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堃：让历史告诉未来——记话剧《谁是强者》的诞生 

　　34年前的1980年早春，乍暖还寒。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在座谈会的闭幕式上，胡耀邦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真正做到八个字——“敢想敢干，百折不挠”。他解释说：“我觉得当前最可宝贵的就是这八个大字。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学艺术新的大繁荣时代，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艰苦的事业，你不敢想敢干、百折不挠，那怎么干得成！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忽然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激情地举起双手大声疾呼着：“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顷刻间，会场里先是一个震撼后的失语停顿，接下来便响起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不少人还流出了难以控制的泪水。我作为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剧作家，也深深为之动容了，眼睛红润了，心跳加速了。

　　在那之后不久，我便按照北京人艺的总体部署安排，深入到东郊的京棉三厂去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然而，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诸多新型的社会矛盾摆在面前，特别是尖锐、复杂、深刻、多变的社会矛盾摆在面前，我真是有些难以理解、犹豫不定，甚至裹足不前了。那么，文艺创作到底要不要真实地反映这些矛盾冲突呢？我不敢也不能找出答案来。当想到要触及某些领导干部身上的阴暗面时，历史上的教训不能不使我战战兢兢、心有余悸。然而，正是胡耀邦同志那沉甸甸、热乎乎的话语，为我当时的创作思想注入了“鼓足勇气、奋力向前”的精神。经过一段学习与思考以后，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理念：作家只能在矛盾冲突当中来表现我们时代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不敢触及生活中的阴暗面，写光明面也不会真正的具有力量、打动人心。作家的社会职责要求大家站到时代的尖端，以历史的眼光和社会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和提出问题，并且进行干预……为此，我打定主意就写反腐倡廉的主题了。于是，我满怀激情地一口气写出了《谁是强者》的剧本，并在剧本前言中这样写道：“真诚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自己，也真诚地对待创作。这，就是我30年并不十分曲折的经历中，为自己总结出来的一条‘座右铭’。我将以此不断地激励、鞭策自己，度过人生的秋天和冬天，争取为人民写出一点点像样子的作品来。”

　　后来，在北京人艺党委会和艺委会讨论通过剧本以后，1981年的秋冬组织了排练和演出。由林兆华担任导演，吕齐、修宗迪、严敏求、李士龙等担任主演，成为新中国建立以后，话剧舞台上第一部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剧目。说起来故事并不复杂，剧情是这样的：新华棉纺织厂的厂长袁志成在改革开放当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勇敢地利用现有的条件，扩建了一个9000纱锭的新车间，没有料到的是在安装好设备准备试生产的关键时刻，竟然遇到了无法越过的“拦路虎”。那就是，市属电力公司以种种借口不给棉纺厂的电力增加容量，使新车间根本不能试生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经过众人再三的劝说，一向作风正派、性格耿直的袁厂长，带着办公室主任硬着头皮来到电力公司倪科长的家里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同时，也“上贡”送来一条毛毯。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狡猾奸诈的倪科长表面上装作正经不肯接受，实际上却是暗示“礼品”还不够规格，甚至提出了有人要以参加“职工大学”为跳板，直接进入棉纺厂里当干部。袁厂长一听就火冒三丈，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他怒不可遏地说：“有了点儿权就私事公办，化公为私，这就是专啃社会主义的大耗子！……主任，走吧。我得快走了，再不走我就要骂人啦！”但是，倪科长他们的电力公司对此根本不示弱，非但坚持不给新车间电力扩容，还找出借口把原来棉纺厂的用电也给断掉了。最后，只能是袁厂长告到上级机关，在市纪委的直接干预下，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袁厂长还义正词严地对电力公司的刘经理说：“‘文革’中党的领导瘫痪了十来年，传统作风、传统政策都叫人家批了个精光，别人忘了不奇怪，你一个老党员不能忘！怎么，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坏，别人看不出来，你也看不出来？”“这回我不通过任何一级组织，就用一个老党员的名义问问你这个老共产党员，还讲不讲一点儿党性原则啊？”

