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痛》里的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女儿。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 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日前，作家张翎在多伦多的冰雪严寒之中，写下她最新一部长篇小说《阵痛》的创作手记。

　　疼痛常常出现在张翎作品中，曾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小说《余震》、描写清末华工及其后代在异国他乡奋斗历程的小说《金山》等作品无不暗含疼痛。这一次，张翎将疼痛写得更加具体。

　　女人是历史的镜子

　　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长达70年。小说分为逃产篇、危产篇、路产篇和论产篇4个部分，描写了从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际遇迥异的母亲不同寻常的情感和孕育经历。

　　“它不是一个纯粹关于女人的故事，女人只是镜子，历史事件通过她们得到了折射。”张翎这样说。因此，《阵痛》看似是写三代女人的命运，更多被牵扯其中的则是时代的变迁，张翎希望用一个幽窄的视角去观察一个宏大的世界。

　　《阵痛》的创作灵感，与张翎身边的女性形象不无关系。“我外婆一生有过11次孕育经历，最后存活的子女有10人——这在那个儿童存活率极低的年 代里几乎可以视为奇迹。”张翎在创作手记中说：“外婆生养儿女的过程里，经历了许多战乱灾荒，还有与此相伴而来的多次举家搬迁。”因此，张翎作为她的外孙 女和一名小说家，隔着几十年的时空距离回望外婆的一生，“隐隐看见一个柔弱的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势，在天塌地陷的乱世里默默爬出一条 路”。

　　如果说整部作品是一棵树，那么，母亲家族中那些坚韧而勇敢的女性是张翎小说的种子，与时代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则是根。尽管张翎曾听过或经历过那些历史事件，但要用文学形式去还原时，她不愿光凭记忆写作。为此，她伏案查阅了大量资料，甚至亲自去各地考察。

　　克制和内敛是我的追求

　　张翎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又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尽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和语言基础，她却一直“坚强地抵抗着用英语写作的诱惑”。

　　张翎认为，坚持用汉语写作是因为她对运用语言很讲究，她喜欢在遣词造句上花时间，“而用英文写作时，我会时刻考虑语法正确与否，应不应该这样使用某个词语，如此一来，故事就只能讲得平顺而不是精彩”。

　　认真写作的张翎并不是个多产的作家，当更多的作者选择顺应市场写作时，张翎只是守着自己的特色写作，她说：“克制和内敛是我写小说的追求。”“我要克制，警惕自己过火、直接。”在张翎的作品中，很难看到呼喊、情绪极度渲染乃至失控的场景。

　　“有一次，我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全场爆满。以往看到精彩的影片，结束时大家都会鼓掌，可这次大家只是自发地站起来，默默无语地继续看片尾 的字幕，过了大概十几分钟，有一个人走出去了，大家才尾随着陆续离开，没有任何对话和眼神交流。”这一经历给张翎留下很深的印象，她说：“这才叫做震撼的 力量，面对震撼，最强烈的表达方法不是呐喊，而是内敛的沉默。这是情绪最高级的爆发。”

　　因此，当读者告诉她：你的作品让我哭了的时候，张翎其实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他欲哭无泪。

　　除了语言特点外，张翎的作品中常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她的故土记忆。对此，张翎表示，她欣赏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克莱齐奥所说的一句话：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

　　写作不是青春饭

　　张翎认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的：“女人要写作，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500英镑的收入。在她看来，如果没有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一个人很难写出心灵之作。

　　为此，张翎花了很多时间读书，考资格证书，成为听力康复医师，直到她41岁时，才发表了长篇处女作《望月》。“我心里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当作家，可真正成为作家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而从成为一个作家到被少数人知道的作家中间又经历很长的过程。”张翎如是说。

　　“有一次在法国过海关时，我被问到职业是什么，我说是作家，对方翻了我一眼，说作家不是职业。”张翎认为这话说得特别对，因为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人能靠写作为生。

　　如今，张翎的作品已被更多的读者所熟知，她的作品也更多地被搬上银幕，由中篇小说《余震》改编的《唐山大地震》已打动了许多观众，由小说《空 巢》改编的影片《一个温州的女人》也在今年“三八”节档期公映。尽管如此，张翎却从未想过要迎合市场写作，或兼做编剧。目前，张翎只想单纯写作。“反正我 不怎么着急，我觉得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青春饭，只要我还活着，还能写得动，我就会始终细水长流地写下去。”