公正与新的压抑，但是在文学层面却依然混乱，依然莫衷一是。将网络文学理解为某种超级通俗文学大概是传统文学界最能接受的论述方式——这在新文学之初，甚至之前都同样曾经流行过。如今众所周知的是，我们认作巨人的那些新文学主将，论当时实际的读者数量，可能远不如同代的通俗文学作家们。但即便像张恨水这样销量巨大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作者，其作品同样也展现民间疾苦，也涉及抗战等严肃话题。但是今天的网络文学呢？在纯粹的娱乐性之外，提供了多少坚实的东西？“发迹变泰”是通俗文学的永恒主题，自古就是通俗文学提供“爽度”的无上法宝，在网络文学中亦复如是，只是更像是电脑游戏中的“打怪升级”。但是如何发迹变泰，为了什么要打怪升级，而发迹变泰或打怪升级之后又做些什么？这之间是有差别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张扬的是小生产者的勤劳和对爱情的忠贞专一，而如果缺乏这样的价值导向，只剩下对于力量、权力、金钱的纯粹崇拜，其中还会有基本的文化自觉吗？就此层面而言，网络文学这个新世纪以来最大的文学奇观，实在又很难放在百年新文学视野中加以考量。而从评介、研究、引导与组织的角度，是否也有可反思处？是不加分辨地单纯按照粉丝、收入的排行榜去团结网络作家，还是另立我们的标准？我们有没有责任肯定某些网络文学，而否定另外一些？大IP就一定是好的吗？在资本与掌声之外，我们有必要盲目地跟风给他们再加冕一顶文学的桂冠吗？这可能都是在新世纪的语境中，面对新的文体变迁，文学从业者需要在百年前巨人们的经验下去考量的问题。

前面谈过，新文学之初的知识分子们至少在以上三个层面思考问题，但思考的都是关于“新”与“旧”的问题。这是现代性笼罩下不能逃脱的命题与思维方式，因此百年新文学的视野，本质而言是现代性的视野，是时间的视野。因而之所以回到新文学之初去寻求资源来返观新世纪文学，当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将当前的文学继续向前推进。不难发现，前此提及的新世纪文学诸多问题，其实恰恰是百年新文学发展过程当中所积存的。百年新文学本身或许也已构成某种“旧”了。所以关于“百年新文学视野中的新世纪文学”这一主题，或许最好的结论是：对新世纪文学而言，最好的情况就是不断走出百年新文学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