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刘慈欣式的科幻小说究竟为何好看  

　　王晋康新作《逃出母宇宙》是一部灾难小说，而且把灾难演绎到了极致：身患绝症的年轻的民间天文学家楚天乐发现整个宇宙得了绝症，已开始剧烈地收缩，太阳系将在近百年内毁灭，但以楚天乐、姬人锐、鱼乐水为代表的科学精英们仍拼搏不止，试图使陷入绝境的人类重获生机。故事情节曲折跌宕，一次次地峰回路转，又一次次地陷入绝境，最后被告知，这场灾难不过是上帝打的一个“尿颤”，是宇宙肇始期间“暴胀——急停”所遗留下来的一片涟漪；这还不算完，狂欢的人类发觉，其实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小说将人类与宇宙灾难的生死博弈写得波诡云谲，变化万端，高深而莫测的宇宙一次次试炼着人类生命力的强悍与否，而正是在这种胜算寥寥的拼死一搏中，充分展现了人类生命的庄严和强旺。小说多次将太空探险与地球文明史上的那些地理大发现、民族大迁徙并置而出，给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一种恢宏的审美气势。

　　刘慈欣评论道：“在大部分末日题材中，末日像一堵墙一样轰然耸立在人类面前，但《逃出母宇宙》中的描述更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小说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了人类对灾难的逐步认知过程。”的确，在叙事技巧上，作者善于设悬，情节发展如层层推进的波浪，将小说的张力保持到了最后。更难得的是，这种叙事上的悬念，恰与科幻构思的层层推衍相叠加，浑然一体，充分展现了科幻文学独有的魅力。

　　中国科幻文学领地较小，却也历经百年发展，由于种种原因，曾数次断流，自上世纪90年代始，才渐有复苏迹象。在主流文学评论者视域之外野蛮生长的中国科幻文学，在平稳发展中渐趋活跃，这个时段现在被称为中国科幻的“新生代”。其间产生了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知名的科幻作家，尤其是刘慈欣的《三体》，在国内外赢得很高的声誉。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科幻文学的存在不容忽视。

　　中国科幻“新生代”的创作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度。或许是这种文学品种有其特殊性，对它的欣赏要克服某些思维惯性和知识缺环使然。比如：同样致力于人性的挖掘，科幻文学更关注整体的人性，而非个体；在现实与未来之间，科幻更多地关注未来，关注科技对人类的异化，而主流文学基本上还是面对历史背对未来；科幻尤其是硬科幻非常重视“科幻构思”，以构成文学表达的重要手段，等等。

　　文学是人学，科幻亦然。《逃出母宇宙》好似一部太空版的《活着》，闪耀着坚忍卓绝的人性光辉，小说人物内涵丰富。如擅长权谋，不受道德约束，但能坚守底线的姬人锐，令人联想到张居正式的儒家能臣；另一个是出身黑道、飞扬跋扈、自私贪婪的巨富褚贵福，他为了让亲人(包括几房小妾及庶子)的基因能首先逃出地球，裸捐家产以建造“褚氏号”飞船。在人类整体面临绝境的情势下，他的大私转化为大公，时势造就了这一特殊“英雄”。

　　科幻文学有软硬之分。其中硬科幻作品注重所谓的“科幻构思”，即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某种设定。《逃出母宇宙》的设定是：真空可以湮灭成二阶真空并释放出微量的能量。这个设定显然是架空的，但作者从这个架空的“公理”出发，进行了丝丝入扣的“外推”，书中描述的诸多科学奇观，如虫洞式飞行、亿倍光速飞船、透明球等，奇异瑰丽又真实可信，颇具文学感染力。诚如刘慈欣所言，作品融入了物理学和天文学最前沿的知识，展现了宇宙演化的总体图景和时空最深处的奥秘，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哲理。

　　在中国科幻一线作家中，王晋康先生老当益壮，自言是“站在过去看未来”。确乎如此，他的作品立足科技前沿，展开最大胆最狂放的想象，而又能稳妥地将这些安放在清晰的科学理性中，纳入看似传统的文学手法中，融化在典型的人物的塑造中。读他的作品，你能清晰地触摸到中华文化之根，中原文化之脉。他的作品，既坚守传统又超越传统，追求创新。

　　当今文坛，文学格局已然发生变化，新生代作家的出现，以惊人的市场业绩和全新的文学特征改变着传统文坛的状况，但他们大多不愿再承担传统作家的文化使命，不愿肩负传统文学的载道重任，他们关注的是人的现实体验和即时性的消费感受。具体到创作中，传统的宏大叙事、史诗性和全景性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有意思的是，这些文学责任和文学传统却在科幻小说中，如刘慈欣和王晋康作品中得以传承与发扬。他们的小说多以宏大叙事，多以上帝的目光，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来赢取读者的广泛追随。科幻小说是最具未来性的文学品种，他们把未来与传统熔铸其间，统筹兼顾，在坚守文化责任和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取得了非凡的市场业绩。可以说，中国科幻已经开始突破小众走向大众，因此，科幻文学特别值得读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