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关于“中国故事” 

　　在今天的特殊语境下，“中国故事”也许更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主要变化、主要矛盾的故事。而我也在思考一个看起来相当基础的问题：中国故事首先应该讲给谁听，或者说到底迫切地需要讲给谁听？也许任何人都能条件反射似的回答：当然是中国人。那么，这一条小小的基本的要求，似乎就与我所经历的文学教育和文学训练产生了冲突。

　　我们这一代人在多元的外来文化大规模重新进入中国的时代度过了青春期，在我们阅读文学和学习写作的过程中，世界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视野，但外来的“狼奶”也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对本土文学的优势地位，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但人人都能感知到的“世界文学”的标准。能够和那些世界级的作家比肩，写出普遍性的“属于全人类”的作品，成为了许多年轻作家的理想。这个理想固然无可厚非并且称得上宏伟，但恰恰是这个理想，也使得我们中的一些人往往一不留神就忘记了自己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应该是讲给谁听的。在磨练技艺的过程中，我们脑海中为自己设置的那个“读者”也许并不是活生生的中国人，而是世界文学或者说纯文学领域里那些抽象的标准，以及自以为掌握了这些标准的少数精英。更加极端的情况发生在衡量作品的反响时，许多人把是否符合某种抽象的“文学标准”看得远比读者的感动重要。同时又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在这样的写作心态下，又本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颠扑不破的原则，他们的作品也许反而会写得很“中国”，比他们所能写的更加“中国”——但那真的是“中国”吗？是大多数人眼里的中国、某个人眼里的中国，还是特定的国外视角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假如说一味追逐市场的销量是功利主义的，那么不求贴切务实，只求“友邦惊诧”的写作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功利主义？也许有人会说好的文学终究是属于全世界的，但远到狄更斯近到马尔克斯，又有哪一个世界级的作家不是首先为了本国本民族的读者而写作呢？

　　在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重看北京作协选编的“北京短篇小说名作60年”这套集子，发现我们的前辈比起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能够顺畅地把集体性的“中国故事”和私人化的“个人故事”结合起来。比如赵树理的《登记》和《小二黑结婚》，是把个人故事讲成了中国故事，几个农村新青年的婚姻选择，反映了中国在一个大时代中深刻的社会变化。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故事”往往又能顺畅地转化成“个人故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就是把“文革”十年浩劫的创痛缩略成了一个父辈的爱情悲剧。然而在今天的许多作品里，私人性和社会性之间仿佛越来越泾渭分明，一个人的故事只能代表一个人，很难再去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甚至社会上的一个族群。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本身的原因，文学思潮一变再变，作家已经不再、似乎也没必要以总结、反思一个时代为己任。另一方面则是文学之外的原因，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和价值观的多元，被高度“原子化”的个人已经难以再对公共问题、国家忧患报以几十年前人们那样的高度热情。但不管怎么说，既然都是中国人，总得考虑中国事，既然还用汉语写作，中国文学“可以群，可以怨”的传统也无法丢弃。将个人故事与集体故事、阶级故事、时代故事结合起来，变成我们这一代人真诚的、有良知的“中国故事”，应该是每一个作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