　　正是由于揭露了社会阴暗面的缘故，演出以后受到种种非难，我们主创人员——包括剧院领导，一时都有些心神不定，紧张异常，惟恐演出在政治上“越过了雷池一步”，乃至会遭到“枪毙”停演的噩运。11月25日正式演出开始以后，观众踊跃，一票难求，现场也反应强烈火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高悬着放不下来，而市文化局的领导更是着急地等待中央领导快来看戏表态。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切都处于悄悄的“冷处理”状态，新华社以及各家主流报纸、杂志也都迟迟不敢发消息、谈观感、作评论，乃至观众的座谈会也不便出面组织。我当时深切体会到，一个戏在演出以后如果毫无反响，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那才是最折磨人、伤害人、煎熬人的。剧本里描写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重大社会事件，只不过是写了棉纺织厂厂长袁志成，为了加快实现“四化”建设，在扩建新车间当中遭受到相关单位的要挟、利用、盘剥，逼迫他向不正之风就范、投降；在“关系学”的重重包围中，他也一度动摇做了让步和妥协。可是，当袁志成违心地去给倪科长上供时，又实在容忍不了对方的胡作非为，乃至“狮子大开口”，终于拍案而起，痛加指责，扬长而去。戏里最大的、要批评的对立面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市轻工业局的党组副书记，这就仿佛是捅破了老天似的，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问题作品。老实说，那时的文艺作品中只能写一点农村生产小队长、大队长的毛病，连写一点老干部的毛病都是犯大忌的。我们剧作家还处于一种“帽子很多，胆子很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被动、消极、无奈和沮丧的状态之中。

　　在那段时间里，导演林兆华就发牢骚说：“讲心里话，我对反映现实斗争的戏，是有创作热情的，甚至是偏爱的。但现实总给我一个感觉：搞一出现代题材的戏像是后娘生的孩子，而搞一出中外名剧，一是根本不要审查通过，二是宣传部门毫无余悸地宣传，三是也容易出名得利。”我也听到了许多好心人的种种规劝：一、最好回避现实生活中尖锐的、不易解决的矛盾，何必一定要“头撞南墙”；二、表现现实生活矛盾冲突，分寸不好掌握，只能是吃力不讨好；三、社会问题提出得再正确，解决的方法再恰当，也会显得虚假、浪漫，观众根本难以相信……如此等等，就只好等着上级下“停演”的命令，卸妆、回戏算了。

　　1981年12月16日的夜晚，是我永远也不会忘怀的。当时，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在那里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习仲勋同志，刚刚调回北京来。应我们的邀请，习仲勋同志立即来观看《谁是强者》，演出以后他到后台来看望大家，并发表了重要意见：“我看这个戏很好。真实，深刻。现在很需要这样的戏。党风问题不解决，社会风气问题也解决不了，‘四化’还怎么搞？”“我们的党已经有60年的历史，有光荣的传统，有力量战胜不正之风。”他还说：“你们的胆子要大一点，不要怕。对于不正之风就是要暴露。暴露它是为了纠正它。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一定要解决。当然，也可能有人对这个戏有意见，那也没什么。”

　　同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也来看戏，谈了很好的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戏。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盼望着这样的戏。这是一个表现了新的生活、新的斗争、新的人物的好戏。”“照我看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好戏。好好宣传一下这个戏可以打消一些人的顾虑。难道写了尖锐的矛盾就是否定共产党？怎么能那样对待中央的文艺政策呢？看戏的时候，我的情绪一直在随着袁厂长走，喜怒哀乐都有。我们党现在确实有许多困难，但是也有充分信心。袁厂长这个人物写得好，很感动人、激动人心。袁厂长是代表着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这个戏触及的问题很深，使人感觉真实。作者是有生活的，演员也是有生活的。戏里塑造了不少活生生的人，很引人入胜。这就能够给人以真真实实的鼓舞。看了戏使我感到——我们的党毕竟是共产党！”“当然，题材仍旧需要广泛，但是现实生活中大的矛盾一定要写。”

　　曹禺院长也说：“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好戏，是一个喜剧。可贵的是，有人物，很深刻，很生动。看了戏很兴奋，演员一个是一个，都演得很好。这个戏扶了正气，打了邪气。”

　　戏剧评论家赵寻这样说：“我想，《谁是强者》所以受到观众的欢迎，至少是由于在艺术创作中取得了这样三点成就： 一、通过真实而深刻的描写，提出了一个关系四化建设与国家前途，为千百万群众所关注并有切身之感的主题；二、这个主题思想是正确地、准确地从生活的矛盾提炼为戏剧冲突而显示出来的；三、这一戏剧冲突是通过有血有肉、有思想感情、有性格特征、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的。这种创作方法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接下来，《文艺报》和《人民日报》文艺部联合在人艺召开了数十人参加的首都文艺界人士座谈会，由冯牧主持；会上发言的有曹禺、舒强、赵寻、吴雪、风子、侣朋、顾骧、王景愚、陈默、林涵表、苏叔阳、刁光覃、刘梦溪，等等。

　　座谈会连续畅谈了12个小时，对这个戏从多方面进行了评论、论争、探讨，既肯定了成绩，又指明了不足，也提出了相关的文艺创作政策问题。而且，这次的“座谈会纪要”，还破例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出来。

　　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来看戏的观众更是猛增，应接不暇，北京人艺只好排练了两组同时演出，一口气就演出了134场。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有1000多个剧团(包括戏曲剧团把话剧改编成自己的剧种)都演出了这个戏，一时成了戏剧界、文艺界的“热点”和“焦点”。紧接着，该戏又获得了文化部和中国剧协颁发的1981年—1982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北京市优秀剧本一等奖和优秀演出一等奖。

