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莫言上学 

　　本文作者是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学时的同学，他们直到今天仍然是朋友，也是创作之路上的同路人，对于莫言的文学创作，有很真切的感受。

　　莫言，原名管谟业。当兵前只上过小学五年级。这就是莫言的基础，也是他的“起跳线”。

　　“我自己写的”

　　莫言小时候非常调皮，而且嘴碎，爱胡闹、捣乱，为此还受过处分呢。一次，他看见同学刚买了瓶钢笔水，便说：“我一口可以喝掉。”那同学不信，他二话没说，拧开盖儿，一仰脖子就喝干了。满嘴蓝牙，狰狞恐怖，加上他一傻笑，把老师都给镇住了。讥讽他说：“好啊，管谟业同学肚子里有墨水啦，是咱班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不久，学校放电影《农奴》。散场后，莫言图谋不轨地对同学们说：“学校是监狱，老师是奴隶主，班干部都是狗腿子。只有咱们普通同学是奴隶。”这话说得显然有报复老师的味道，很快便被警惕性很高的同学告到了学校，于是便有了结果——给了小莫言一个警告处分。

　　虽然这件事逼着莫言努力表现，最后撤销了处分。但参军后每次填表，尤其看到“受过何种处分”一栏时，莫言内心里都要翻腾一下子。他对我说：“这件事，逼得我半辈子没敢抬头，更不敢挺胸。”

　　在小学，唯一值得莫言夸耀的，是他写作文。别的同学老是面面俱到，语言也多是干巴巴的。莫言不同，他把场面上的事一笔带过，留下笔墨写他认为最精彩的，写人物动作、表情，写同学们奔跑时额头上的汗珠子，写映在地上的影子怎么和天上飞的燕子的影子叠在一起……

　　一次放学，老师把莫言留了下来，问：“你这篇作文是从哪抄的？”莫言说：“我自己写的。”老师不信，非逼他再写一篇，而且要他马上写，不能回家，说：“题目《抗旱》，写吧。”

　　莫言走投无路，只好铺开纸、提起笔，写开了。写完往老师面前一推，老师看了，“咦咦咦”地说：“人不可貌相，确实不错啊。”第二天，便将莫言的作文当范文给中学生们朗读。由此，这个老师彻底改变了对莫言的看法，还常去他家串门，并嘱咐他多读书。

　　当时农村没电，为了省油，莫言家的那盏油灯挂在堂屋的门框上。灯火如豆，光亮有限，莫言个子矮，脚踩在门槛上才勉强能就到灯光。天长日久，门槛儿竟被他踩出个豁子。那时的小莫言，几乎读遍了《苦菜花》、《红日》、《保卫延安》等等红色经典。

　　一次他读欧阳山的《三家巷》，当读到他爱慕的女主人公区桃牺牲时，竟趴在牛栏里哭得昏天黑地。老师听说了，道：“这孩子，太复杂，长大咋办呀？”

　　在部队这所大学校

　　一个人，说长大，就长大了。而长大的标志是什么呢？1976年初，在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莫言发现了两个重要的职工：一个是公社武装部部长的儿子，一个是武装部副部长的侄子。要么说莫言早慧呢，他悄悄地向这两个人靠拢，有意识地跟他俩人搞好关系。

　　莫言说：“这很小人啊，但往年贫下中农的孩子成群结队，什么好事儿也轮不上我，跟他俩搞好关系，以后当兵就有希望了。”果然，征兵开始了，莫言迅速报名，立即给这两个“好兄弟”写信。还别说，真顶用啊。入伍通知书都是民兵连长亲自送来的。虽然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但莫言心里明白，他这个小人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来到部队后，新兵莫言各方面都很努力。办黑板报，写广播稿，还当了文化教员。可怜莫言只上过五年小学，他差不多把所有能请教的人，都请教了一遍。有个无线电技师，数学特别好，他便缠着人家给自己补课。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政委来视察工作，单位领导汇报了莫言的情况，并说：“不提起来就可惜了。”政委说：“好，我明天听听他的课。”

　　当天晚上，莫言就把三角函数那一节的三道例题，背了个滚瓜烂熟。第二天一上台，便口若悬河地讲开了。声如洪钟，把隔壁授课老师吵得无法上课，而他呢？连书都不翻，板书公式、例题及定义，全是一甩而过——潇洒啊。

　　他们政委是老牌大学生，下了课就问莫言：“小家伙，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莫言咧着嘴笑，说：“我哪上过大学呀，农村来的。”那时，莫言已在《莲池》发了四五个短篇小说，政委向总参干部部汇报说：“这个兵，又踏实又有才，能讲政治、语文、数学，还发表了小说，地方作协认为很有潜力。虽然25岁超龄了，但作为干部，还是蛮年轻的呢。”领导听罢，当即就表了态：“好，你们打个报告，我们特批。”