　　在这里，不能不提及1985年夏天里，由剧本《谁是强者》结成的集子——《梁秉堃戏剧集》出版时，由于是之执笔所写的那篇“序言”。他说：

　　12—14岁，酒厂学徒；14岁，参加文工团；18岁调入‘北京人艺’，先干灯光，后又在舞台美术部门干具体的行政工作，其中也断断续续地当过演员；1964年开始写上了剧本。

　　今天，出了这本集子。

　　这就是这位作家的几乎所有的经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好学的人，不肯偷闲的人。

　　老舍先生曾告诫他：‘要勇敢地写，不成功就勇敢地扔喽。’他听话，他就这样做下来。同志们曾鼓励他：‘要至少每周精读一个剧本，写书的人首先要多读书。他依从着做了，他写了不少，也扔了不少。这本集子里的四篇剧作，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出来的、选出来的。在这期间，他始终泡在北京的工厂里，旁及于工厂的上下左右。厂子里的，工业战线上的众多的内行们都热情地帮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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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篇剧作是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地排下来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创作的足迹：努力摆脱肤浅的配合政治的习惯写法，顽强地使自己的眼和笔向着生活和人的深部探寻和开掘，于是出现了袁厂长、漂亮姐儿、哈哈经理，和最后那篇戏里的几个结结实实的人物，只要他认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相信他必将会有更大的收获。

　　当前，在文学理论建设方面，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形势。几乎是所有的文章都吸引着我们去读、去思考；并从中选择出于自己有益的东西。结论，当然会因人而异；求同，在这方面是完全没必要的。我们只需要在政治方向上的一致，这当然是最重要的。然而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方面，愈是多样才愈好。我愿意与梁秉堃同志一起学习、思考。使我多懂得些知识，使他能够在今后的创作上结出沉甸甸的果子来。

　　几十年来，于是之和我是“半师半友”的亲切关系，他写的这篇“序言”，犹如是和我在灯下的促膝谈心，有鼓励，有提醒，有指导，有帮助，是那样的真诚，那样的中肯，那样的动情，那样的爱护。如今，只要我一闭起眼睛来，脑子里就会立刻闪现出这样的情景——1981年的炎热夏天里，我们躲在北戴河招待所的房间中，日日夜夜，挥汗如雨，他帮助我逐段、逐句、逐字地把《谁是强者》全部的定稿改了出来……应该说，于是之在《谁是强者》剧本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从收集素材到确定主题，从结构提纲到写出初稿，从听取意见到修改剧本，以至从反复修改到最后定稿，他花费的心血和劳动并不比我少。在定稿以前，于是之曾经动手给我改了一遍稿，请注意仅仅是用铅笔改过的，这是为了不妨碍我最终的定夺。他还有一条规定，即“改后不看，你我两便”。他郑重其事地说，关于这个剧本的生活和人物只有我是最了解、最熟悉的，因此决定权必须归我一个人所有，任何人无权干涉。

　　我个人的理解是，《谁是强者》的诞生，关系到文艺作品“敢不敢碰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冲突”的重要命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剧作家对于这个命题是回避不了的，是想躲也躲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信仰者，作为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家，是理应从生活实际出发去描写矛盾冲突的。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着具有典型意义的尖锐矛盾冲突，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回避它！当时，我在深入工厂近两年的时间里，无数活生生的事实，使人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建设与不正之风的矛盾是相当普遍而又尖锐地存在着，是非要解决不可的。那些坚定的改革者们向不正之风进行的艰苦斗争，那些不亚于战争年代的闪光思想、行为、语言、作风，也都如同烈火一样燃烧着我的心。我虽然也有过动摇和灰心，但是终于觉得如果自己不坚决地站在他们一边，不为他们去呐喊助威，那就是失职，那就是白白辜负了人民给自己的这支笔！实践证明，写光明事物并不一定要搞“假大空”，恰恰相反，触及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冲突正是写了光明事物，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人。因为，社会主义新人确是在与腐朽事物，甚至是在与暂时还很强大的腐朽事物的搏斗中成长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触及到尖锐的矛盾冲突才能给人们以更加切切实实的信心和力量，才能使人们真正看到光明前途。在这次创作当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只要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头，那些尖锐的矛盾冲突不但是可以碰的，而且是应该大碰特碰的。尽管这是一条相当曲折坎坷的、艰难困苦的创作道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长期发展文艺之方针政策，题材、样式、风格当然可以也应该多样化，异彩纷呈，琳琅满目，但是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方针是不可动摇的，而且“主旋律”一定要能“主”得起来，能够带动、影响其他作品；“正能量”一定要“传”得起来，使更多的受众入脑、入心。

　　或许，这就是历史告诉未来的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