　　就这样：1982年7月28日，被莫言终生铭记。这一天，他被破格提为军官。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成立文学系，面向全军招生。莫言听说后，几乎是不管不顾、横冲直撞地跑到了军艺。

　　接待莫言的是青年诗人刘毅然，他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是报告词儿：“报告首长！总参谋部管谟业前来报名！”毅然笑着儒雅地说：“报名早就结束了，你怎么才来呀？”

　　于是，莫言便把自己才知道消息，怎么说服领导同意，怎么千辛万苦找到军艺的经过，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毅然问：“带作品了吗？”“带了！”莫言从挎包里掏出自己的全部作品，其中还有著名作家孙犁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副刊上，点评河北小说的一篇文章。莫言生怕毅然不知道，用手指着说：“这是孙老的文章，还点评了我的小说。”后来，主任徐怀中果然认真看了他的作品，尽管当时报名时间已过，还是特批莫言参加了考试。莫言也不负恩师抬爱———考试以文化总分第二、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军艺文学系。

　　“管谟业是谁呀？”

　　然而，还没容莫言高兴呢，巨大的压力就逼得莫言失去了笑容。他们班光是获过全国大奖的作家，就有李存葆、宋学武、钱钢、李荃等等。

　　“管谟业是谁呀？”当时系里一来信，就是一大堆。莫言的信不多，但同学们倘若看到，总要这么问一声。莫言很压抑，心想，我来快一年了，还不知道我是谁？

　　莫言先写了一篇作业，叫《天马行空》，文中发泄了他对许多同学不把他放眼里的不满；之后不久，系里召开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作品研讨会——机会终于来了。莫言在会上把这部人人说好、个个赞扬的小说，贬得是一塌糊涂。

　　莫言说，那根本就不是小说，有点像宣传材料。这一通话说得太过分了，有点忘了当初受处分了。而李存葆则表现出了老大哥的涵养，自始至终一声未吭。

　　过后，我问莫言：“你是怎么说的？”莫言说：“原话真是记不清了，但确实很粗暴、很野蛮，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太过分、太不应该了。”

　　是的，否定一个人很容易，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行了，但有本事你拿出让大家公认的好作品呀？莫言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莫言这小子是有点造化”

　　自研讨会后，莫言的压力更大了，每天都沉在忘我的写作中。不久，《透明的红萝卜》等四五个中篇面世。莫言说：“李存葆大哥是个真正的大男人，有胸怀、有涵养，对比之下我真的很惭愧。存葆大哥看了我的《白狗秋千架》后，赞扬我说‘莫言这小子是有点造化’，让我很感动。”

　　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也是逼出来的。1985年总政召开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一批老作家忧心忡忡，大有深恐后继无人地说：“苏联卫国战争只打了4年，可描写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一批又一批，眼看着我们就写不动了，而青年作家又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办呀！”

　　怎么办？莫言接过话头，说：“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参加过演习；我们虽然没有打过鬼子、杀过人，但在家不还杀过猪、宰过鸡，咋就写不出来呢？放心吧，我们不是吃白饭的。”当场就把老人家顶了回去。一位著名的老作家显然生气了，站起来斥责莫言说：“年轻人呀，别太狂妄！”

　　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好交给创作了。莫言说，当时就憋了一股气，非要写几部战争小说给他们看看。于是，便有了《红高粱》、《高粱殡》、《奇死》等一系列战争小说。我以为，这倒不完全是逼出来的，而是有了创作储备之后，突然有个刺激，一下子就把想象力和创造力调动了出来。莫大师应道：差不多。

　　立即转业

　　其实，莫言一直都有人批评，包括《红高粱》等有定论的作品。最厉害的是1996年针对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一系列——“行动”。那已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文艺评论，告状信直接寄到了公安部和部队的保卫部门。

　　为了不连累一直关怀和帮助莫言的部队领导，莫言决定：立即转业。他对我说：“高今是你们班的吧？”我应：“是我们三届的啊。”莫言说：“就是高今帮我联系的工作，现在就住我楼下，常来玩。”

　　想想莫大师，这么一位驰名中外的大作家，也有被人逼入窘迫之境的时候，顿时有股寒流如利剑般穿心而过。莫言说：“很多批评，甚至很过头的批评，我都能容忍和理解。比如李建军，他是彻底否定我的《檀香刑》，最少说明他认真看了我的书，没有在政治上给我上纲上线，是发自内心的，我完全可以接受。我不能接受的，是无限上纲，是‘文革’时期的大批判。”

　　自1989年莫言来军艺给我们第三届同学讲《小说的矛盾论》至今，我每次见他，都试图摸到大师内心的激流。只有说到对他的批评时，我才体会到莫言的疼痛。而惟其疼痛，莫言才在听到一些西方批评家批评他，说他“总是走中间道路，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时，便忍无可忍地迎刃而上了。

　　(本文作者系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